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昏迷

2008年2月13日，天空晴朗，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进了办公室，结束了长达43个月的病休。因为疾病，我几乎告别了这个世界，几乎再也不能踏进这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那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我这一生是再也不会忘记了。如今六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的边缘，又是怎样一次一次逃脱命运的审判。
　　2004年7月6日，对我来说那实在是一个可怕的日子。这一天，全身酸软、眼睛橙黄的我，吃不下，睡不着，一场可怕的病魔正毫不留情地吞噬着我的身体。第二天，医院的检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重症乙肝——转氨酶1400，黄疸120。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束手无策，只好为我开出转往长沙湘雅医院的单据。但在湘雅医院的两个多月日子里，我的病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好转，反而慢慢演变为肝硬化、肝腹水。9月18日，已没有任何治愈希望的我不得不回到市人民医院继续接受治疗。从此，一段更加艰难的日子悄然降临到我的头上——

一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２日，农历腊月十三，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
　　过年还有一段日子，年味也没有那么浓。但毕竟是腊月了，湘西众多的普通人家开始筹算着如何过一个体面而又热闹的年。
　　但对于已在床上躺了半年的我来说，那只不过是又一个煎熬内心的、痛苦的一天。疾病已将我折磨得奄奄一息，日渐浓烈的年味并没有让我的心情有多少改变。不过，这一天实在值得我用一生的时间去记忆。就在这一天，我几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差点诀别这个令人爱恨难舍的世界。
　　那天清晨，我在沉沉的迷梦中睡去，死一样地睡去。其实，这已是我患重症肝病后的第四次昏迷。只不过，这一次我同死亡作了“最亲密的”接触。
　　我不知道自己在沉睡中过了多久，当我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已经在另一间病房。这是一间完全陌生的房间，没有窗帘，没有卫生间，也没有熟悉了三个多月的味道。自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１日离开人民医院后，我就一直住在张家界谢氏中医院四楼最里的一间病房。我用充满疑惑的眼神看了看坐在病床旁边的父亲。或许是读懂了我的眼神，父亲轻声地告诉我，这是在人民医院的内三科。我努力地摆动了一下头，用眼光环顾四周，发现除了父亲，病房内还有许多关切的眼睛在注视着我。只是，房间内没有声音，很静很静，一种莫可名状的寂静。我轻轻地闭上自己的眼睛，想要努力回想起此前的一些事来。可除了一阵毫无头绪的空白，我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视觉片段。偶尔，有医生或护士来为我检查或换药，我想要表达谢意，但身体却不受支配。我茫然地躺在病床上，急迫而又无助，就好像茫茫大海中的孤舟——弱小、不安、惶恐，却又不知所措。
　　这样的状态，一直在持续。我害怕闭上眼睛，害怕就这样一睡不醒。但越是想要挣脱这种束缚，越是难以持久。不知什么时候，我又悄悄地睡去，像死一样地睡去。没有痛苦，没有恐惧，也没有任何多余的思想的交锋。
我的身体有一些感觉的时候，那是医生为我插管。因为失去意识，排尿成了难题，在不知不觉间就会尿出来。没有办法，医生们将一根细胶管插进我的尿道。我不知道医生们围在我身边干什么，只是记得一阵钻心的疼痛，忍不住“啊”地大叫了一声。此后，我又沉沉地睡去，没有梦，没有天使，也没有无常与阎罗。就好像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不受任何外物的影响。
　　当我真正从昏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那已是三天以后的事。醒来后的我感觉很好，意识也相当清楚。我的头一句便是问父亲：“我睡了多久？”“三天。”父亲的回答让我感到很惊讶。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是沉沉地睡了一觉，怎么会过去三天？可父亲肯定的眼神让我不容置疑。发现我真的醒了，母亲、妻子、姐姐、弟弟都围到我的面前跟我说话。８０多岁的奶奶也慢慢地靠过来，用她满是皱纹的手握着我，眼里还噙着泪花，“勇儿，你醒了！”我看着奶奶和她两鬓的白发，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的苏醒，让全家人暂时放了心，大家的脸上也开始有了些暖色。但我还是隐隐地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沉重正压在亲人们的心头。听说我醒了，医生和护士们也都到病房来看我，问我的情况。医生交待父亲，给我灌肠。“灌肠？”我一听到这个词，感觉莫名其妙。父亲赶紧告诉我，就是采用灌肠和输液的办法才将我救醒，在我昏迷时已做了几次。当父亲掀开被褥时，我才发觉身上没有穿任何衣物，下身还牵着一根长长的管子，管子的另一头套着袋子，里面是黄浊的尿液。我想要自己坐起来翻身，却一点力气也没有。父亲和弟弟见状，用力帮我侧身。护士将一袋中药和半瓶醋灌进我的身体，并叫我尽量多忍一会儿，不要排出来。我强忍着，好在并不十分难受。当父亲把便盆拿过来时，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拉了出来。但便盆里除了刚灌进去的药并没有别的东西。这样的灌肠，大约持续了一周，直到我离开人民医院去北京求治时才停止。
　　在病床上无法动弹的日子是难以忍受的。我不能翻身，甚至不能挪动自己的双腿，就是抬一下手也相当困难。因为长时期的输液导致血管萎缩，我的手上已找不到完好的血管，护士们就将针插在了我的脚上。因而，想要把脚动一动也不可能。由于没有度过危险期，医生们又给我戴上了氧气罩。我的一身从上到下，可算是“全副武装”了。不过，这些都还不算什么。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几乎每天医生都要给我开出化验血的单子，所以每天清晨都要从我身上抽出几管血来。后来我才知道，医院要求医生们必须多开化验单，检查费要达到或超过住院总费用的一半。看来，我和众多住院的病人一样，享受了医院的“特殊照顾”。
　　从昏迷中苏醒后，我在病床上思考了很多，也想到了死亡。不过，我并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坚信：我一定会好起来的。同在医院住院的一位符姓女病人，当时的情况也十分危险，她的爱人还到我的病房看过我。我听说，她很坚强，说是一定要活着等到国家研制出彻底治疗肝病的药物。她还说，虽然现在没有什么特效药，但三五年后一定会有的。但在我后来离开人民医院在家养病时，听说她在闯过一道道生死关头后却不幸去世。她没有等到三五年，也没有等到国家研制出能治好肝病的药物，我却侥幸活了下来。我能够活下来，并不是西医的功效，而是祖国传统的中医，是没有行医资格的乡下郎中救了我的命。
　　同中医的接触，那还是从我住进谢氏中医院后开始的。当时，谢医生为我开出了中药，中西夹攻。在这样的治疗下，我的病情显得有好转的趋势。亲人们看到我的病情稳定了下来，悬着的心也稍稍放宽了一些。
就在大家都认为我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时，意外在不经意间发生。１０月２２日，农历九月初九，父亲在中午给我喂了几块鱼肉。我吃着吃着竟糊涂起来，接着就不省人事，昏了过去。我没有任何感觉，三个多小时昏迷不醒。当我醒过来后，父亲告诉我发生的一切，我才恍然大悟。这是我患病之后的第三次昏迷，是离死亡很近的一次昏迷。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当时在看到我的情况后，说是最多只能活三天。亲人们悲痛欲绝，赶紧为我准备后事。
...................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