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纪念品

女书纪念品
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到江永瑶乡做客。前面我已给大家讲了，江永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有着丰富的特产，江永的“三香”就是其代表。在江永，除了这些特产外，我今天还要给大家介绍瑶乡更为奇特的特产——女书及其纪念品。
    当大家刚一听到女书纪念品的时候，一定会感到奇怪，女书是什么东西，或许就是一种女性的书籍吧，有做专门介绍的必要吗？其实，在你了解了它的真实后，就不会觉得是小题大做了。说它是一种女性的书籍，也不算太离谱，的确这是女性专用的一种文字，而且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惟一一种女性文字，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古老文化遗产。
    湖南瑶乡，有一种特别罕见的文化现象：在江永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和广西部分地区，有一种只有这里瑶族妇女才会写、并在妇女中神秘流行、传承的奇特文字，称为“女书”。她们用这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文字，记录只有她们才能读懂的私密。
    女书是一种古老而又神秘的文字，20世纪80年代，女书在江永瑶乡被学者发现，石破天惊，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关注，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学者可以确定它起源的年代。这种被专家称为“南楚奇字”的女性文字，它不似东巴文字那样象形古拙，而以表声而不是表意记录着当地土话。“女书”似篆非篆，类似甲骨文，文字秀丽娟细，造型奇特，古雅秀逸，只有点、圆、斜、竖等五种笔画。其形体倾斜，书写呈长菱形，笔画纤细飞扬，自由舒畅，字体左低右高，没有方正，外观是斜体，和汉字的“多”字相似。女书的书写款式与中国古代线装书相同，上下留天地，行文自上而下，走行从右至左，没有标点符号，不分段落，一书到底。一个字符读一个音，孤立地一个字符连女书老人也说不出具体含义，只有和其他的字符连在一起用当地瑶族群众使用的一种土语念时才能确定其含义。女书共有2000来个字符，能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它有许多异体，多一笔少一笔无所谓，只要保持基本形状即可，故而还有好多是字同义异。女书的特点是完全诗歌化，可采用当地方言土语吟咏。内容多为表述妇女苦难、衷情的歌谣。
    女书没有印刷出版物，而是用毛笔书写在精制手写本、扇面、布帕、纸片上，或绣在手帕、丝巾、服装上、织在花带上。写在纸上的叫“纸文”，写在布帕上的叫“帕书”，写在扇面上的叫“扇章”，绣在布帕上的叫“绣字”。无论诗文、书信等，书写款式同我们熟悉的竖排书写相同，形成的书籍的装帧形式是线装本、竖排版、手写体，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种倾斜和修长字体，呈棱形框架，样子有点像蚊子、蚂蚁，当地人称之为“蚊子脚字”、“蚂蚁子字”。
    与其他古文字相比，女书有四大独特之处：一是只在妇女之中传承使用，传承方式为老传少，母传女，世代传袭；二是记录当地土语并用当地土语读唱；三是字形奇特，呈长菱形，有甲金文的风格，但又迥然相异；四是人死书消，无文物可考。目前收集到的近20万字的“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无论哪种承载方式都十分讲究形式美。如写在纸张上四角多配花纹，写于纸扇上多插绘花鸟图案，织绣在巾帕花带和服饰上的，则是精美的女红工艺品。
    女书最大的特点是诗歌化，它不是读的，而是唱的。这里记录有女书硕果仅存的传人，98岁老人阳焕宜翻译的一段女书，可以看出它的确完全诗歌化。
“把笔修书我诉苦，诉说我身好可怜；
我是出身新宅女，嫁到邻近洞口村……”
    老人用心灵触摸着那些神秘的文字，抑扬顿挫地吟唱仿佛诉说着一个不为人知世界的悲欢离合，黯淡的眼神渐渐流光溢彩。阳焕宜老人是一生伴随女书成长的惟一健在的女性。她的谢世，将意味着当地妇女之间用女书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分享感情、闲聊家常和交流生活经验的传统的消失。
    女书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个瑰宝。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它是一种专属文字，所以它的使用和传承也很特殊，千百年来它是一种只在女性当中流传使用，传女不传男，是以母女相传的方式代代相传，或由亲密的结拜姊妹教习。谁也没打算将小时候从外婆那儿“得道真传”的识“天书一本领传给家里的男性。解放初期，当地妇女用“天书”通信，被下乡的工作人员误以为是什么“密码”，一度禁止使用。
    “女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仅仅在江永县上江圩乡及其周围方圆不到百里的范围内流传，而且仅为妇女使用？于此，史志不载，族谱碑文不述，其传习均属家教亲授，世代相传，谁也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也不为外界知晓。1931年印刷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花山》条中已将“女书”作为“似蒙古文”的文字略有述及。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瑶文歌》序文也记载道：“一九四五年，何君晓南持猺文一纸，云是猺女读物……纵横五百七十四字，字迹秀媚，行列端整，不知出自谁家女手，惜一字不可识，无以解其音义”。连著名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听说“女书”后，也感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为此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2003年在法兰克福宣布，中国女书是世界上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特为此颁发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男尊女卑，一个以男、权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国度里，却有着女性专有的文字存在，形成独特的女性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时至今日，女书的起源也一直是个谜，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在“江永女书国际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以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围绕世界现存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妇女文字，已出版论著近20种，发表论文150多篇。
    与“女书”相伴相生的，是当地女性独特的社会生活习俗。女书有着深厚的母系社会的痕迹，是沉淀于文字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江永地处湘桂粤边界，当地婚俗十分完整地保留了封建社会汉族旧婚俗的繁缛礼俗，流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受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瑶族女尊男卑观念影响，妇女婚后3天即返回娘家，直到怀孕生子后才正式在夫家居住。这一古老婚俗客观上使得当地新婚少妇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能自由享受少女时光，与同村姑娘玩耍，唱习女红。当地妇女一般不下田劳动，她们擅长女工，还擅长女歌、女书，能用女书记事、通信、写传和祭祀。当地妇女定期赶赴女神庙会请求神佑，并借此交流聚唱女书。农历正月十五和四月初八日，当地的未婚女子和新婚未久、仍在娘家生活的女子，都要带上自己写得最好的女书，做得最好的刺绣，以及食品等，到村内当年即将出嫁的女子家，如果村内当年没有出嫁的女子，则在村内最年新作等，叫做“斗牛”。故“斗牛节”又称“女儿节”或者“姑娘节”。每到阴历六七月间，当地一年最热的时候，青年女子就要相邀聚集，选择风凉舒服之家，一起纺织刺绣，以女书为媒介，读书作诗。当地称这段时节叫“女子吹凉节”。江永县的花山庙是女书活动中心。每年阴历五月初十便聚会于此，手拿写有女书的巾帕、纸扇，高歌赞颂她们心中女性的主神姑婆娘娘。这种神秘古老奇特的女性文化，是她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她们不像中国传统女性那样有苦憋在心里，而是通过女书倾诉出来，姐妹们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共渡难关。
    历史上江永及周边地区妇女尤其年轻姑娘之间，自古流传着一个习惯——结交“老同”（同性伙伴），不论姓氏异同，不论辈分高低、年龄大小、以婚未婚，只要情投义合，就可结为义姐妹，双方家庭为此专门修书，举行结拜仪式。一般为七个，称“七姐妹”。一旦结为姊妹，便终生友爱，不定期的用女书传递信函，交流感情。义姐妹经常聚集一起做女红或纺纱织布，她们一边劳动，一边读纸扇。由于结“老同”直接体现出人品、聪明才智、道德等，因此能否结到更多的“老同”直接影响到该人的社会地位，甚至有结不到“老同”，一辈子嫁不出去的说法。这使得识写女书成为了当地妇女心目中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言。当好姐妹“出嫁”时，她们都要赠送新娘一本自己亲手制作的女书，里面写尽了姐妹美好的祝愿和姐妹情谊。而且还要在婚前“歌堂哭嫁”唱女书，在新娘出嫁的仪式上，用女书书写《三朝书》作陪嫁贺礼，且当众宣读。新娘陪嫁的贺礼——《三朝书》，也就成了新婚之日婆家摆放在大厅中骄傲的“脸面”。足见女书在当地妇女生活中的神圣地位。
    旧时当地不少才情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蚊形字”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画、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传记婚姻家庭、女红艺术、文化娱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情操、幽怨私情，也编译汉文唱本等，系统地反映了这一带妇女的喜怒哀乐。她们用女书编歌和创作，所以女书作品几乎都是诗歌，主要为七言诗，少数为五言诗，一般书写在精致的宣纸、扇面、布帕上。女书的作品可广泛用于女子出嫁、结拜姐妹、祭祀和悼念等。还可用来记录历史大事，如《太平天国过永明》、《解放歌》等。《肖氏女》、《三姑记》等汉语民间故事也被她们翻译成唱本，大部分女书所言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女中豪杰或贤德之女。
    许多女书作品完全用写实手法自叙自叹心比天高、命如纸薄，许多美好意愿在黑暗中化作泡影的悲苦境遇，并请出民间传说中的神灵帮助逢凶化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仅都是个性张扬的“女强人”，强烈要求和男性地位平等，而且她们极端厌弃鄙视男性所热衷的功名富贵。女书的主人将自己受压迫受歧视的痛苦写出来，唱出来，使在现实社会中被压抑扭曲的心灵得到一丝缓解和释放。女书已由单纯的文字变化为妇女与命运抗争的武器，成了她们的精神寄托。“三从四德”对女性的规范束缚曾经是世界性的倾向，但儒家道德伦理的影响力却在女书中被大大削弱。
    女书是这里女人最好的伙伴，是女人生命中一盏温暖的灯，是研究女性文化的一本百科全书。它记载着她们的朝朝暮暮，记载着她们的悲欢离合。当她们要离开这个人世时，惟一挂念的就是女书，一定要伴她们到另一个世界。作为女性隐秘的私物珍藏，女书流传区域有个规矩，大凡有妇女过世，她生前喜爱的女书作品，无论是纸文、帕书、扇章都要焚烧化为灰烬，以便主人到了阴间仍有女书为伴。所以这些记有女书的物品，往往是人死书焚，多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留给后人保存完整的女书作品寥寥无几。
    一种边缘文化，纵使有着珍贵的独特文化记忆，但在今天已失去鲜活的生命。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似乎正渐渐转身离去，人们对于女书处境发出颇显沉重的叹息。江永“女书”这块独特的文化“化石”，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植根甚古、牵涉面甚广的神奇文化现象，举世罕见的记号音节文字，堪称世界文化瑰宝，为人类破解自身之谜提供了含量十分丰富的信息。作为一种罕见的历史文化遗存，它对古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民族文化史、妇女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和哲学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可喜的是江永女书于2002年入选我国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该名录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类文化遗产记忆工程”的一部分。
    在对女书字形的研究中，人们惊奇地发‘现，只曾在史前人类的文化如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化、甲骨文中出现的“图腾崇拜”却在女书字体里呈现出明显的痕迹。女书中，有像鸟体或者鸟体部分之形造成的字符。这些字符显然是在鸟图腾崇拜时代所创造，只有在鸟图腾崇拜的原始思维的主导下，才有可能出现以像鸟头之形标示人头，以像鸟体之形标示人体，以像并列双鸟之形标示人君等等一系列女字。这和甲骨文演变的汉字“头”象形为人的头，人的身躯象形“体”、一个人握着笔加一张口象形为“君”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甲骨文系崇拜人，女书崇拜鸟的现象是否意味着以甲骨文系文化主打中华的语言文字理论将可能会随着女书这一惊人发现而打破，从而形成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北南两部分中华古文化，后者最大的可能代表便是春秋时曾雄霸中原的吴、越王国的起始族群——从未见到过其创造和使用自己民族文字作任何记载的古越人。我国的鸟图腾文化源远流长，从代表古越族史前文化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一直延续春秋和两汉时期。出土的文物大多显现着“鸟图腾崇拜”的痕迹，甚至在数千年之后，越王勾践佩剑上雕刻的“王”字下方，也有二鸟呈现。
    无独有偶，在江永上江圩一带，农历二月初一是当地的“朱鸟节”（朱鸟即凤凰），家家户户都以乌梨叶杂糯米粉做糍，邻里互相馈赠，并把糍放在小竹竿上，遍插田地里，以供鸟食用，称之为“朱鸟糍”。这里的民众都爱好养鸟，每年二月初一举办鸟会，比赛谁养的鸟最好，看来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瑶族女性文字符号体系，是一种与甲骨文同时期，甚至更古老的文字。否则，女字中为什么有着大量甲骨文遗迹？女字构形原始兼古雅，女书唱腔古拙兼悠远，其流传地域及保存方式极为独特，与楚辞的吟颂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女书的线条究竟有什么样的空间特质，它与原始艺术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女书作为一种丰富的民俗文化现象，无疑形成于十分特殊复杂的文化土壤。当地汉瑶杂居，楚风瑶俗交错，古为楚越文化拉锯、之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更迭，至今当地居民中，不仅所操的汉语土话里留有古越语言“底层”，在传统的风俗习惯中，还遗存有明显的越风、楚习、巴俗。而流传在女书和所记录的土话与壮侗语族保留的古百越语言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中的一部分是相同的，因而有可能是古代百越文字、楚文字或巴文字的孑遗和演变，尤其是古百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女字的构成几乎都能在百越后裔的各民族的织锦图案中找到，瑶锦上就织有数量不等的这种奇特文字的符号图案，其形体结构与含义，与传统‘女书’字符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是书体女字在编织物上的图案化。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画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画，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还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还有学者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他们认定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
    作为人类一种独特的文化遗存，女书向世人提供了一串深不可测的谜，一团至今仍未拨开的雾。无论如何，这种奇特的人文现象总与湘南一带独特的女性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不落夫家”这种由对偶婚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时期的婚姻形式，反映了母系制对父系制的顽强抗争。这种一方面与男性社会隔绝；另一方面内部又特别活跃的“女性社会”的形成，为“女性密码”的滋生成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上树折花选大朵，下树许女选官家，嫁入官家官事多，嫁入民家民事多……”，这首音韵整齐、琅琅上口的七言诗，大意是说少女时代在娘家享受的愉快时光，符合当地自古贵女娇闺、晚婚晚嫁的习俗。聆听着婉转悠长的女书歌声，潇水淙淙的水声，晚风吹过竹叶的潇潇声，令人思绪幽幽。一幅古代女子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就这样徐徐展开…
    参观到此，不知您有何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