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另一种想象

关于知青的历史，经过大量文艺作品的书写，历史真实在受众视野中逐渐敞开；但另一方面，知青叙事的模式化与知青群体形象的概念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人们对历史的想象。韩东说：“我们的文艺在不知不觉中已构造了关于知青生活的诸多概念。”而这些抽象“概念”在文艺作品中是如何形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能概括出差异性极大的知青情感经验？由此，韩东深表忧虑：“不是知青的历史不够深刻，而是我们的文艺作品浮于表面。不是知青生活不够复杂、沉痛，而是我们的文艺过于简单、天真了。”正是因为过去关于知青的叙事太过于简单化、表面化，那些“个人”的记忆在大众的接受与认识中逐渐流失。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些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拒绝、被主流文艺思潮所淹没的个人记忆，在文学叙事对历史的再度建构中有待浮出地表。韩东的长篇新作《知青变形记》(花城出版社2010年出版)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的重构，实现他让文学提供给后人的想象更复杂多义一些，更深沉辽阔一些的审美理想。
韩东的小说没有梁晓声作品中无比豪壮的激情与昂扬悲壮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没有张承志小说中那草原游牧生活的浪漫诗情，也没有铺展出史铁生那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农村风俗画面。韩东有意远离了对历史的正面叙述，他没有着意去叙写物质生存的贫乏，而是把以往知青叙事中关于历史的文学想象搁置一边，在个人记忆的召唤下，实现了一种极富“现象学”意味的“还原”历史的叙事意愿。通过这种无限接近历史现场的“还原”，韩东试图在历史结合点与分裂处的间隙中揭示一种文化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根植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识中。作者把人性放在城乡文化视阈中考察，通过人物关系的精巧设计和简洁清淡的叙述，使人性的昏暗与生命的荒谬本质在文本中获得举重若轻的呈现。
小说对运动中存在的几股力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这种复杂历史经验的揭示，不仅激活了历史事件在叙述中的现场感，也使作品对知青生存本相及其命运的揭示有了深厚的历史根基。由于以福爷爷为代表的乡村宗族势力的存在，罗晓飞与邵娜的爱情曾一度受到了庇护。但一旦家族的利益遭遇危机，福爷爷又暗中撮合了罗晓飞与寡妇继芳的火速“交配”，同时也直接导致了罗晓飞与邵娜的爱情灰飞烟灭。“知识青年”在以往的知青叙事中常常是以低姿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但这部小说中知青老于的出现颠覆了我们对非个人化的知青群体形象的既有认识。他代表了乡村众多势力中的一极，成为知青名正言顺的代言人。这种向“权威”发出挑战所显示的气概，不同于梁晓声笔下的知青与大自然搏斗所表现出的那种豪情，而是知青与非正义力量较量时所展现的叛逆姿态。与此相反，大许的形象使我们认识到，“知识青年”不仅是荒谬年代的受害者、受骗者，某种意义上也是导致这场社会灾难的参与者、共谋者。事实上，“知识青年”这个群体并非一池清水，而是存在着鱼龙混杂的状况。在某些知青出身的作家作品中，“知识青年”所不为人知的那些孤独的个人灵魂的黑暗面，在作家的意识中被不自觉地抛弃了。相对于那些推卸历史责任、回避灵魂污点的知青叙事来说，韩东对这一群体的灵魂阴暗面的检视、拷问与剖析，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刻的生命反省意识。
这部小说直接以知青为视角，以荒谬的政治生态为背景，集中笔力塑造了南京知青罗晓飞的悲剧形象。外在身份的突变，以及爱情的破灭，使罗晓飞从“本我”变成了“非我”，其性格心理与精神状态在个人与历史的强制性遇合中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异。但韩东的兴趣并不在探讨身份认同的问题，而是为了强调生命内在的悲剧性。韩东更认同悲剧的力量。人的悲剧性在韩东的叙事中成为一种本质性存在。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试图探察人在特定的历史中，如何阴差阳错地从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又如何实现了文化身份的转换。罗晓飞从知青到农民的“变形”，并非外在意义上的改头换面，也非自然环境上从城市到乡村的简单位移，而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悲哀，是在一切遭遇毁灭之后对乡村诗意世界的无奈的皈依。
《知青变形记》是作者在个人记忆的召唤下，激活有待被唤醒的历史所形成的文本。关于知青的历史在不断的改写中被唤醒，个体情感的原初经验也随之渐渐浮出水面。韩东对“历史整体性”这一概念的怀疑，使他能够深入事物的内部，自觉地抗拒历史的同质化，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矛盾性，以及生命的内在悲剧性，形成了知青叙事的另一种审美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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