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串联

中国人是很会制造新名词的。“长征串联”即是一例。此举发端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到天安门接见百万串联进京的学生。9月5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通知，号召全国学生大串联。并规定免费坐火车，发放伙食费。一时数千万学生“南征北战”，播撒“文革”种籽，震惊世界。
大庸一中很快作出反应。我和周余庆等人被推举为“谈判代表”，同县委县政府多次“交涉”，终于获准，并按人发了300元伙食费。于是，由我领头的“东进队”、周余庆领头的“挺进队”正式组建成立。1966年12月5日清晨，寒风料峭，县里举行盛大授旗欢送仪式，上万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送。我们怀揣红宝书，高举红旗，背着背包，从十字街迈步出发。
按要求，长征串联提倡步行。但走到离韶山约50华里地时，两个女同胞脚板溃疡，寸步难行，这为我们找到了弃步乘车的理由。到达韶山，正赶上暴雪。有消息说井冈山3万红卫兵被困，竟有因抢夺空投食物而死于非命者，只好在长沙滞留。在这里，串联队召开重要会议，有10余名同学宣布退队。人各有志，就各奔前程吧！
在长沙，我第一次领教了“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湘江风雷”等红卫兵组织的强大攻击力和破坏力。我们旁观了他们举行的号称10万人的批斗大会，第一次远距离瞻仰了省委书记张平化的狼狈形态。《湖南日报》、《长沙晚报》相继查封。长沙疯了。
在长沙，东进队与挺进队差不多同期到达。此间，我与周余庆作了一次长谈。他正处热烧中，说已经加入了“湘江风雷”，要立即赶回去“闹革命”。彼此都无法说服谁，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长沙休整后，东进队继续步行“长征”。我们访问文家市后，又越过罗霄山，经桐木、上栗到达安源。为了感受工人阶级的伟大，我们下煤洞体验，一女同学卡在“狗洞”中险些牺牲。这次惊吓，又让几个同学顾虑重重，临去萍乡，原本21人的队伍就只有8个了。在萍乡，我们与上海同济大学串联队调换“证明”，直达上海。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原本可以安排在上海国际饭店的，听说某省某族学生用墨汁在澳洲羊毛地毯上写“铲除修正主义温床”标语，遭到国际友人抗议，所住全部红卫兵被遣散，我们就只能住警备处第三招待所浦东大厦了。
此时，上海大乱。张春桥的“上海人民公社”刚刚成立，打倒曹狄秋、陈丕显的标语铺天盖地。其时，上海撤销了20多个红卫兵接待站，激起数十万进入上海的全国学生串联队的极大愤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大约有500多支串联队写了抗议书。我作为湘西少数民族学生代表，参加了联席会议 ，提交了抗议书。如果说长沙发疯，那只算是一个小癫痫症患者在摇头晃脑；上海发疯，就是大疯、“国疯”了。
此次“长征”，行程数千里，除了感受疯狂，从另一个意义上，无异于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免费旅游。串联队每到一地，我简直是生吞活剥曾在唐诗宋词中、在梦境中所向往的大好河山和人文古迹。我坚持写征途笔记。40多年前的往事之所以记忆如昨，全赖幸存的几封书信。
1967年2月3日，串联队8人平安回到母校。3月19日，中央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
那天，周余庆走上前来，瞪着我，举手高呼：“打倒保皇派！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愣住了，在我面前，周余庆已变成了周兵。老朋友成了陌路人。
山雨欲来。那是风暴的前夜。
.................... [下期预告：寻找熊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