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湘商秘史

附湖南省知名作 家徐志频先生新书《经营中国湖南人》..

细看湘商秘史.

——从《经营中国湖南人》切入.

2009年，湖南办了一场大型 “湘商寻祖”活动，让我第一次惊讶发现：原来湖南商业历史上还有这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阵地！不是说湖南人历来“重官轻商”吗？怎么会有如此深厚的商业根基呢？

.有个成语叫“楚才晋用”，说湘商首先想到晋商。晋商于中国人并不陌生，据说被称作“中国第一商”。几年前，电视剧《乔家大院》火了，一时间，乔致庸等诸多晋商风流人物，纷纷活跃在讲坛和书本。徽商同样和晋商一样是中国商人中的优秀队伍，最具代表的近代徽商人物，当数胡雪岩。

虽然《乔家大院》火了，但是当前，写中国商人故事和智慧的书，最多还数谈论胡雪岩的，这是一件很让人欣慰的事。中国的发展需要商业文化，很急切。一直以来，中国农耕文化占据历史舞台中心，如今，人们开始注重对商业文化进行研究、运用，这不失为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湘商能形成一个派系，有历史原因，远非像一些人所传言的炒作。

一

.在中国，要让商人发展成一个派系，没有文化支撑不行。形成派系的原因，并非单指商人创造过多少物质财富，更为可贵的，是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他们的人文的积淀，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有典型和代表的共同心理特征和精神价值。

湘商是有文化的。所谓的湘商文化，就是一代代湘商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能提供物质经济持续发展的人文支撑和价值理念，并且这种支撑和理念是历史的、发展的、成体系的。湘商文化是有历史进程的。

不少人说湘商是网络和社会炒作出来的，我不这么看。中国有句古话：“无风不起浪”，要形成浪，肯定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还是要有这样一股与之关联的风。湘商文化的存在和挖掘是有历史根据的，这不像网上所言的那样。炒作是部分有心人好起哄，但是真正有一种文化派系要崛起，还是要有历史底蕴和精神支柱，否则这也是不能支持长远的。

. 如果要问湘商人物中有没有“胡雪岩”。我可以回答有。且不论历史上，看今日湘商，他们如今正活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行各业，搏击在市场经济腾飞的浪潮，为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社会各界开始认同湘商，湘商力量蓬勃发展，各行各业的湘商用自己的成绩向社会证明：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升华。再看历史，无论是陶澍这位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还是魏源这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启蒙家，更不须说从经济改革的身体力行者贺长龄、务运动的首倡人曾国藩……。湘商一直奔走于历史各个时期，尤其在近代。

可见，近代以来，湘商一直在发声。

二

..我想说说一个人，禹之漠。一次到长沙岳麓山游玩，看到了这位并不为大多人所知的湘商人物的墓地。我来的时候，正值红枫满山，斜晖洒在墓碑上，显得苍凉，看着这样一座安静的坟墓，心中感慨万千。禹之漠在里面躺了一百多年了，然而就在这一百多年里，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禹之漠他自己也想到了中国会有这么一天，而社会如今的繁荣，到底是什么推力在起着巨大的作用呢？我想很多人的答案会和我一样：我们应该明白，商业对于一个民族振兴发展的意义。

当年，在实业救国狂潮掀起以后，禹之漠当仁不让，成为商海浪潮中的搏浪者。禹之漠是一个湘乡人，据说他从小喜欢算术，具有经商天赋。真正让他得到锻炼的，还是他在湘军里担任运输粮秣事务的时候。这时间，禹之漠往来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等地，他有机会和这些地方的帮会首领交往，一时间积累了很多经验和人脉。

当清政府要给他封官的时候，他的选择与当时湘军众多将领格格不入，他没有选择做官，也毅然拒绝了厚禄。后来禹之漠成了维新派，他认识了老乡谭嗣同，禹之漠开始兴致勃勃地期待社会好起来。

的确，当时的社会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需要救治，一批知识分子要求变法维新，这时候与众多支持维新派的人一样，禹之漠也渐渐参与了，他们热情很高，彷佛找到了灵药来医治这样的社会。直到出来了“戊戌六君子”，梦破碎了，老乡谭嗣同被杀害。禹之漠身上流淌湖南文化的血液，他继续寻找，直到找到了实业救国这个时代新方向。

禹之漠在日本花很大力气学习新兴的应用化学和纺织业操作技术，可以说禹之漠真正接触到了什么是大机器操作的资本主义。回来了，禹之漠就开始在湖南办厂，首选就在老家湘潭。

禹之漠从日本购买一批纺织机械回国，他辛辛苦苦创办了一所规模不大的毛巾厂，并招收艺徒。凭借着禹之漠学回来的技术，他耐心指导工人生产，生产出来的毛巾在当时可称得上质量好，价格低廉，因此畅销各地。

禹之漠慢慢做大了自己的产业，随后他又把产业搬到了长沙，在长沙发展自己的实业。他渐渐感觉到，产业做大了，技术人员实在缺乏，就干脆办起来工业学堂，学堂就在自己的工厂，一边生产，一边培养技术骨干。慢慢地，禹之漠的产业在湖南声名鹊起，黄兴等人找到了禹之漠，耐心做一番工作，希望他赞助革命活动。热血青年禹之漠说到做到，毅然出资，还担任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

禹之漠的革命活动以后就更加激烈了。后来禹之谟被清政府视为“挟学界、工界、商界为重，主张民权”首乱人物，他不得不离开长沙，返回湘乡。禹之漠因为被清政府查出与革命党有联系在长沙被害。禹之漠属于近代湖南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救国商人，他凭借着经商而得的财富投入革命狂潮。死后，他的商业财富为湖南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关于湘商，我不想提太出名的人，不想提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人，那些更多曾经用实业为社会进步做过贡献的人得到历史应有的承认吧！

三

说湘商，现在离不开道洪江。洪江古商城被看作湘商源头。据我了解，洪江应该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民间创业第一古都。

历史悠久的洪江，至今还有许多老人能依稀回忆起当年的繁华。这样一种文化氛围里，商人在这里的地位比较高，与传统观念似乎格格不入。然而，正因为此，洪江才有形成商都的文化基础。

洪江有这样一句谚语：“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极大反映了洪江古商城商业的重要地位。在老百姓中间，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洪江当老板”。洪江作为创业者的梦想天堂，受到万人追捧。

在洪江商道文化中，尤其以会馆文化和帮会文化为代表，这也正是洪江成为民间创业之都的文化条件，同乡会馆和行业帮会，为创业者提供极大的帮助和支持，这是洪江与其他古商城不同的地方所在。

洪江繁盛之时，全国有24个省在此办过会馆，通过同乡之间的商业合作，逐渐形成“洪江十八帮”。创业群中，办油号和木材行的较多，来自江西的比较多，而且势力发展的最大。

创业者往往是十年磨一剑。作为当年洪江古商城的巨富，刘岐山的创业经历，就是这样一个“十年磨一剑”传奇故事。

四

刘岐山是留园的创始人。洪江流传这样一句俗语，叫“外无三代富，本地无财主”，意思是到洪江来创业的不是本地人，外来人在此发财也不会超过三代。当年洪江的巨富都会经营油号，做洪油生意有俗语这样说：“得于水，富在油”。油木为本，油号为主。在洪江创办油号的，百分之七八十为江西人，贵州人和江苏人也有一定的财富与势力，但都无法与江西人相提并论。刘岐山从江西来。

刘岐山出生在江西省新干县荷袱乡据溪村刘家炕。十几岁便因家贫参加太平军，因为年纪太小还不能打仗，但读过私塾，能识字，懂计算，所以便做起了后勤粮草的管理与统计工作。太平军失败后，刘岐山为了逃避清军的围杀，化装成乞丐，沿路乞讨，跑到了九江，当时江边没有船，他便找人要来一个大木桶（旧时称“扮桐”）；他坐着扮筒，渡过了九江，回到了家乡。因为害怕清政府追捕，回家无生路，又跑出来。那时去洪江没有旱路，又不通邮政，民间有信使，经常往返于洪江与江西，因江西早就有人在洪江做生意。刘岐山便跟着信使从江西走出来。其父在常德做帮工，便到常德，找到父亲，想谋个差事，父亲便介绍他去了洪江，因刘岐山有一堂姐夫在洪江开办一家油号——高灿顺油号，在洪江很有名气，刘岐山便在那当学徒，一直从学徒做到管事。

刘岐山在高家主事的时候，抱着感恩的心态，认真的为高家打理着油号的事务，高家老板非常信任他，也十分看重他，以致在自己病危时托孤与他，嘱咐自己的子女他死后由刘岐山来打理油号的全部事务，子女们不得过多干涉油号的事务。开始相安无事，渐渐地，因高家子女觉得自己才是老板，但却不能参与油号事务，便经常找刘岐山的麻烦。那时油号生意很好，每年赚钱数十万，对于每年的利润分配和使用，如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再生产，都有原则上的规定。每年年底都会付给高家后代一定的红利。但高家后人多次要求超规格的支付红利费，由于刘岐山坚守原则，便和高家后人产生了矛盾，经常争吵，矛盾逐渐激化。在一次争吵中，高家老四当场摊牌，说道：“这油号到底是姓高还是姓刘啊？”刘岐山无言以对，只好黯然离开了高家油号。

高家老板给刘岐山支付的工资很高，所以他也积累了些资本，开了间布号，经营起布匹生意，让自己的外甥帮忙照顾。他离开高家后，有人劝他创办一个油号，他想到高家对他有知遇之恩，不愿意开油号与老东家抢生意，于是便将布号扩张成布庄，并命名为“庆元丰布庄”。

几年后，辛亥革命爆发，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席卷了整个中国，在这几年中社会更加动荡，经商环境十分恶劣，洪油在运输过程中经常被劫，导致许多油号、都不敢将洪油往下运，也不敢再制作洪油，致使洪江的桐油原料价格大跌，洪油在洪江的售价也大跌，刘岐山却认为环境的恶劣只是暂时的，于是便倾尽所有家产，收购桐油原料制作桐油，储存洪油。

辛亥革命后，时局趋向稳定，社会比较安定，刘岐山便将所屯洪油全部运往江浙一带销售，战乱使得江浙一带的物资比较紧缺，洪油销售价格较高，刘岐山一次便净赚20万光洋。

由于经营油号投资大，投资期长，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刘岐山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决定经营油号生意，创办了庆元丰油号，以油号生意为主，同时兼营布号和百货生意，由于经营得当，刘岐山很快成为了洪江巨富，短短几年时间，便可以拥有资金150万光洋左右，跟现在比较，恐怕也相当于好几亿人民币。

刘岐山不仅仅在洪江有自己的产业，而且在上海、南京、武汉和贵州等地区都有自己的油号分号，不仅仅采用集团化运作，更是注重资本经营，他很早的时候，就采取资本输出的方式来控制产业，形成以油号为核心的产业链条，并且还经营金融业。今天去到洪江，依然可见他开办的钱庄。刘岐山因此事实上成了洪江商人成功运用资本经营作模式的典范。

刘岐山还在富余创办学堂和药铺等公共福利机构，造福百姓，可谓难得的大商人气魄，这让我想到了现在的商人，都逐渐发展慈善事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做贡献。如果说胡雪岩的出名是因为财富，那绝对是片面的，胡雪岩是与当时的朝廷有着牵绊的，胡雪岩本人也被称为红顶商人，官商追求在利益上重叠，大商人附庸于朝廷，于是做到所谓的资源共享，渐渐地，胡雪岩在商界政界名声大震了。虽然胡雪岩最后还是败给了朝廷，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利益之争，这又让我想起了明初时期的沈万三，同样演绎着悲剧。而刘岐山虽在辈分上要晚胡雪岩一些时间，若论财富，刘岐山绝对可以和胡雪岩达到一个层次，可是当刘岐山在一个山中之商城风风火火时，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要去走朝廷路线和政府关系，于是乎，注定刘岐山不能像胡雪岩那样去扬名在外。

在中国历史上，太多的因素和政治有着不同程度的牵连，中国文化里的官本位意识是很浓烈的，这既是民族性格导致，也是历史原因形成。

五

当然，刘岐山那个年代的政治环境是复杂的，但是中国当时确实出现了实业救国的潮流，当时很大一部分商人都和国家命脉相牵连，禹之漠是其中一个，刘岐山跟禹之漠不同，他没有投身于政权革命和救国热潮，他一门心思经营商业，这似乎成了他未能在那时扬名天下的原因。儿子刘雪琼接手产业后，不久就因为油号资敌案而大受打击，这些富可敌国洪江大商，还是避免不了政治上的风波。

在这样的山中之商城，还有如此巨富，湘商确有像胡雪岩那样的大商人，只是国人一直未对他们进行梳理，他们的事迹，都这样散逸掉了，历史无意间对他们选择淡忘。

我读《经营中国湖南人》，受作者启发，也随手举出几例，算作附和或补充。在我看来，走进历史隐秘的深处，从实业或商业的角度，对湖南人进行一次全新梳理，这是当代具备开创意义的事。不信你看，新生代湘商正在崛起，他们是时候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