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二大”会址是如何找到的

新天地东南角，兴业路76号人流不息。一批又一批的中外游客，走进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之地。类似的场景同样出现在成都北路上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建党90周年即将到来，这两个革命遗址成了许多游客来上海观光的必选。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为了找到它们，很是费了一番周折。

寻访“一大”会址一波三折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1956年2月，董必武重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时，泼墨挥毫，留下了上述八个遒劲大字。殊不知，在此之前，为了勘察核实中共“一大”会址地点，上海市花费了一年时间，可谓一波三折。
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为来年迎接中共建党30周年，必须找到当年召开中共“一大”的地方，并建立纪念馆。上海市委宣传部将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和宣传部干部杨重光，并把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放出来，请她协助寻找。
杨淑慧首先带他们去的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铭德里2号）陈独秀原来的住家。
老渔阳里2号虽不是要找的主要目标，但这里是《劳动界》周刊和《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为共产党成立后最早的中央机关，也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
因为时间长久，杨淑慧对“一大”开会的具体地址已记不清了。杨重光提出，他看到的材料上记载，会议是在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里开的。他则亲自访问蒲柏路老居民，在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找到了博文女校旧址。
寻访工作进行到这，但中共“一大”会址的具体位置依旧是个谜。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传来好消息，他手下有一名工作人员，名叫周之友，其父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一书中，谈到了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说“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这样，就确定了寻觅的大致范围。
经过反复调查，沈之瑜和有关同志确认“一大”会址就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1951年10月上海市委通知：“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及博文女校三处为纪念馆。

“二大”部分会议地址依旧是谜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结束后，11月份，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签发了一个通告，特地提到下一次大会将在次年的7月举行。吸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验，1922年7月16日到23日的“二大”决定分几次召开全体会议，每次都变换地点。“二大”会址一度众说纷纭。直到1954年2月23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收到一封来信，争议才尘埃落定。
来信者是正在湖南大学教书的李达。他在信中写道，“二大”的第一次会议并不是有人所说在杭州西湖召开，而是在他的家中——今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
会址确定后，1959年，辅德里625号正式挂上了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
但是，“二大”的其他几次会议地址再也没能找到。
上世纪90年代，上海进行延安路高架建设，大动迁牵涉到“二大”会址及其周边成片的石库门建筑。为了保护“二大”会址这块红色圣地，市政府特批对“二大”会址和它对面的平民女校旧址两排房子予以保留，于是南北高架桥特地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周围的石库门房子变成了绿地，位于第二排的“二大”会址就此成了沿街楼房。2002年“二大”召开80周年之际，包括辅德里625号在内的两排房屋建立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2008年7月纪念馆再次扩建修缮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