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胸怀和追求

“有其志必成其事。”这是对革命领袖孙中山的真实写照。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幼年家贫，六岁参加务农，十岁读私塾，后随母到檀香山就读。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

一
孙中山从小目光深远，胆识超人，立志投身挽救民族危亡事业。1893年春的一天，他求学回国，身着蓝色长衫，利用课余时间赴九龙访友，途中遇到一个走江湖卖假药人，正在巧舌如簧，向人们吹嘘自己的药丹如何如何灵验。孙中山怕围观者受骗上当，当即挤进人群，揭发假药对人的危害。众人听后一片哗然，一些原准备购买药丹的人打消念头，已经买了药丹的则纷纷要求退货。那个江湖客见坏了自己财路，迁怒于他，随手捡起一块大石头，凶狠地对孙中山说：“你不信，我将你的腿当场打断，再当众为你复原！”孙中山反背双手，右手正拿着半截甘蔗，顿时急中生智，将那半截甘蔗藏入袖内，举起手来对准江湖客说：“你有什么稀奇，看我一枪打碎你的脑袋，马上当场将你治好！”那江湖客被他吓倒，一时惊慌失措，赶忙收起药摊，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开溜了。这件事对他以后与人巧斗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早闻两广总督张之洞有几分傲气，决定去闯一闯他的府门。这天他从日本留学返国，途径武昌时，径直往府衙中走进，却被卫士拦住。孙中山遂递上名片。张之洞接过卫士传来的片名，只见上面写着“孙文求见之洞兄”七个字。张之洞心中之火一下冒起，好大的口气，一个布衣少年竟与朝廷命官称兄道弟。便在名片上写道：“持三寸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孙中山看罢一声冷笑，不假思索地写了下句：“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候。”张之洞大惊，连说：“此人胆识非凡，将来必是大材。”张之洞的用人之道，对他启示很大。
1894年，28岁的孙中山远赴檀香山，联络华侨，创立兴中会。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他放弃年收入万元的医生职业，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写《上李鸿章书》，洋洋洒洒八千言，直抒治国韬略。可是，这位中堂大人正忙于应会甲午战争，将其搪塞了。
出闸没有回头船。孙中山从此走上“不归路”，“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易以强迫”。接下来便是兴中会的成立，以及流产、失败的十多次武装起义。这些危险的境况、屡次的挫折、同志的牺牲、同道的变节经历……种种令常人难以想象的遭际，竟未丝毫磨折孙中山的信仰和意志。他的医学老师康德黎博士这样评述说：“他曾是一个被弃者，远离家园，时而避于甲国，时而避于乙国，全世界似乎没有他的立足地……近二十年间，他无时不感到一种残酷、死亡迫在眉睫”；“他的革命抱负，及由此抱负所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
由此可以领会这位革命先驱所说的“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的涵义，也可以理解他的执着追求近乎狂热。日本民党领袖不解地问孙中山最喜欢什么？他毫不犹豫答道：“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廖仲恺曾在回忆中写道：孙先生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他甚至直闯清驻英使馆宣传革命，因为他以革命大义自恃，认为在他的宣传鼓动下，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随声附和。而当有人问他生日是哪天时？他淡淡一笑说：“革命不成功，谈不上生日。革命成功了，天天是生日……”
1895年10月30日，孙中山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逃亡到日本。日本报纸《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报道触发了孙中山的灵感，认为“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从此，这个《易经》里的古老词汇取代了“造反”、“光复”等说法，并且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闪亮的一个词汇。孙中山获得了这个词汇的“冠名权”。
孙中山处处以人民公仆为荣。1912年元旦，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2日，便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命令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宫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
孙中山本身就是人民公仆的光辉典范。有一天，他与随行数人骑马到雨花台视察，回到中华门时被群众围观。人们鼓掌欢呼“大总统万岁！”孙中山在马上频频含笑点头，表示谢意。维护秩序的警察怕发生意外，拟驱散群众。一警官高举指挥刀挥舞。孙中山立即制止说：“对老百姓不能这样。”他爱护百姓如爱亲人。有次因公需要坐轿，但他坐一段路后，硬要下轿，要一个老轿夫上轿，他当轿夫后被认出，轿夫死活不依。孙中山说：“老哥，你我都是人，这轿我能坐，你也可以坐。”
孙中山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他就任大总统穿的大衣是用最便宜的粗呢制成的。南京临时政府经费困难。某日，安徽省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南京领饷。孙中山批给20万元。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到财政部提款，金库仅存10块大洋。由此，上自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均未按规定支付应得的薪金（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每人只发军用券30元），都本着节俭办事。
孙中山主张用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胡汉民就任总统府秘书长后，当地军民拟举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为都督。孙中山闻知对此不满，立即复电广东各团体并各报馆坚持反对。同时，他又致电孙眉：“粤中有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悉。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主，为大局计，兄宜专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此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孙眉开始认为自己对家庭和革命贡献大未被重用，很不高兴，最后还是听从了弟弟的劝告，“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而自叹自解了。孙眉始终没有担任公职。
1913年7月，领导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气焰嚣张的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下令通缉“二次革命”的参加者。孙中山、黄兴等相继逃亡日本，多至千人以上。逃亡者中，神情沮丧者不乏其人。孙中山以卓识远见，断定袁世凯倒行逆施，民心丧尽，难逃覆亡命运，大力鼓励同志愈挫愈奋，继续斗争。他认真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重要的一点，在于缺乏军事人才。于是着手筹办军事学校，确定由黄兴、李烈钧筹措经费。鉴于日本政府与袁世凯政权相互勾结，严密监视中国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士，只好婉请日人好友青柳胜出面申办学校。青柳胜鉴于孙中山的难处，一口答应了孙。经一段时间秘密准备，校址设在东京市郊大森新井宿，于同年12月1日开课。为蒙蔽视听，门外悬牌“浩然庐”，故又称“浩然军事学社”。这就是孙中山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第一届学生，均由孙中山亲自选定，共有145人，内中有胡景翼、李明扬、陈铭枢、蒋光鼐等，开学后一起宣誓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所有学生在校内膳宿，每月发15元津贴。教员均聘请日本士官学校教官担任。开设的课程都属军事科目，诸如攻防战术、行军布阵、射击、投弹、拼刺、拳术等等。教学方法，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由教员先讲解理论，然后实地演练。其间，黄兴、蔡元培、胡汉民、陈其美等辛亥革命元勋，以及日本左派人士尾享、头山满等，先后到校演讲。孙中山也亲临讲述革命理论。他援引《孟子·天降大任》这段话，勉励学生坚持不懈，学好军事，担负起振兴中华的大任。有一次，学生密制炸弹时走漏了风声，日本军方强行封闭学校，又因学校经费困难，孙中山只好决定停办。虽办一期而告终结，但他从中悟出要革命，必有自己的武装，搞武装就要有军事人才。这就是后来之所以办黄埔军校的起因。
不久，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的消息传出，引起举国愤怒，反袁浪潮再起，孙中山再度兴兵讨袁。军事学校的学生，纷纷潜回国内，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
1919年6月11日晚，被学生界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的陈独秀与邓初、高一涵来到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引起军阀政府暗探的注意和跟踪。当夜12点，100余名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陈独秀的住宅将其逮捕。北洋政府的这一行动引起轩然大波，各界一致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孙中山对陈独秀的被捕非常关心，他于9月上旬在上海会见军阀徐世昌、段祺瑞的各谈判代表许英时，郑重地提及此事，要求他们立即放人。他说：“你们干的好事！此事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陈独秀，就会增加50个、100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听了只得连连表示：“不敢，不敢，我就打电报去。”经过各界人士的大力营救，陈独秀终于于同年9月16日获释。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10月4日下午，他和妻子高君曼等人突然遭到了法国巡捕房的逮捕。各大报纷纷登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界人士积极营救。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达特电请孙中山设法帮助营救。孙中山随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又请了一位法国律师承办这个案子。10月9日，由国民党重要人物褚辅成和张继作为保人，以陈独秀“宣传过激主义”判罚白银500两（同时交审判费100元）结案。这样，陈独秀被交保释放了。这笔罚款数目不小，最后经孙中山批准，由广东银行汇给1000元予以了结，陈独秀两次被救对孙中山感激万分。其实他这样做并非出于个人感情，而是他联共的一种意向。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宗旨，在广州创建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实现了未能完成的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的愿望。
孙中山的公仆风范如日月光华，永远光彩照人，被人民敬仰。

二
孙中山一生嗜书如命，博览中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书籍，可谓学贯中西。他称自己研究的是革命学。渊博的学问，使他对事物的发展有着惊人的预见性。宋庆龄多次说过：“孙中山是一个有远大目光和深刻预见的人。”这句话是对孙中山的精辟概括和赞赏。
孙中山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论述，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只是由于封建专制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中国物质的掠夺，使得中国落后了。但是将来的中国一定是在世界舞台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1904年8月31日，孙中山向美国人民发出呼吁：“中国是美国货物的一个巨大市场，如果美国要把它的商业与工业活动扩展到世界其他各地，中国就是它必须注目的第一个国家。”孙中山的这个论断，已在今天中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交往中得已证实。当年，孙中山还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政府的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出现新世纪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着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百年前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中国在与各国的建交中，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光明前景。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中国欲强大，必须“急兴农学，讲究树艺”。辛亥革命以后，提出了在中国北部和中部大规模植树造林的计划。1924年，他在广州一次课堂中强调：“我们研究防止水灾和旱灾的根本方法就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此外，他还在许多著作和演讲中，反复强调毁林的危害性和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亲自植树。在他的倡议下，我国每年清明为植树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决定将他的逝世日——3月12日定为植树节。以纪念他植树造林这一伟大创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植树造林。1979年2月，五届人大常委会决定将每年的3月12日仍定为我国的植树节，并公布了“中国植树节徽志”。
1925年3月12日上午9点30分，北京铁狮子胡同5号，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一代革命导师、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一生的伟大领袖与战士孙中山先生逝世。而他留给世人的最后的呼唤依然回荡在人们心中——
“同志们……继续我的主义……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仍在呐喊，要以革命为唯一天职。
这是一种崇高的执着。一个人，完全彻底将自己的一生紧系于和奉献于革命，而其名字亦成革命的同义词。鲁迅这样评价孙中山说：“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吴佩孚的挽联语：“论主义允推先觉，为友党痛失元良。”
孙中山用一生去诠释“革命”二字，去追寻这个词的真义。他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新“三民主义”，从依赖军阀轻信袁世凯、段祺瑞、陈炯明到仰慕列宁，学习苏俄，信任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一直在探求中国革命正确方向，而“革命”一词在他的实践中不断修正、丰富和扩展。
伟人病逝，举国悲痛。746800多人参加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的公祭，大家用满腹深情送孙中山最后一程。人民发自内心地称他为“国父”。他安祥地躺在水晶棺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激荡着每一名致祭者的心。可以肯定的是，70多万人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与孙中山一样对“革命”有着共同的理解，但这个已经躺下的伟人所擎起的“革命”的大旗，已经改变了国人改变了中国，甚至改变了世界的旗帜。
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在回忆中说，他曾将珍藏的两枚刻字汉白玉古印赠给孙中山。而孙中山只留下其中“鞠躬尽瘁”一枚，则将“死而后已”一枚交还。他说：“鞠躬尽瘁，是我们革命党人对人民应有的品质，我们死了，要把未竟的事业，传给后继的同志，继续奋斗完成。所以不能死而后已。我们要以死而不已的顽强精神，让后继者再接再厉，贯彻始终。”
孙中山一生担任过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和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地位显赫，功勋卓著，却从未追求过高薪厚禄，也从未给自己和亲属置办过任何家产。他逝世后，留下的遗产是一般人意想不到，仅是一些衣物、两千余册书籍和一所华侨捐资购买的住宅。他的《家事遗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经继余志。此嘱。”短短54个字，道出了“孙中山一生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高贵品格和伟人风范。一个活生生的光辉公仆形象。”
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给孙中山的挽联中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日，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毛泽东还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坚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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