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典 弘道圣地（五）

    之最关联
　　
    桃川官的福文化
　　
    以陶渊明散文闻名的桃花源不仅是风景秀美的“世外桃源”，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道教圣地之一，被称为“第三十五洞天，第四十六福地”。东晋所建的桃川宫（又名桃川万寿宫）则是桃花源景区内最早的道观建筑，宫内设有的五殿，供奉着“三清四御”等道教神祖以及送子娘娘和财神爷等。当地人相信桃川宫内众神能保佑自己风调雨顺，故道观长久以来香火极盛。
　　
    悠悠经乐萦绕着气势雄伟的桃川宫，袅袅香烟弥漫在这庄严肃穆的圣地。这一沿袭了千余年的传统文化吸引了千余名海内外的嘉宾慕名而来，他们和当地民众一起带着朝圣的心情前来求“福”。不论男女老少都在殿前默许下美好的心愿，然后向众神敬上一炷香。
　　
    当地几百名陶氏人组成的进香团更是声势浩大，因与陶渊明同姓氏的渊源，他们便尊奉其为先人。每年祈福大典时，陶氏人便驱车数十里齐聚赶来拜祭自己的祖先。“既是寄托我们对陶老的追思，也是希望他保佑后代人平安多福。”一位年过七十的陶姓大爷说。
　　
    诵经仪式后，住寺道长端出刚刚供奉给众神的“圣果”，即当地的一种特产“粑粑”给大家时，前来进香祈福的人们纷拥而上抢着吃。据当地的习俗，谁能吃上祈福大典的“圣果”，一年到头都会有“福”。
　　
    景区的另一道观——桃花观内也是人潮涌动，一块刻有“福”字的石屏吸引着所有游客。讲解员告诉大家，紧闭双眼，拾阶而上用双手触摸石屏上“福”字，摸到的位置不同，意义也就不同。一位香港记者顺利地摸到了“福”字中部，当被讲解员告知这意味着“洪福齐天”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我求过‘福’，吃过‘福’又摸了‘福’，现在可是一个真正的有福之人了”。
　　
    谁说桃花轻薄？看灼灼其华，为多少佳人增色。滴清清玉露，羡万株艳蕾流霞。无何春去莫飞，终究鸾枝坠果。于是平仲设谋，东方窃窦，王母宴宾，刘郎题句。况核仁制药，能疗痼疾佐歧黄；条干充刀，可借印符驱厉鬼，准握天机珍丽质，也知季节让群芳。寄言秋菊冬梅，慎勿盲从徒毒友。
　　
    我夸福地妖娆，眺青青之岭，添哪些琼阁浮云。有濯濯明湖，收十里嘉林入画。似新尘消宇净，因恩驾鹤凌空。难怪闻山览胜，高举怡情，秦村访友，碑院挥毫。若清节复生，定唤渔夫回绝境；灵均再世，必歌今日过前朝。莫悲红雨落幽溪，又续风骚垂奕叶，方信凡夫俗子，不须羽化亦登仙。
　　
    中国的耕读文化
　　
    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
　　
    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读过书的农庄主、较富裕的自耕农。他们经济条件好，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又参加农业劳动。一类是隐士，有文化而不愿做官，或不能做官。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锄”、  “西塾课儿孙，东皋艺黍稷”。一类是政府官员，他们中不少人有耕读生活经历，做官后仍关心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和实践经验，热心农业技术推广。当然也有居家务农，半耕关读以求进取的贫寒学子。
　　
    以上三类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都有耕读的经历，但价值取向上有区别：(1)以耕读为荣，认为耕读结合是高尚的事情。(2)认为耕读结合的生活是合理的。(3)耕读是治生的需要。(4)耕读是锻炼人的方式。(5)以农业为业余爱好，为休闲、陶冶性情、复归自然的手段。
　　
    关于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学稼学圃当做小人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与孔子同时的依杖荷条的“丈人”则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后世形成两种传统，一种标榜“书香门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农业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为荣，敢于冲破儒家的传统。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书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  《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中国的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
　　
    耕读文化也影响了文学艺术。知识分子通过耕读，接近生产实际，接近农民，写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生活、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品。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晋代的陶渊明是典型的田园诗人，他的《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就是耕读文化的反映。宋代的辛弃疾在退休的20年内居住在江西农村。他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轩”。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没参加多少农业劳动，但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农民中，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富有乡土气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苦乐。
　　
    中国的耕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它影响了中国农学、中国科学、中国哲学，使知识分子思想接近人民，养成务实的作风。唐宋以来茶陵人的文化需求
　　
    茶陵地处“吴头楚尾”，境内“好山千叠翠、流水一江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加上地处偏僻，战争相对较少，因而不少北人南迁于此，是北人南迁的重要门户之一。从69个姓氏《族谱》中发现，宋、元、明三代南迁于此的姓氏有47个。他们定居后，兴办私塾、书院，希望通过勤耕、苦读来提高家族地位，进入上层社会。耕读文化由此形成，历久不衰。曾培育了122名进士，而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等四大学士是其中的佼佼者。以私塾、书院为表现形式的耕读文化的强化，使贫寒农家子弟走上仕途，成为官宦之家、书香门庭。明代大学士张治少年时，只能靠父亲替人做长工及亲友资助才维持学业，只能住在茶陵州城的偏僻西郊旌忠庵发愤苦读，于正德十六年(1521)一举成名，中会元、进士，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进入社会上层。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受茶陵耕读文化的影响，开创了“茶陵诗派”，写出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耕读文化的强化，不仅养成了勤奋好学的风气，也促进了尊师重教的良好美德。私塾在茶陵各村均有兴办，有的村办有2-3所。书院自宋至清代共办有52所，在湖南名列前茅。元代李祁在《学校记》中称：  “茶陵学校于湖南为盛”，宋代居湖南第三、元代居第二、清代居首位。茶陵书院在清代有22所。清代状元肖锦忠先在沭江书院就学，后辞官又在沫江书院主讲。榜眼曹诒孙先后在县内白沙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就读，后来为官休假时主讲沭江书院。茶陵自唐天复元年(901)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间，中进士者绝大多数曾就读于书院，中进士后他们又反哺社会，兴办书院。明翰林学士刘三吾和进士王廷爵、罗鉴与清进士兰卓焕，分别在县内创办明道、云崖、西畴与范乐等书院。
　　
    石鼓书院记
　　
    石鼓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故有书院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其后，乃复稍徒而东，以为州学。则书院之踪於此，遂废而不复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始因旧址列屋数间，榜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益厂之，别建重屋，以奉先圣先师之像，且纂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若干卷，而俾郡县择遣修士以充入之。盖连帅林侯栗诸使者苏侯诩、管侯鉴、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费赍割公田，以佐其役，逾年而后落其成焉。于是宋侯以书来日：“愿记其实，以诏后人。且有以幸教其学者，则所望也。”予惟前代库序之教不修，士病无为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而为政者，乃成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不有好古图旧之贤，孰能谨而存之哉？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惮其烦，盖非独不忍其旧迹之芜废而已也。故特为之记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无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害，将有不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若诸生之所以学，而非若今之人所谓，则昔吾友张子敬夫所以记夫岳麓者，语之详矣。顾于下学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讲其言者不知所以从事之方，而无以蹈其实，然今亦何以他求为哉！亦日：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又何俟于予言哉！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东麓，占地2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50平方米，集教学、藏书、祭祀于一体。宋代吕祖谦称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为“天下所谓四大书院也”，然唯有岳麓书院在历经宋、元、明、清各个朝至今依然弦歌不绝，无愧天下书院之首。
　　
    历史地位超然。唐代以前，岳麓山是佛教与道教的活动胜地，后来，这些寺庙渐渐发展成为文化旅游的场所。公元976年，在儒家士大夫的支援下，岳麓书院正式创立。公元1015年，北宋皇帝宋真宗也加入到了合作者的行列。他将这座山间庭院的负责人周式请到汴京，赐给他书籍马匹，书“岳麓书院”四字相赠。宋真宗之后，历代帝王相继赐书、赐帑、赐匾，乡绅显贵也纷纷置田修舍，捐物捐钱，使教者得以安心教书，学者得以安心就学。岳麓书院的昌盛来源于它合理的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的道德、学识、社会名望都是出类拔萃的。书院有自己的田产，通过将土地租赁给农民，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老师有优厚的年薪，学生有可观的助学金，居住环境都是一流的。学生以自学为主，每隔十天半月，山长亲自授课。有严格的办学规章，奖优罚劣。在对内实行严格管理的同时，对外则实行开门办学，常年接待访问学者，容许外来人员旁听，安排食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岳麓书院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教学质量，其地位远在官学之上。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宋代曾有“道林三百僧，书院一千徒”的民谚流传，清代则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说法。从宋代到清代，正史有传者数十人，散见于各种方志者，多如恒河沙数，像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这样风云一时、名惊四海的人物也不在少数。而像蔡锷、毛泽东、蔡和森这样改天换地的英雄哪怕只出一个，也会让这座庭院光耀千秋。1926年，历经数次变革的岳麓书院成为湖南大学第一院，校长胡庶华以“忠孝廉节、整齐严肃”八字为校训，用岳麓书院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技术培养学生。1937年国民政府在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升湖南大学为国立大学。1950年毛泽东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在岳麓书院的大门两侧，悬挂着一幅流芳百世的著名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就是这幅令湖南人倍感骄傲和自豪的对联，道出的是岳麓书院作为天下最辉煌的英才荟萃之地的历史事实。
　　
    千年讲坛为新文化开道。南宋干道3年，朱熹赴岳麓书院，与书院主教并排坐在讲堂之上辩论“中庸”之道，实现了岳麓书院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伟大的一次会讲论学，史称“朱张会讲”，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岳麓书院近几年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之路，想将历史上在这里发生过的会讲盛事移接到今天这个时代来，于是“岳麓书院千年讲坛”应运而生，当代学者纷纷踏着前人的足迹登坛开讲。所幸的是，这些人都抱着万分虔诚的态度来续写这段传奇，并没有辱没岳麓书院逾千年来的文化气质。在这个千年讲坛上，他们都以各自特有的犀利禀赋获得了自由表达的权利，他们的言论也赋予了文化学术以及时代生活以逼真的实感。
　　
    天心阁寻古
　　
    天心阁古城墙为长沙古城墙东南一隅，始于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长沙王吴芮筑城。城墙原为土筑，由汉迄宋，逐次扩展，至元基本成形。明洪武年间(1368-1398)，长沙守御指挥邱广营建长沙城垣，将土城墙改用石基砖砌。清顺治十一年(1654)，洪承畴驻节长沙，拆运明藩王府砖石修筑城墙，使长沙“城池崇屹，甲于他郡”。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占长沙后，抚台骆秉章、毛鸿宾、恽世临、李翰章、刘琨等先后对天心阁段古城墙着力加固，设炮台9座，并增建月城，使古城墙成半环拱式内双城格局。辛亥革命以后，长沙城墙被拆除，筑环城公路，天心阁及其所在城墙因属古城胜迹，被保留下来。1924年，赵恒惕主湘政，对阁宇进行全面整修，增建轩、廊与主楼相连，形成完整格局，并以天心阁为主体辟公园，对游人开放。1938年，天心阁及园内建筑群尽毁于“文夕大火”。1985年，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拨款进行再修，既保持主阁的原貌，又参照古岳阳楼，增建了两座两层的辅阁，像鹏鸟的主体和两翼。三阁以通廊相连接，浑然一体。今存天心阁古城墙，长226.2米，高13.4米，顶面宽6.1米。
　　
    天心阁之名据传源于星象之说，因这里地形高峻，星象家认为地脉隆起，为文运昌隆之祥兆。因此在此地修建“观星象、祭天神”的灵台，故天心阁最初也叫“天星阁”。岂料，天心阁因其险要高峻，基址占着全城最高的地势，加之坐落在百尺城垣之上，成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数千年来，战火频繁。先是1636年（崇祯九年）临武、蓝山矿工起义军攻打长沙，致使城楼尽毁。继之1645年（崇祯十六年）8月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攻克长沙，将占据大半个长沙城的吉王府悉数焚毁，接踵而至的是南明将领左良玉烧杀掠抢更甚于前，城中居民备受兵燹之灾，苦不堪言。1647年（顺治四年）清兵进入长沙，所到之处“城中仍无一久居之民，初入城，一望沙场而已。偶有茅屋三、四家，席门俱无，男妇雪中袒跣，并无卧病榻衣被之属。”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西王肖朝贵率先锋部队围攻长沙，误把天心阁作为攻克长沙的主要障碍，在天心阁旁挖掘地道，多次埋设炸药，虽使城垣与阁楼千疮百孔，损毁严重，然最终未能进入城池一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继续南犯，国民党的“焦土抗战”将千年古城付于一炬。
　　
    “登天心而知长沙”，雄居长沙古城制高点的天心阁，自汉代筑城起至今，已悠然跨过两千余年历史。风雨沧桑，古阁依然；史话传奇，源远流长。
　　
    魏源故居
　　
    魏源故居位于湖南邵阳隆回县司门前镇学堂湾沙洲上，总占地面积约2300平方米。1794年，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诞生在这里。魏源故居于1983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定为湖南省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11月，魏源故居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右边横着一座小楼，上下各三间，门窗格局古朴，楼上镶着一副对联：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间。魏源小时候就在这楼上读书，很少下楼。“偶尔下楼，家犬追咬”和“读书入了迷，粽子蘸墨吃”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座楼上。如今，楼上的一切如旧。讲堂的桌凳仍摆得整整齐齐，只是人去楼空。师塾和魏源的卧室一字排开，遗物尚存，让人想起席间夫子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引起满座哗然，学生智出“夕阳反照桃花岸”为之解窘的逸闻趣事。魏源学习时用过的那个背面镌有“墨有宝，书有香，一亩田，足稻粱”的砚池和一块刻有“文生于情有春气，兴之所至无古人”的压书竹片，听说已被收藏，卧室陈列的墨砚和刻着“学而时习之”的镇纸是代之而设的。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张古式屉桌和桌上那盏桐油灯，无不露出历经沧桑的痕迹和色彩。许是“墨有宝书有香”的缘故，诱得老鼠把桌子的抽屉啃出两个拳头大的洞，像历史的一双洞察未来的眼睛。听说，魏源一向“寡言笑，鲜嗜欲，虽严寒酷暑，手不释卷；至友晤谈，不过数刻，即伏案吟哦……”因此，他积累了渊博的知识，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终于在学术上别开生面，好友龚自珍曾赠他一副对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我想，魏源最值得人推崇的是：  “力学敦品，尤笃内行，其学务有用，不托空谈，往言之数十年以前，而验之数十年以后……”不是么？他身负济世之才，一生为改革而呼号，著书47部，卷帧浩繁，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生前遭遇坎坷，但其思想观点却影响巨大而深远。不说成了戊戌维新的先驱，就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与我国推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仍然惊人地吻合，闪耀着光照未来的异彩！
　　
    湖南的寺庙建筑
　　
    湖南寺庙建筑因湖南佛道文化的繁荣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体系。
　　
    中国自古就有自然崇拜、多神信仰的传统，设坛台供露天祭祀，立庙宇为室内祭祀。在湖南各府、州、县也曾有社稷、先农、神祗等坛，并形成定制。南岳自隋代定制衡山，唐初正式建南岳“司天霍王庙”，自此以后各代屡加封赐，岁时奉祀，形成庞大的宫殿式南岳大庙建筑群，至今保存完整。
　　
    湖南寺庙颇多佛道杂神同出，名山胜地往往道观、佛寺以及书院并存，如南岳衡山、长沙岳麓山，既是宗教文化中心又是书院文化中心。同时，改观为寺、改寺为观或寺观改书院、书院又改寺观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佛寺、道观、祠庙在建筑式样上并无重大差别。
　　
    湖南寺庙建筑布局一般采用纵向中轴对称、院落天井组合的传统形式。佛寺有少数建塔的。现存佛寺较大者有多进山门，纵深依山而上，在城镇的则紧凑密集，较小的几乎与民居无异。道观一般规模较小，不设钟鼓楼之类，更接近民间建筑。城隍庙及较大的民间庙宇则多位于城镇，设置戏台于前部，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
　　
    湖南寺庙建筑，往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适应气候条件和人们的生活特点。无论对自然环境的选择结合、建筑群体空间的有机组织、建筑形象的塑造表现，以及装饰装修的重点处理，既继承了中国独特的建筑体系特征，又不完全拘泥于统一的法式成规，既融汇了南方建筑的特点，又表现出湖南地区间、民族间灵活多样性的手法，为湖南传统建筑增添了新的类型，丰富了造型艺术，开创了新的风貌。
　　
    炎帝陵祭典
　　
    炎帝陵祭典是由千百年来世代沿袭的炎帝陵祭祀活动所形成的祭祀民俗。
　　
    炎帝神农民是我国上古时代杰出的部落首领，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创始人，生活于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代，距今6000年至5500年左右。炎帝带领原始民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和实践中，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中华文明的发轫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准备了最初的物质、文化基础，与黄帝轩辕氏一起被并尊为中华民族始祖。
　　
    据史料记载，炎帝神农氏遍尝百草，为民治病，曾“日遇七十毒而不辍”，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长沙茶乡之尾”，即今炎陵县城西1 7公里处的鹿原陂。此后，华夏儿女世世代代运用多种祭祀方式祭奠炎帝，缅怀民族始祖的丰功伟绩。
　　
    炎帝陵祭典分为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两种。民间祭祀始于夏，官方祭祀见（与现同意）于周，帝王祭祀起于唐而兴于宋。至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太祖诏命“建庙陵前，肖像而祀”，随之遣官诣陵致祭，并“三岁一举，率以为常”，成为定制。此后，元、明、清各代祭祀活动从未间断，明代达15次，清代达58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炎帝陵祭典”已成为一个涵盖音乐、舞蹈、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文化载体。2006年5月，炎帝陵祭典顺利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炎帝陵祭祀方式包括文祭、物祭、火祭、乐祭、龙祭等，其中龙祭最具特色和独创性。如今，炎帝陵祭典龙祭的种类和表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既有独具炎陵特色的三人布龙和火星龙，也有代表56个民族的56节长龙、代表5大洲华夏胄裔的5色龙；既有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反映炎帝重八卦生太极的阴阳八卦龙，也有表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现代竞技龙、人龙、飞龙、荷花龙、“九龙盘柱”等现代龙舞形式。举行龙祭时，寓意24节气的24节令鼓和神农锣鼓、南北狮也一同登场，尽情演绎源远流长的炎帝文化，展现华夏儿女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