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学明的《娘》属于中国

　　彭学明这个人，他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2009年6月中旬的时候宁夏这边有个文学研讨会，他、李建军还有白烨三位来了。会后去了固原市境内的名胜火石寨，还去了张承志当年写《心灵史》时蛰居两年零六个月的西吉县沙沟乡马姓人家。在火石寨的山顶上，李、白二位老师显得很沉默，若有所思。彭学明一路不停地在说话，路上的沉默于是变得多少有些灵动，这种氛围事后想反而更符合这座山的气质：不浮不躁、不张不扬，笃笃实实、孤孤立立。
　　下山时，彭学明讲了个笑话我至今还记着，但是这笑话不好照录。大概说的是孩子听到乡下说的一些粗痞话后回来请教父亲。父亲不好回答，却又拗不过孩子，就用一些比较文雅的器官来代替粗痞话中粗俗的器官，给孩子解释。结果，父亲自作自受，在一次饭桌上，父亲的鼻子上粘了一粒米饭，孩子友善地给父亲指出时，把父亲教给孩子的器官用语全部生动地用在了父亲身上。这个妙趣横生的黑色幽默，让大家笑得喘不过气。我就想，彭学明是个快乐的人。
　　后来，我们又到了沙沟，大家都困了，坐在沙沟乡的小街边等待主人的到来，彭学明似乎没觉得疲倦，跑去小摊点买了半塑料袋子炒豌豆，返回时豌豆袋子破了，他边抓着吃边请大家吃：“吃吧，这是我小时候喜欢吃的。吃豌豆屁多，不怕放屁就吃。”豌豆滚落土路，一跳一跳的像收圈时小羊羔撒出的羊粪蛋，极土又极亲切。看着彭学明吃炒豌豆的样子，我又想，彭学明是个没忘本的人。
　　读了彭学明的《娘》，我才知道，这个快乐的彭学明其实是个满身伤痕、满心悲怆的人。
　　《娘》全面接通的地气与文气，让我感到无比的心酸和感动。
　　当然，写母亲的文章那就多了，有很早便进入教材的，有还继续散见于各报刊杂志，准备或即将以文学的名义收获天下儿女感激眼泪的。《娘》在感激、感恩、感谢、感动上有那个震撼力吗？太有了。可是，我读《娘》给我的最致命触及是对于母亲，我从此无话可说。我敢肯定，彭学明笔下的娘，是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独一无二的母亲形象，可以感动世界上每一位长着良心的人！
　　是真实性吗？肯定是。作家从三岁母亲背着去找早已离异了的父亲家乡的“打狗”，再到学有所成、返回生身父亲的村镇想要分田地的“尴尬”。中间这二十多年里，母亲如何拣“缮粮”，如何因丢社会主义的脸而当作“嫌疑犯”被抓，“我”多次遭继父儿子——我的哥哥一伙小孩暗算、毒打，母亲的“护短”，一直到进城十多年中母亲舍不得放弃田地、舍不得住院看病，以及怎样偷着摆地摊贴补家用，最后终于倒在被我挟持输液的病床上，等等。我读彭学明的《娘》，那实在不是眼睛的读，是一个自我跟另一个自我的打架。我的娘何尝不是这样？而我到现在为止还要抽出很多精力与自己的孩子、妻子较劲，看起来在莫名其妙发火，实际上是提早从理论上铺垫城里的家，一旦母亲父亲来了，总不至于让老人家觉得尴尬。虽然嘴上说老家的香油、小米城里真的不需要了，可是母亲父亲似乎更能了解我，他们只要来我这里，这些土特产一样也不少。看着妻子高兴的表情，我心底里的滋味其实并不是得意，那是说不出口的难言——祖宗三代以上在城市的，肯定没有我和彭学明这类人的隐衷。土根太大，血液里早都是底层者的痛与爱，又由于是土根，是泥腿子，我们也就永远处在精神上的边缘状态。
　　是厚重的历史阴影吗？也肯定是。《娘》并不单是彭学明的文学创作，它实在是“我们”或“他们”的一部生命履历。《娘》中的“娘”的生命过程，生命印痕，精神创伤，将是一个社会学意义的划界。《娘》之后，所有的中国城市娘都将是另一面孔，所有的中国农村娘也都将是另一形象。对于《娘》之后的中国城市娘，目前情况来看，差不多只会围绕在晚年这个特殊年龄段做幸福、孤单、寂寞的文章。这些娘不再身背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物质匮乏的重负，也不再书写铁肩担道义的符号意义。他们能传递出来的——允许他们传达的是儿女能否常回家看看的小亏欠，自己能否有个老伴的小郁闷，以及能否衡量社会普遍幸福感的指数代言人。而对于《娘》之后的中国农村娘，从“底层文学”中粗略看，最为突出的恐怕只有两类。一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奔向城市街头，她们为了孩子在城里上学，抛弃土地出入在租住的平房，她们为了个人GDP的增长，歇脚在工地的临时帐篷；另一类是“空巢老人”，她们的过去被一笔勾销，她们的将来被简单地附丽到“在路上”的年轻人身上。看起来无处不在写娘，其实娘真正的历史规定性已经消解，那么，娘身上、心灵上的烙印—— 一种具体的历史性被迫终结了。
　　所以，我读《娘》泪眼婆娑而又对娘无话可说，除了《娘》的真实性、历史厚重感以外，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无语”状态，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对娘的叙述是否太多了？以致于娘不再是我们的娘，娘反而成了我们消费的对象，成了我们试探未知空间的一个轻巧的实验品？
　　这一角度，彭学明的长篇纪实散文《娘》，那个已经从学明笔下出走，带着一身的疾病、眼里噙满疼痛泪水的老人，最后她老人家的确“城市化”了，但她究竟是怎么“化”掉的？感染之余，感动之余，感恩之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持续追问她老人家给我们这些还苟活着的晚辈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还有多大能耐叙述它？
　　“都说有一种能够飞翔的无脚鸟，因为没有脚，无脚鸟无处停靠，不能歇息，只能一直不停的在空中飞。无脚鸟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死的时候。但无脚鸟却从没忧伤哭泣，而是轻盈歌唱；从没停靠歇息，而是不停飞翔。无脚鸟之所以不停的飞，是因为无脚鸟的心中有一个美好的天堂，它要拼其一生，寻找美好的天堂；无脚鸟之所以不肯歇息，是因为无脚鸟的心中还有一轮光明的太阳，它要拼其一生，飞向光明的太阳。所以，无脚鸟又叫天堂鸟和太阳鸟。娘，就是那只飞了一辈子都没有停歇、无处停歇，也不肯停歇的无脚鸟。娘心中的天堂和太阳就是儿女们的幸福和安康。娘穿过一生的风雨和辛劳，把儿女带到风平浪静的港湾，让儿女得到幸福安康后，精疲力竭，嘎然而逝了。”
　　这是彭学明眼里娘的终极形象。娘就是“无脚鸟”，这是谁也不愿承认但谁无法不相信的谶语。彭学明这段充满深情的叙述充满着对这个谶语的解构，但他也似乎未曾从文学中获得释解。这时候，我想到了学明的老乡——文学大家沈从文先生，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有着太丰富的悲凉，这个悲凉一直是研究者的一个心结。就我而言，《边城》中那个不太起眼的“虎耳草”最使人揪心。在我心中，这个草不只是长在湘西悬崖上，它也像彭学明《娘》中的无脚鸟一样，属于作家无法排遣的消愁之物。有无脚鸟，娘的话题就不可能完结；有虎耳草，翠翠的事情在翠翠的后来者那里也就不能说是完成。
　　彭学明用了“都说”来叙写无脚鸟，它的担当者显然是所有人称；沈从文明确无误地要翠翠来看见并采摘虎耳草，它的叙说者是具体的人。无脚鸟飞行天空，没有停歇、无处停歇、也不肯停歇；虎耳草寄身险要，少有人能采、也没有人能真正采得到。无脚鸟悲怆、高傲；虎耳草鲜嫩、可爱。但两物都有共同点：它们都属于中国的湘西，湘西的农村，农村的妇女。
　　彭学明及其《娘》的真正耐人寻味之处也许就在这里。

　　作者介绍：牛学智，宁夏西吉人。1992年毕业于宁夏固原民族师范学校，1997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2002年儿童文学研究生毕业。曾在小学、中学、石嘴山师范任教。石嘴山市作协理事。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先后有20万字散文、随笔见于省、市级文学刊物及报纸。2000年开始致力于文学批评，先后于《文学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50多万字。2004年《苦难的辩证》一文获中国文联第四届文学评论三等奖。2004年被宁夏文联评为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