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

中美作家智慧比拼与较量

更新时间:2018-03-19 12:34:58 来源：www.okzjj.com 编辑：本站编辑　已被浏览 次 查看评论
张家界旅游网 公众微信号 半个多月里，中美作家的交流都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中美作家火花碰撞、友谊递增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比智慧、比学识、比阅历。
　　应该说两国出列的阵容都很强大，两个国家的作家都是在各自国家广有影响并多次获奖的。但美国作家明显比中国作家年轻，中国作家明显比美国作家更有经验和阅历。美国作家大多是70后。而中国作家大多是60后。在第一天的自我介绍环节里，两国作家就显示了各自不同的智慧、风格和风采。
　　美国作家团团长克里斯托弗·麦瑞尔，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主任，是中美双方作家文学交流的具体实施者。他先代表美方致欢迎词，欢迎词虽然不像中国的欢迎词那样热情洋溢，但却充满了真诚和情意。他的风格是既学术，又官方，谦和，温让，彬彬有礼，不失风范。
　　中国作家团团长刘震云的开场白则先声夺人，幽默中含着庄严。他说：中国有56个民族，我今天带来了6个民族。土家族、纳西族、羌族、东乡族、布依族和汉族。6个民族，不是中华民族的全部，但却是民族精神的全部。美国作家今天与我们的对话，不仅仅是与中国的6个民族对话，而是与中国的全部民族对话。所以，美国应该早就邀请我们来，我们来得越早，你们对我们了解得越快越多越好。
　　我的开场白则是从我踏上美国土地时，对美国的认识开始的。谈到我的创作情况时，我说我是多栖动物。既写散文、诗歌，也写报告文学和影视剧本，同时也写文学批评。谈到我为什么写文学批评时，我调侃着说，是因为我写诗歌写不赢与我同来的杨国庆、禄琴，写小说写不赢同来的刘震云、和晓梅及了一容，也写不赢最年轻的80后小饭。在文学圈混不下去，就试着改行在文学批评圈混。于是，我天天写文章批评他们。他们对我是又怕又爱又恨。爱我时，天天请我吃饭喝酒。恨我时，恨不得把我剁了、吃了。团长刘震云是被我骂得最多的。但实际上是骂得越多越厉害，他们越高兴，骂得越厉害，我也越来劲。因为，他们和我都可以在骂声中出名。现在这个时代，骂和被骂，都是最容易成名的捷径。中国作家和美国作家都不停地因我的自我介绍而鼓掌大笑。
　　美国作家吴川自我介绍时，说到了自己家族的赌博史，这让中国作家和晓梅自我介绍时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和晓梅说，她的外祖母就是云南丽江的名门望族，她外祖母最擅长的手艺就是赌博，远近客商们的钱都被她外祖母赌博赌走了。她外祖母因为特别能赌而成了当地富婆。所以，和晓梅特别提醒美国作家吴川，叫他的家族千万别跟她外祖母赌，免得也像那些丽江客商一样输得倾家荡产。和晓梅的发言，也因此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当天第一个回合后，美国作家团团长克里斯托弗·麦瑞尔就对中方翻译吴新蔚说：中国作家太优秀了，他没想到！应该说，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在第一个回合里占了上风。
　　在此后的多次交流和讨论里，有几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写作比赛。写作比赛，实际上就是命题作文。美国作家对写作比赛似乎是乐此不疲，而中国作家却个个都不感兴趣。当美国代表团团长问中国作家对此有什么感受时，刘震云直言不讳地说，此举对中国作家毫不新鲜，因为中国作家从小学就训练命题作文，一直到高中毕业。美国是在拾中国人的牙慧。
　　第一场命题作文是以颜色为题，写任何题材都行。中方带队翻译吴新蔚说，去年跟美国作家交流时，美国女作家KIKI，15分钟就写完了一首诗，并且很好。为美国作家争了光。我们不知道上一个代表团的命题作文是什么题目，但这次我是第一个交卷的，我用了12分钟写了一首短诗，比上一个代表团的KIKI少了3分钟。那天，我正好穿的是一件具有民族特色的红马甲，所以我写的颜色是《红》。我这样写道：写作营的窗外是一片春天的绿/而我穿的/却是一点秋日的红/它与春的景致非常和谐/它与我的肤色匹配相融/衣服上的一道道布纹/是我祖先走过的一条条山路/袖口上盛开的一枚枚花朵/是我民族亲吻的一瓣瓣红唇/火一样的激情和温暖/诗一样的温馨和图腾/都连着我祖先的血脉/民族的根筋/都指向我生命的昨天/和/来生。
　　与我同写红色的是美国诗人凯尔。如果说我的诗透着深切的民族情感和自豪，凯尔的诗则透着悲怆的民族情感与忧患。他的诗我记不住词，但我记得他写到了民族的泪、战争的血，写到了爱恨与和平。非常深刻和博大。凯尔是个黑人诗人，他的每一首诗和每一次讨论，都传递着对民族和种族的大爱和大虑。
　　而杨国庆抒写汶川地震劫后余生的顽强之绿与和晓梅抒写爱情春天的浪漫之绿，同样也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喝彩与好评。
　　整体比赛，应该说，中国作家轻车熟路，也占了上风。
　　但在接下来的作品讨论里，我认为美国作家占了上风。
　　讨论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美国作家麦卡锡的长篇小说《路》与中国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路》讲的是地球毁灭后，一对父子走在路上求生的故事。《活着》是讲福贵一生的坎坷命运。对美国作家麦卡锡的《路》，中美作家出现了尖锐的对立。美国作家对麦卡锡的《路》是高度评价，而中国作家却几乎是一致否定。美国作家认为麦卡锡的《路》开创了美国文学的先河，其语言魅力和思想深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中国作家则对《路》几乎进行了一致的否定。一是题材不新鲜，太多的灾难小说和电影，中国网络小说，更多这样末世情节的作品。看到的作品都比麦卡锡的《路》好。二是小说不好看，从头到尾都只有父子两个人物，并且没有任何引人入胜的情节关联，实在是单调、枯燥和乏味。中国作家对《路》的一致不留情面，使得美国作家都有些脸上挂不住了。我只好最后一个站出来圆场或者和稀泥。我以一个评论家的眼光，以非常客观的视角，对《路》提出了几点肯定，也提出了几点建议或者不足。我说，在世界末日，一切都被毁灭时，父子俩对亲情、人性和未来的坚持，亲情、人性和希望的劫后余生和永不泯灭，是其高度所在。作者对人类与自然命运的悲悯，体现了作者应有的艺术情怀。同时，我对中国作家的观点也表达了赞同。美国团长克里斯托弗·麦瑞尔对讨论进行最后陈述总结时，对我的发言特别表示了肯定和感谢。
　　在讨论余华的《活着》时，我觉得美国作家比中国作家更懂余华，更懂《活着》。吴川和凯尔对《活着》的解读，可以说是非常到位和精辟。他们认为《活着》固然写出了生命的悲怆、命运的残酷和人生的坚韧，但余华在《活着》里，让福贵所有的亲人都一个个死去，只留下福贵一人，不是真实和现实，而是作者自己的意愿。读完以后，不是让人感到是生活逼死了福贵所有的亲人，而是余华逼死了福贵所有的亲人，是余华在牵着福贵的鼻子，而不是命运和生活。他两人对《活着》的评析，赢得了大家一致赞同。而这是中国作家所没有谈到的观点，所以，我以为在作品讨论环节，美国作家占了上风。
　　围炉谈话，是所有文学交流中最常规和频繁的项目。这个项目是针对中美两国青年作家的。美国的克里斯托弗·麦瑞尔、中国的刘震云和我，主要是听。在这个环节，我以为是中美作家打了个平手。中国的和晓梅、杨国庆、小饭、了一容和禄琴，都做了非常精彩的个人陈述。和晓梅是纳西族女作家，曾经获得了中国作协的21世纪文学之星和《人民文学》杂志的春天文学奖。她的作品都是事关纳西族女性命运的，她的陈述，是以文学与土地为关键词的。简洁而深刻。来自汶川羌族的杨国庆曾经写出了《神奇的九寨》这首家喻户晓的歌词，他的围炉谈话，是以文学和民族为关键词的，非常生动和别开生面。他敬献给安格尔的羌红，现在还披挂在安格尔的铜像上。小饭是来自上海的80后，他的发言是围绕着中美文化差异及碰撞对年轻人的影响而进行的，观点新颖而独到，特别是他那句美国文化一直在欺负中国文化，影响中国的年轻人，中国文化也应该影响美国的年轻人的豪言壮语，让我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来自宁夏西海固的东乡族作家了一容也是中国作协的21世纪文学之星和《人民文学》杂志的春天文学奖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他的发言则是以文学和苦难为关键词，来展示他那片土地苦难中的坚韧。禄琴在现实生活中非常豪爽大气，但在发言时，总是腼腆而少语。她的围炉谈话，是围绕文学与女性展开的。深情而多彩。
　　在中国作家围炉谈话的自我陈述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杨国庆谈到其父亲对他文学的影响时，讲到了文革对其父亲的打击，谈到了“四人帮”。美国作家不明白什么是“四人帮”，就问：“四人帮”是什么？杨国庆非常巧妙地回答：就是阻碍中国发展的四个坏人。我担心美国作家再问“文革”是什么，再问“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等更多更深的问题，把一个学术讨论变成政治讨论，就连忙站起来指着刘震云、了一容、小饭和我自己用英语一一数到：one,two,three,four,就是我们四个坏人！美国作家和中国作家及旁听的教授、翻译，全都哈哈哈哈大笑。一场很可能发生的政治讨论，在我的灵机一动中化解。美国作家果真没再深问下去。事后，中国作家都毫不客气地赞扬：彭老师太有政治智慧了！杨国庆本人也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我对几个年轻人说，你们的发言都很精彩，为我们争了光。但我们的发言要尽量在学术范畴里，不要自己往政治箩筐里跳，引火烧身。因为政治不是我们这些作家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一旦对方提到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也不要怕，光明磊落，勇敢面对。
　　其实，在整个的学术交流中，美国作家和中国作家都是非常友好的，双方都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提出一些恶意的政治话题。
　　在讨论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歌时，我们中国作家还做了件令大家都非常自得的事。那就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翻译界对惠特曼诗歌境界的误读，被我们那天发现并纠正了。
　　那天，是一美国有名的教授给我们讲述惠特曼的诗。他讲的是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当我看到中英文对照时，我惊呆了，我发现第一句翻译就是严重的错误。I celebrate myself,and I sing myself/And what Iassume you shall assume/For every atom belonging to me as good belongs to you.中文是这样翻译的：我赞美我自己/我歌唱我自己/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同样属于你。我看后，站起来说，教授先生，我感觉中文翻译在这里有严重的错误，并且是本质性的错误。And what I assume you shall assume这句，我认为不能翻译成“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而应该翻译成“我承担你将要承担的”。这个what一词，应该是I assume you shall assume整句话的动宾关系或者是因果关系，而不是I assume的动宾关系或者是因果关系。因为纵观这首诗和惠特曼整个的诗歌创作，惠特曼的诗歌都在呼唤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都在幻想给予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有一种悬壶济世、舍我其谁和世界大同的宗教情怀与人文情怀，所以，惠特曼不可能强调的是“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这种对等关系，而是“我承担你将要承担的”的这种担当意思。他不是在说：我承担的，你也要承担，我不承担的，你也可以不承担。而是再说：我承担的，你可以不承担，你不承担的，我也可以承担。你承担不承担无所谓，我不在乎你承担不承担。如果翻译成“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那言下之意，就是你不承担的话，我也不承担。这就把惠特曼的艺术的宗教情怀与人文情怀弄得太小了、境界弄得太低了！他为什么要自己歌唱自己、自己赞美自己，就是因为他有“我承担你将要承担的”这种大气的情怀，而不是“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这种小家子气。如果是“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这种小家子气，他就没有资本自己歌唱自己、自己赞美自己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我的一席话，立刻得到了刘震云的热烈呼应，接着得到了和晓梅和小饭的热烈呼应，美国作家马特、凯尔、吴川、琪琪和阿曼达也纷纷表示热烈呼应，禄琴、了一容和美国所有作家及旁听的教授与翻译也完全赞同我的观点，认为我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给我们讲课的美国教授尽管也非常赞同我的观点，但他还是非常惊讶和失落，他没想到，他几十年来一直奉为翻译经典的这本惠特曼诗歌译文居然是错误的！于是，他把纸箱里所有的中文版本都找来让我看看这几句的翻译是不是有错？我看后全部给予了否定，并且一本不如一本。这让讲了几十年惠特曼诗歌翻译的教授大失所望。他在一再表示对我的感谢后，抱着一大纸箱惠特曼诗歌的中译本，特别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课堂。其沮丧的神情，令人忍俊不禁。
　　我And what Iassume you shall assume这句诗的翻译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我对惠特曼诗歌精神的理解绝对是对的。不然，不会得到中美作家、教授和翻译的一致认同。我想，这不一定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能够把我们这次所有参加交流的作家、教授和翻译所打倒的。事实是，美国电视记者为此事还专门采访了我对惠特曼诗歌的看法和对怎样才能做好翻译、共享文化文明的看法。
　　我们在美国访问之行，以对惠特曼诗歌的高度共识而降下了帷幕。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讨论和交流中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增进友谊的。正像刘震云所说，中美的文化差异从两国的书信交流中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写信时，是先写门牌号码、再街道社区、然后再到省市、国家，由小到大。而中国恰恰相反，是由大到小。先国家再省市、街道、社区和门牌号码。但这种差异，都不能阻止信件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地，都阻碍不了相互的交流和往来。异曲同工。
　　是的，重要的不是我们在智慧比拼，而是我们都在弘扬祖国文化与文明，都在为祖国争光添彩和做贡献。重要的是我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中相互表达了敬意、相互学习了经验，从而达到了相互交融、相互进步和相互发展、相互繁荣。
　　文学长青。
　　友谊长存。
　　精神长在。
................................................. （连载完） 张家界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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