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母亲

　　十四岁那年，我成为班上第一个入团的学生。那一年，四十岁的母亲入了党，实现了她多年的心愿。在我们家，这一年可以称得上是双喜临门了，为此我们还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父亲母亲喝着葡萄酒，我和妹妹喝着汽酒，一家四口高举酒杯，互相祝贺，互相勉励，那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是那么豪情满怀，激动人心。
　　母亲是位知识青年，十六岁初中刚毕业，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广阔的农村，开始了她“大有作为”的峥嵘岁月。在那段苦难的日子里，母亲在劳动中不甘落后，脚踩毒刺也不吭一声，结果左脚落下了走路一拐一拐的毛病；因每晚就着煤油灯苦读毛主席著作，最后成了近视眼（现在戴的眼镜已超过一千度）。母亲在当时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以她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热情，入党本不成问题。可就在支部举手表决的前两天，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祖父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不仅没入成党，反而被勒令深刻检讨。尽管这样，母亲仍无怨无悔，白天积极劳动，夜里接着反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知识青年陆续返城，我们托母亲的福回到了县城。进城后，全家寄住在外婆那狭窄的小屋里。母亲先是背着冰棒箱沿街叫卖了一年多的冰棒，后来才托人进了一家集体企业上三班倒的班。
　　母亲的工作十分辛苦，有时还要加班，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十六小时是常有的事。对此，母亲没有一丝抱怨，因为她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两年后，母亲当上了这家单位的妇女主任。在有些人眼里，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官，但母亲却干得有滋有味，绘声绘色，还年年评为先进工作者。由于成绩突出，后来母亲就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可惜的是，母亲入党没多久，单位就倒闭了，母亲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组织关系也随之转到了我们所在的居委会。
　　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失去单位后对党的感情和忠诚没有丝毫改变。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并不理想，我和妹妹都在念书，全家的支出全由父亲一人的工资应付，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即便这样，母亲仍坚持每个月交纳党费。有时钱实在不够，她就清出家里的啤酒瓶、旧凉鞋、纸盒子等，背到废品收购店卖了再去交党费。对此我们都不理解，母亲严肃地说：“按时交纳党费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
　　母亲是平凡的，她只是千万个党员中的一员；母亲又是不平凡的，她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无论是工作还是做人，我都以她为榜样，始终保持着一份热情和一份诚恳。2000年，当年近三十的我面对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的时候，我心里对母亲说：妈妈，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