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有大政绩就得造大城

江苏苏北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一些地方领导总想留下点政绩，手笔小的一般修个标志性建筑或几条宽阔的马路，手笔大的就会想着再造一座新城。
　　这名官员表示，在“造城”过程中，现任的城市管理者无疑受益很大，能够经手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的大项目，不但能充分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还会因面子工程获取政绩，得到提拔。至于财政赤字、民生欠账，都可以留给后任，自己往往不用负多少责任。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孙施文表示，一些政府进行城市建设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提升地方形象，以提高地方知名度，从而吸引外面的客商或旅游者，却很少考虑当地百姓究竟能否从城市建设中获益。在这样的政绩观指导下，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造新城，操作起来相对容易，而且也好展现。
　　“马路越来越宽，楼越修越高，但我们却没有得到什么实惠。”安徽省太和县的一名村民告诉记者。
　　采访中，一名国土部门的干部毫不隐讳地告诉记者，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十分乐于规划修编，这种修编不是冲着当地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的，而是为了求短期政绩和形象，贪大求全。往往规划要一步到位，这使得规划标准过高，当期建设严重脱离了实际需求。“不说别的，就说现在各地在规划中对城市面积和人口的预期，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城市化率。有人把目前县级规划承载的人口数加起来已远远超过了我国总人口”。
　　一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曾经表示，建新城就是要“20年站前列，50年不落后，100年不遗憾”。

造城后才有更多的土地资源支配
　　在江西、安徽、苏北等一些相对欠发达地区，由于当地大都是“吃饭财政”，因此地方政府要想增加可用资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卖地。造一座新城显然是卖地的最好办法。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可以肯定的是，地方政府从经营土地中能收获良多。地方政府一旦尝到甜头，就会乐此不疲，但后果往往是土地价格越来越高，房价越来越贵，普通百姓非但难以享受到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相反还要为水涨船高的房价付出更多代价。
　　孙施文则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在经营土地时也会算上一笔账，如果在老城内部进行拆迁，不但成本高而且容易引发矛盾，但在城市外围的农村，无论是拆迁农房还是征收农田，成本要小很多。因此，最划算的经营土地的方式就是再造新城，这不但能迅速提升城市形象，同时也能获得效益的最大化。
　　不少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干部在与记者交谈时表示，东部地区当初抓住了政策机遇，获得了发展机会，而现在国家收紧了土地“闸门”，中西部地区发展压力很大。事实上，地不够用已成为当前中西部不少地方发展中最头疼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基层政府通过规划，先把城市框架拉大，将大量的土地先储备到手，从而为以后发展用地预留空间。
　　在安徽某地，当地干部开玩笑地说，该地的城市不是建出来的，而是拆出来的。通过拆迁和征地，这个地方的城市面积比过去扩大了近一倍。这些新增加的土地除了部分划拨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外，不少都卖给了开发商搞房产项目，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也因此大大增加。
　　专家表示，“造城运动”的冲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员可以支配更多的土地资源，而这往往容易滋生腐败。

跟风攀比带来巨大浪费
　　许多地方再造“新城”的出发点往往是好的，既为了城市更好地发展，也为了给市民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往往缺乏科学规划，最终不但未能给百姓带来实惠，相反却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
在一些地方，40多米宽的马路、占地数百亩的市民广场、建得光鲜亮丽的博物馆和体育馆，以往只有在大城市才能看到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如今却在一些县城安家落户。对此，杨保军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时并不根据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却喜欢跟风攀比，看到其他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后，总想学习模仿一下，造出了许多所谓的“超前”建筑，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还有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
　　“筑巢引凤”是很多地方政府建设新城的动机。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向记者大倒苦水：“我们这里经济条件差，为了能吸引更多的外地客商，只能在硬件上做文章了。”对于这种现象，孙施文表示，事实上，这只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一厢情愿，真正的客商并不仅是冲着地方的硬件设施去的，更何况一个城市发展的真正动力应该是百姓的需求，如果这个城市的百姓不能从新城建设中获益，那么建再多光鲜亮丽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也是白搭。
............................................ （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