青少年时代的磨难和抗争（四）

    （四）“广阔天地”里的拼搏
　　
    “嘀铃铃……”
　　
    一阵清脆的闹钟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一骨碌翻身起床，身着运动衣就出了门。屋外，天色还未大亮。四围的田野一片朦胧。沿着门前一条青石板路，我小跑着来到小河旁的公路上，然后加大脚步，直向公路的远方奔跑，一公里、二公里……直跑得全身一片湿淋的汗水方才回头。
　　
    这是1975年初，我在家里坚持体育锻炼的一个镜头。时年满20岁的我，血气方刚，精力旺盛。从县城高中毕业后，虽未能进一步上高等学校深造，但想到千万个知青命运都一样，都要在中学毕业后去广阔天地锻炼，而我插学就读也读完了高中，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已获得一种满足。至于今后的路子怎么走，我也初步构想了一个理想的蓝图：我要用最大的努力去博取将来的美好前程。最好的办法是在农村踏实苦干几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人们的好感，争取在三年后能够凭良好的表现，让生产队和大队推荐上大学。我把自己的这一理想蓝图勾画得很美满。这个蓝图被我用白纸黑字的形式贴在住房的一面板壁上。我坐在一张旧书桌前，不用抬头就能醒目地看到。那一张大白纸写着我的个人生活学习计划，内容大致是要自己做到三条，即“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每条都定有详细约束，如早上要早起锻炼，要下河洗冷水浴；要坚持看书学习，晚上不到12点不休息；要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出色地完成各项劳动任务等等。
　　
    计划制订后，我便照着自己的设想去实施执行。我是那种言行如一，怎么想就要怎么做的人，有时哪怕这做法不合实际，也要强迫自己机械地照计划办事而不肯轻易变更。譬如为做到第一条身体好，我坚持每天清早就起床跑步锻炼半小时，晚上，吃过晚餐后，哪怕天黑了，也要打着手电到小河边去洗冷水浴。这种锻炼办法是从春天开始的。其间除了偶尔下雨和农活太紧张被打断外，一般情况下都未中断。我身体力行，锻炼身体持之以恒，这引来了许多人的好奇心和惊讶。早上，由于我起得早，跑步锻炼没有多少人发觉。而我洗冷水浴的时间，一般都在天傍黑时分，此时免不了被人看到。我洗冷水浴的地方名叫庙东潭，那里有一处巨大的凸起的岩石。小河从上游流至这岩石附近，两岸河中形成了一段很深的潭水。岩石下河坎也较高，河床只有七、八丈宽，河边又有罩起的大岩石作隐蔽，因而是个天然的洗浴锻炼场所。自从那个春天开始实施锻炼计划后，我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到这庙东潭来洗冷水浴。春天、夏天乃至秋天，洗冷水浴都比较容易坚持。到了冬天，水温一日比一日下降，这时候就得靠顽强的毅力才能坚持了。在天气变冷之后，我往往都到河滩活动身体，原地跑步使身体发热，再迅速脱掉衣裤，跳下河到水中游几十米，上岸后用毛巾擦擦全身，穿上衣裤回家。在由秋入冬冷水浴锻炼一段后，有一天气温骤降，老天终于下了第一场大雪。傍晚时分，我鼓起勇气，踩着积雪来到河滩，在那块大岩下像平时一样原地跑步，跑得全身发热出了汗，即脱掉衣裤，接着纵身一跳，扑入水中。瞬间，那冰冷的河水直刺骨髓，不管多冷，没有犹豫，没有畏惧，我一个劲一个信念，只挥动双臂，奋力向前泅动。泅到河中间时，猛听到河坎的公路上有人大声叫喊道：“快看哟，河里有人在洗澡！”听到这喊叫声，我热血直涌，但没有理睬。别人爱怎么看怎么叫，且由他去看去叫吧！我只管向前游去，待游到河对岸后，又脚一蹬，返身往回游来。几分钟后，我洗浴完毕，爬上岸来，接着用毛巾将全身擦得通红，尔后穿上衣裤鞋袜，从容走上河坎，这时见路旁有几位陌生的过路人还睁大眼睛对我张望着。其中一位40来岁的男子好奇地说：“喂，你这人是怎么回事，这么大雪天到河里洗澡？”
　　
    “我这是锻炼身体呀！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说。
　　
    “锻炼身体？”那人很不理解地又说，“有你这样锻炼的吗？下雪天还洗冷水澡，只怕有神经病！”
　　
    “你才是神经病！”我不以为然地回了他一句，尔后顾自走上了坡去。后面，还听到那几个过路人在议论着：“真是个怪人！怪人！”
　　
    对于我下雪还洗澡的事，就是我父亲和二哥以及全生产队的社员们，也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们也从未见到像我这样不怕冷，大雪天也敢下河洗冷水浴的人。父亲这时也劝我说：“这样冷，你下河洗澡是为个什么呀！”
　　
    “为锻炼意志和毅力！”我老老实实回答。
　　
    “要那意志毅力有何用？”父亲又问。
　　
    “干大事用哩！”我笑着说，“凡要干成大事者，必需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你说是吗？”
　　
    “嗯！看来你是有些不一般！”我父亲似懂非懂地点着头。他对我所做的一切，虽然不完全理解，但总是很关注又很支持。在家里，一切的家务事他都包了，由于父亲的操劳，使我能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做我想做的事。
　　
    我除了坚持体育锻炼外，每天还按时养成了刻苦自学的好习惯。无论生产队的劳动时间再长，工夫再累，回到家上床休息之前，我总要看看书，或者记笔记，写点东西。高中毕业后带回的中学课本，曾被我反复看过数遍。而那时在我的家乡，方圆几公里内，我所熟悉的人，几乎很难找到什么书籍可借。没有别的书可看，我就下了功夫，决心把马列毛著攻读一番。我毕业时候，同学们曾给我赠送有10多个日记本，我选出最大的几个本子，分别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5个专用笔记。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到处都能买到，我先后自己花钱买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列宁全集》、《斯大宁选集》以及《毛泽东选集》-至四卷等经典著作，有一次，还托在北京当兵的大队支书的儿子，从北京买了一本列宁《哲学笔记》，这本书他没要钱送给了我，使我很感激。这些书籍买回后，我一有空闲就认真阅读，同时仔细做读书笔记。在我看过的那些著作上，大都用横杠杠做过许多的记号，而每一个笔记本，几乎都写满了学习体会文章。这些体会文章，有的我曾加以整理，投寄到地区党报《团结报》上，结果先后被采用了10余篇。譬如学《共产党宣言》、学《哥达纲领批判》、学列宁《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后，我写的文章体会都曾被报刊采用发表过，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曾记了5大本学习笔记，总计约50余万字。记这些笔记花去了我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如今回头来看，当初的这种学习方式是多么的机械而又愚笨。假如，在那一段宝贵的时光里，我若广泛地学习文学历史之类的知识，或数、理、化一类的知识，那收获该是多大啊！只可惜受那时代环境的局限，我们不可能找到其他学习书籍，因而也只能盲目地学习政治书籍而已。
　　
    尽管我自学的内容很贫乏，学习的方式也很笨拙，但那时的精神却还是值得称道的。一年四季，在繁忙的劳动之余，每天我都挤出时间在书桌前学习_阵。夏天，天气热，蚊子多，我穿着半统鞋和长衣长裤，抵御着蚊子咬而端坐在桌前学习；冬天，天气寒冷，我用大纸盒装了许多旧棉絮，坐着将脚裹在纸盒里学习。多少个夜晚，当村里的人都进入了梦乡，我伴着桌前一盏小油灯，还在聚精会神地苦读或疾书。由于油灯的熏烤，在我书桌后的板壁上，至今还留着厚厚一层黑烟垢。
　　
    那时由于年轻，我的精力充沛。晚上转钟入睡，早上天刚亮又爬起来。锻炼一阵后，回家吃过早餐，赶紧又得出集体工。工作好，劳动不怕苦和累，这是我计划中制订的第三大内容。我在两年多的实践中，真像个苦行僧一样，实践于自己所写下的诺言。
　　
    高中毕业回来，论知识在乡里已算个“秀才”。大队生产队的领导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常驻我们生产队办点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我回来不久，即要我当了生产队的技术员。这技术员虽不是什么官职，但比起普通社员来，又较为优越。因为技术员相对社员而言多了一定自由；比如在大队公社开生产技术方面的会，技术员有时需要去参加。而开会比队里出工要轻松得多。在搞旱粮和水稻作物种植中，技术员干的是技术活，也不像社员劳动管束得那么死。
　　
    我被指派担当技术员后，当年早春就到公社培训学习了两次。公社驻县农机局的技术员，到一个队现场操作示范，给我们讲解了早稻育秧播种的生产技术。学习回来后，各队技术员就照样画葫芦，一面按照教的要领育种催芽；一面抓紧平整早稻秧田。几天后，早稻种芽长出，秧田犁耙施了底肥，即把种挑到田间播撒，种子上面覆盖一层牛粪，有条件的生产队买了薄膜再蒙上，那秧苗生长就快了。我们那个队最初没有薄膜，就全凭秧苗自然生产。早稻播种后，为防鸟雀吃种，需得有人在田间看守。这个轻松活儿落到了技术员头上，在约半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享受到了这一特殊的“待遇”，每天只需从早到晚守田间，我那时带了一把木椅，在田间坐着，一面守鸟，一面偷空看书或写笔记，学习做工两不误，自己感到这是一年中最惬意的几个日子。
　　
    随着春暖花开，早稻种芽渐淅长出了一片青绿。到四月中旬，田间犁耙水响，插早稻秧的日子就转眼到了。这时农忙很忙，每天天刚亮就要出早工。社员清早出工没有人喊难于统一，有的早，有的迟。刘支书有一天对我说：  “明天起你帮到喊早工吧！”
　　
    “怎么要我喊工？这是队长的事呀？”
　　
    “你起得早，又有个闹钟，能够准时叫人，这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不好再推辞，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从那以后，每到插秧忙“双抢”季节，都由我早上代替队长喊工，我毕业后，姐姐曾给了我12元钱，特意让我到县城百货店买了个闹钟。我早上锻炼，就全靠闹钟将我叫醒。此时喊早工闹钟更派上了用场。每天刚到凌晨5点半，闹钟就准时叫起来。我闻声而起，解个小便就出了门，先到老屋场，后到新屋场，把一个哨子瞿瞿吹几下，然后就高声吆喝：“起床哕……起床哕！出早工哒！”这么重复喊过两遍，我就来到公路上，跑着锻炼一阵，然后来到坪中的秧田边。此时听到叫声的社员们从床上爬起来，个个也到了田边，一天的活计就开始了。大伙儿卷起裤脚下田插秧，那春天的早上，田里的水还有些冷，下去扯过一阵秧后，才渐渐暖和起来。扯秧的技术也有讲究，手要拔秧的根部，要连土带根扯出，否则就要把秧扯断。一个早上扯了约两个小时秧后，太阳渐渐升了起来，队长或支书叫一声：大家休息吧！回去赶紧吃早饭！众人于是从田里拔出腿来，到一旁的沟里稍洗一下，然后拿起鞋子回去。各家有人弄饭的，回去只要吃了，没有人弄的，回去了还得忙烧火弄饭。村子里的上空，袅袅的炊烟就不断缭绕。早餐后，接着上工，这时不必我再喊叫了。谁若迟点来到，队长会扯起喉咙大叫：“快上工呀，不要磨蹭啦！”
　　
    众社员到田间，将早上扯的秧分头提到要插的田里，把秧抛匀后，就开始插了。按照老式的插秧办法，是无规则地在田里插就行了，我那时在公社学的新技术，强调必须扯着索插，说这样即整齐又保证密度。这样，我们就按新式的扯索的办法。_排人站好，两头固定人扯索，一排排栽插下去。这栽法固然可观，但效率很低，插得很慢，全队20多个劳力，总计只有十七八亩田。连插了10多天，到“五·一”左右，早稻才插完。
　　
    此后不久，又接着栽插中稻。因为除了坪田有水灌溉可插双季外，坡上的田都只能插一季中稻。上面对插中稻的管理要求不严，插秧可以自由自在各显神通，秧插起来就快多了。作为种植技术员，我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双季稻的管理上，所以，早稻插完后，田间管理的任务就由我担当，我每天得担着锄头，到田间巡视，看看水是深了还是浅了，秧苗长得怎样，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打农药，什么时候该扯田草，这些都是我管理的职责。按照管理活儿的需要，我报告队长，并决定是否派工帮忙，像扒田草，就得全队人出动，一齐到田里扒土扯草，干上几天才能拔完。施肥及农药一类活儿，也得要几个劳力一起干才能完成。
　　
    田间管理的活计中，我最畏难的是施药打虫，因为农药有毒，那味道刺鼻难闻，什么“滴滴涕”、“六六六”、“乐果”、“一０五九”，这类农药那时候很普遍，我经常要和这类农药打交道。打药时我还要按规定戴上大口罩，药水尽可能不沾到身上，但手上却不可避免地时常触到农药，特别是撒拌沙类的六六六药粉，还得一把把抓着给田间抛洒。施药过后，用肥皂水洗几遍，仍觉其味难以消除。
　　
    早稻插下后，天气一天天热起来，盛夏一光临，火热的太阳更使万物加快了生长的速度，此时，结满谷穗的早稻，很快就成熟了。割早稻，插晚稻，一年四季最忙的双抢开始了，我这时每日凌晨又担负了喊社员上早工的任务。要别人起得早，自己就更要起得早，有时候，比我喊工还起得早的人是刘支书，他常常在我的闹钟还未响之时，就在公路上大声叫醒了我。待我起床一看，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此时虽未睡好，也要强打起精神，出门又将社员们喊醒。结果，大家到田里劳动了好一阵天才亮。双抢最忙的10多天，有时晚上还加夜班干活，一天劳动达到十六七个小时，睡眠不足5小时。再强的身体，在这种超负荷的劳动下也会垮下来。我那时候变得又黑又瘦，成天穿着一套土布染的蓝衣裤，任泥土飞溅，任汗水流淌，整个人已不像人样了。太累的时候，在田里插秧，插着插着就打瞌睡，几乎就要倒在田中了。晚上，生产队为加夜班，煮了几大锅饭，吃饭时，有人等不到分饭，朝地上一坐就睡着了。辛苦的劳动和汗水也没有白流，这年秋季到头，我们队早稻晚稻都获得了丰收，刘支书喜气洋洋，因为这个队是他的驻点队。公社对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双季稻丰收也给予了表扬。
　　
    当年冬天，刘支书与我商议，又让我搞麦、稻、稻三季制的试验。我们在河畔种了二亩田的麦子。第二年又精耕细作种了双季稻。我把很多的精力，投入了这块试验田的管理之中。结果，当年的麦子和早稻取得了高产，晚稻也丰收在望即将收割。刘支书把这块试验田的情况向公社书记作了汇报，公社书记下通知，请了100多名干部和技术员到我管理的这块试验田来参观验收。当场收割结果，亩产有800余斤。三季亩产达1900斤，创造了全公社试验田最高丰产记录。
　　
    由于我的扎实苦干成绩突出，生产队大队的领导也对我比较信任了。在生产队，刘支书又让我担任了辅导员，经常组织社员开会，给社员讲政治时事，学毛泽东著作，有段时间还按上级的要求学了哲学，虽然我自己对哲学并不怎么懂，却仍得一本正经给社员宣读讲解，社员有时听得昏昏欲睡，刘书记还会强打精神敲着桌子提醒大家：“注意哪！不要打瞌睡！你们听不懂不要紧嘛，听不听是态度问题呀！”
　　
    给社员上所谓夜校辅导课，连我自己都感觉有些浪费时间，但又不能不把这种形式主义坚持下去，通常是每月学2至3次。
　　
    在学习劳动之余，我还有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爱写新闻稿。在高中毕业回乡后，每月我都要写3～5篇稿件，投到县广播站、地区及省的党报。这些新闻稿曾时常被采用，别看这些小豆腐块的文章不怎么起眼，发表之后，在地方上却小有名气。本乡人见了，谁都夸我是个“笔杆子”。我的东西写得多了，渐渐也引起了上面的重视，
　　
    有一天，大队刘支书找着我说：“公社邓书记要你去一趟，不晓得有什么事问你。”我不知是何事，匆匆来到公社，邓书记热情地与我握了手道：“你来得正好！我们按县里的通知，要求公社抽1个人去到县里搜集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的展览材料。我想这任务只有你最合适，怎么样？你想去吗？”
　　
    我一听见这事，忙说：  “我愿去，不过大队生产队还不知道哇？”
　　
    “这不要紧，我会通知他们，这是县里要借用的人才嘛！”
　　
    我很高兴地领了任务，当天就赶到县文化馆报到。在领导安排下，决定让我和文化馆黎连成老师一起到水顺塔卧去搜集有关材料。塔卧是当年红军建立湘鄂川黔省革命政府所在地，那里保存的有关二、六军团的史料很多。我和黎连成老师到此地一连住了5天，凡是此处有的史料我们都作了抄录。当我在该处展览馆第一次见到当年红六军团年轻的肖克、王震等人的照片时，不禁感到十分惊奇，照片上的肖克仅20多岁，就担任了军团长，他们当年的年龄几乎和现在的我相当。我亦20多岁，却还在故乡一名不闻，真是时代不同啊，俗语说乱世出英雄，我辈生在和平环境下的今天，又怎有机会走出乡村干成大事哩！在将军们的面前，我感到有点自惭形秽，然而我并不由此就消极了，相反，渴望有朝一日走出农门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此次搜集材料不到半月，回到县里抓紧编写，约一个月后就将所有的展览文字写出来了。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的旧址就是我所在的刘家坪大队的龙堰峪，距我住的生产队只有约一里路。把展览布置好后，我又回到了生产队劳动。我未回之前，曾有人猜测我会走出农村，但实际上我的表现再好，才华再突出，遇到招工招干之类的好事，是绝不会有我的份的，这原因很简单，我的社会关系复杂，基层不会推荐。要跳出农门，又谈何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