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打工记

　　小白有一次难以忘怀的打工经历。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七月。小白刚从长沙的学校回到家，邻居张精明就找他聊天来了，聊着聊着，话题就扯到打工这个词儿上了。张精明说，其实打工不用跑到广东去，近处也有工打的。小白问，哪里有呀？张精明答，镇上。张又说，不过，这工是个体力活，你这个秀才做不了的，你的手没有缚鸡之力，顶多只能扯下几根鸡毛。张精明热情邀请小白的弟弟一同去打工，小白的弟弟爽快地答应了。小白也想去，张精明沉吟半晌，说，要得。
　　第二天，小白和弟弟起了个大早，两人均穿着满身开花的衣服。刚扒了几口饭，张精明就冒头了，兄弟俩就跟在张精明的屁股后面一路小跑，腿上生风。小白觉得有些神秘，有些兴奋，总之，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儿形容当时的心情。
　　这季节草木郁郁葱葱，满地都覆盖着绿色的植被。走到镇上时，太阳的热度起来了，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
　　三人直接来到打工的地点，镇供销社。小白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一个人，院子里破败不堪，长满了杂草。张精明对小白兄弟俩说，你们等着，我找经理去。
　　一会儿功夫，经理就在张精明的导引下，走上台阶来了，不过他始终没有上完所有的台阶。站在院子一角的小白，就只看到经理的头部和半截胸部。后来，小白看到经理甩头的动作。甩头的动作之后，经理掉头走了。
　　张精明小跑步来到小白兄弟俩面前，解释说经理有事去了，要我们先干起来。
　　活是转树筒子。清一色的松树，一两丈长，码在院子一角。要转运到临街的工棚里面，大约五十米的距离。粗一点的要两个人抬，小白的弟弟和张精明能抬树的蔸脑壳那一头，小白只能抬树梢那一头；细一点的小白的弟弟和张精明背得起，小白却不行。这样，三个人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一根接一根转着树筒子，脚在草地上整齐地移动着，踢得尘土飞扬。
　　空气乏味极了，没有一丝微风，太阳晒在身上火辣辣的痛，汗水从每个人脸上一直流到裤管里，衣服上淋淋漓漓，手上、袖子和裤管的大腿部位全是滑溜溜的松树油。实在累得不行了，就在阴处站一站，喘两口气。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各自在街上端了一碗米粉吃了。
　　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经理来了，径直走到张精明面前同他说了几句话，然后，经理向小白兄弟俩露出庄严的不失身份的浅浅一笑，接着就大步流星地走得不见人影了。
　　张精明对小白兄弟俩说，经理要我们去他家里，把家里的树筒子也转一转。于是，小白兄弟俩又跟着张精明屁股后面走，七弯八拐，来到一处裁缝铺里。小白明白了，经理是要他们三人在这个裁缝铺里会他。只见经理正同两个打扮时尚的男人有说有笑，对比穿着，小白三人自惭形秽。那两个男人经理长经理短的，对着经理飞着唾沫星子，一脸笑得稀烂。经理说，等下把树弄完了，一起喝杯酒，不喝不够哥们儿情分。两个男人说，多谢经理，又说，喝酒怎么好意思呢，喝杯茶就可以了嘛。小白三个人在一旁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看到经理好像没有急于要走的意思，三人就挨到一条长凳子上坐了。
　　这时，张精明有一种想插一句话打破沉闷状态的冲动，他先呵呵了两声，又咳了一声：“这里有个大学生当搬运工哩。”显然，这句话是多余的和不合时宜的，这句话只引起裁缝往这边瞥了一下，经理和朋友依然在哈哈喧天，笑声震耳。
　　经理可能觉得时间一定是熬到了头，终于起身要走了，他连声说着“喝杯酒应该的”，接着又优雅地向那两个男人挥了一下手，然后就大踏步地走出了裁缝铺。三人紧跟在经理身后，进入主街，再拐入一条巷子，沿着巷子的石头台阶拾级而上，经理的家就在台阶的尽头。
　　树筒子堆在楼上，满楼都是，都是些干树筒子，水桶粗细，长度要比供销社的短一些。树筒子从楼上移下来，再抬到门外面的狗子车上。三人分工协作，小白在楼上，将树筒子像滚铁环那样移到楼板边上，小白的弟弟站在梯子上接住，张精明再接住，之后两人用手抬送出门。一直干到太阳落土，才将活干完。
　　回家后，当小白的弟弟有声有色向父母和奶奶讲述白天的情节时，睡意向小白笼罩过来了。第二天清晨，张精明吆喝时，小白还在床上，张精明只喊走了小白的弟弟。他们的任务是把供销社剩下的树筒子转完。
　　第三天傍晚，张精明送来了小白兄弟俩三个工的报酬五十四元：一个工二十元，税费两元。所扣六元税款，张精明再三申明，他交给了经理，由经理代劳缴税。小白不信的话，可以去问经理。
　　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一张一元，小白接过他所属的薪金委实有些郁郁不欢，那年头，镇上夹精夹肥的猪肉已经涨到四块钱一斤了。然而不久，小白就释然了，小白太想自立了，这一沓钞票，无论数量多少，都是自立的明证啊，呵呵。
　　小白捧着钞票贴在胸前，犹如捡拾一块砖扑通投入心海里，涟漪迅速荡漾开来，他眩晕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