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死不退党

　　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我在读中学就立下的志愿。中学肄业回农村后，从互助组到大队干部，乃至被提拔为国家工作人员，一直拼命工作，步步向党组织靠近，真正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终于在上世纪60年代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然而，在我入党后，却发生了两次大波折。一次是1962年国家精兵简政，我因平时喜爱写作，被领导说成不务正业、一心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将我列入下放名单。开始很想不通，转念一想，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共产党员好比种子，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于是我放下架子继续当好农民，这年我刚满22岁。由于板起身子干工作，不久便成了先进的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家乡是沅水支流上游的一个土家山寨，自然条件极差，但我把政治工作抓到了实处，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单位。县人武部将我们大队列入武装基干民兵营重点单位，还配发了枪支，在几次地、县大比武中比出良好成绩，先后获得了常德地区分区、省军区乃至广州军区的嘉奖，出席了省民兵党代会，受到叶帅、华国锋、黄永胜、文年生等军政领导接见并合影。我的业余创作也进入黄金时期，参加省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受到刘少奇、周恩来、胡耀邦等党和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一起留影。
　　二次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这个红极一时的年轻人，似乎一夜之间，垂落千丈。“文革”一开始，县、区、社、大队四级造反派串连一起将我打倒在地，给我头上扣了五顶大帽子，即“漏划富农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周扬文艺黑线人物在农村的代理人”、“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如泰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成了“日不出队夜不出户”的管制分子，对我进行人身摧残已成他们的家常便饭，每次戴高帽游乡非我莫属，捆绑吊打，跪碎瓦也时有发生。更有甚者，封我粮仓，抄家荡产，像当年对付地主一样。我老是想不通，我兢兢业业为党工作，错在哪里，罪从何来？这时一个造反派头头托人对我说，只要他周保林写申请退出共产党组织，就可以让他“解放”，平安无事。他们见我无动于衷，又生二计，知道我是孝子，一向听信母亲的话。善良的母亲见我遍身鳞伤，抚摸我的伤处，流泪劝我说：“儿，就依了他们的吧，等太平了再入党也不迟。”我坚定地回答：“娘，我什么都可依你的，这件事我拿定了主意，宁被他们整死，也不退党。”
　　造反派见法儿不灵，就对我加大批整力度，搞“车轮战术”，不让我有喘气之机。我记住了毛泽东同志说的一句话：我们应相信群众相信党。又想起我当时入党的誓言，一咬牙硬是挺了过来。“文革”结束不久，党组织就给我恢复了干籍，让我进城做自己喜爱的文化和文史工作，再一次证明党组织是英明伟大的，永远值得依赖和依靠。
　　1989年8、9月间，北京发生动乱。许多朋友，其中不乏党基层组织骨干分子对党的信仰产生了动摇，约我甚至劝我退党。我不仅不为其动心，反而更加坚定立场，连续写了《一心永远跟党走》等散文、诗歌在报上发表，表明我的立场。因我心中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