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座记

　　我不喜欢染发，不是不爱美，也不是不想年轻，主要是染了以后头皮发痒，不舒服。再说，老了就老了，一切顺其自然。四十多岁时头发就开始白了，显得老。不过，也好，坐车有人让座。
　　第一次有人让座是在北京。是一个小孩，八九岁的样子。那是一块未经“世事”浸染的白绸子，纯而又纯，老师怎么教，他就怎么做。不过，第一次，不到五十岁的时候，有人让座，也使我惊慌。我老了吗？我确实老了，要不怎么会有人让座呢？五十岁后面就是六十岁，七十岁又会接着到来。然后死神就会不断向你招手。我能不惊慌吗？小孩的让座带给我的不是快乐，而是好长一段时间的不安。
　　我的妻子跟我年龄差不多。不过，她爱染发，染了的头发油黑发亮，虽不是“单衫杏子黄”，但确有“双鬓鸦雏色”。她又爱收拾自己，出门，衣服总是穿得灵灵性性的。有一次，在长沙，我俩同时上一辆公共汽车，年轻人争着给我让座，却没有一个人给她让座。我坐定之后看她站着。她一直站到终点站。办完事，回到家，我嘲笑她：“你看，你看，爱年轻爱漂亮的人，有占便宜的时候，也有吃亏的时候吧！上帝是公平的，给你开了一扇门，就会给你关上一叶窗。”她感慨而又逞强地说：“我愿意，我愿意，你把我能怎样？”
　　五十五岁以后，住在长沙的时候多了些。出行有人让座就成了常事，我也习惯了。省会城市的市民嘛，素质就是不一样。不过，还是有一次，挺让我感动的。我从“林科大”出发，准备到定王台去，路，挺远的。没想到，一上车就有一位年轻女孩给我让座。我以为，她也许就在东塘或什么地方下车，我也就不客气地落坐了。哪里想到，我在定王台下车了，她还没有下车。我心里感动极了：是什么样的家庭培养出了这样的好姑娘啊！我甚至想打听一下，她究竟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呢，还是出身一个干部家庭。要不，怎么会有这样高的素质呢。我甚至还想，投稿报社，高声赞美这样的长沙市民。
　　我是慈利人，在慈利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哪怕六十岁的时候也没有得到。不过，我也不怪他们。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给人让过两次座，发现旁人投来异样的眼光，觉得我行为反常，举止怪异，傻瓜似的。我以后也没有给人让过座。一个人要改变一种环境是困难的。我想起了古代书上写的“僻远”“蛮荒”之类的词语。
　　今年四月，我有事去张家界，要到吉首大学张家界分校办事。我要做六路车。一上车就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女孩给我让座，我有些感动。没想到这样的事竟在张家界发生了。老实说，我以前是有些瞧不起大庸的，总觉得慈利比大庸开发得早些，要进步些，文明些。特别是好些年前，在大庸街上看到一个农民摸样的人，身上穿着西装，腰上系着葛藤，肩上扛着一根“葱担”（一种挑柴用的工具，它是三截组合而成的，两端像牛角似的扁担）。我对大庸人的印象就更不好了，因为在慈利街上从来没有看到这种不伦不类的人。今天的张家界及张家界人竟然变得如此文明了，我感到惊诧。我仔细打量着女孩。她望着窗外的远方。开放的迎春花和油菜花映衬着她颇有“早春”气息的身影。姜黄的上衣，浅湖蓝的裙子，长短适度，紧松适度，在表现女孩柔和曲线的同时，又有着飘逸而休闲的效果。我想，她可能是某某干部的女儿吧，或者说，她是一个外地移民吧。
　　回来的时候也是坐六路车。一上车，也是一位女子给我让座，不过不是少女，而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剪着短发，显得很利索的样子。我想，她大概是一位教师或妇女干部吧！也可能是一位外地人吧!在坐车途中，我听到她和别人说话，时不时说“mér呀mér”的(mér,就是妹儿，不过张家界人发的第二声），或“zhér,nér”(即这儿，那儿）。我才感觉她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大庸人。这时我为自己小瞧大庸人而感到羞愧。我脸上有一种发烧的感觉。后来，在谈话中我了解到，她是在经营着一个衣店。啊，我更加感动，也更加羞愧。看着她站着与别人谈笑自若的风度，我觉得她很美也很高大，我有着鲁迅的“榨出皮袍下藏着的‘小’来”的感觉。我为自己曾经瞧不起大庸人而感到羞愧，也为自己曾经瞧不起普通人而感到羞愧。在此，我特别向大庸人表示歉意，向普通市民表示歉意。更为重要的是，当那位女孩和中年妇女给我让座时，我分明看到了全车人的眼神和表情，或内疚或羡慕或充满敬意。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变化，这种变化是十分可贵的，这种变化也是来之不易的。这是张家界作为旅游城市长期来潜移默化的结果。从这些表情中，我看到了张家界作为世界旅游圣地的未来。一个旅游城市能成为“旅游圣地”，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变化，而是人的素质的变化。正如一所大学，建大楼易，出大师难。物质条件的改变是容易的，而人的素质变化是缓慢的，也是艰难的。张家界人正在实施这一转变。我怀着极大的欣慰的心情庆贺这一转变的到来。张家界的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