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棚书恨

1964年下学期，我考进大庸一中高十五班。记得感动视觉的第一印象是第一次进食堂(兼礼堂)吃饭，第一眼看到正面墙上的一幅油画：一个美丽和蔼的年轻妈妈蹲在地上，一边拾孩子掉下的饭粒，一边扭头对端着饭碗的孩子说着什么。画首的题款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这是清代朱柏庐《治家格言》中的名句。后来听说这幅画是美术老师田运廉画的，他是当地著名画家陈伯丹的高足，于是我对田老师平添了几分崇拜。其实田老师的压身绝艺是画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被黄永玉发现并高度赞赏，以为不在李苦禅之下。
1965年暑假，我被留校20天，协助田老师画壁画。好像助手中有个叫胡乔生的高班同学。我们到底画了几幅画，早已成了过眼烟云，唯其中技巧最高、难度最大的那幅至今历历在目。那就是礼堂内东头墙壁上临摹的毛主席像。那是1954年毛主席穿着呢子大衣，迎风站在北戴河海边留下的那张照片。作画之前，校领导专门召开了会议，强调这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出不得半点差错。从上脚手架打格子描像到最后点睛收笔，田老师一直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一时退到会台上远观，又一时走向画面近瞧，反复揣摩，不断刮削，务使比例得当、色调准确。我和乔生一个画大海，一个画人物，头部由田老师一人完成。那天早晨，礼堂聚集了许多人，其中有县、校的领导。田老师特地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刮了胡子，慢慢爬上画架，凝神静气片刻后，揭开蒙在毛主席脸部的红布，大笔几挥，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就画成了。礼堂里顿时爆响一片掌声。这叫“画龙点睛”，是画人物的硬功夫。这幅师生共作的油画，一直保存了好几年。可以说，20天跟师学画，不亚于进了一届专业美校。
谁料风云多变，世事无常，躲过“反右”运动的田老师终于没有逃脱“文革”的魔掌，他被当作牛鬼蛇神赶进了猪棚——大画家当了猪倌。田老师住的猪棚靠近公厕，原是制作猪饲料的土坯屋，窗子极小，阴暗潮湿。我好几次借上厕所之机，偷偷向门内张望。有一次，田老师悄悄告诉我，晚上到这里来一下，有事交待。
当晚10点左右，我提心吊胆钻进猪棚，田老师把门闩紧，照着煤油灯，从床脚下摸出一个破麻袋，又从麻袋里摸出一个塑料纸包，打开塑料纸包，原来是个黑漆木盒子，长约8寸，宽约6寸，高约7寸。盒子上书“陈伯丹花卉翎毛画谱”，落款“武溪樵子”。田老师说：“这是我的恩师陈伯丹先生准备出版的《花卉翎毛画谱》图稿，共368幅，是他毕生绘画的总结，可说是无价之宝。他的中堂条幅画已流传芬兰、西班牙，是大庸近代史上站得住脚的画家，他的花卉翎毛画被誉为‘国画精萃’。1947年城里爆发党团械斗事件，陈先生的家遭兵匪洗劫，画箱遗失。恩师贫病交加，悲愤而死。后来，我的一位亲戚到津市做生意，偶尔发现了这个画箱，用三百个大洋将其赎回，然后转交给我秘密保存，嘱我等待时机出版。二十年来，政局反反复复，我一直找不到出版的机会。如今我的处境十分危险，我没有别的担心，只怕有负嘱托者的期望，无法向九泉下的恩师交待。”田老师说到这里，不禁声泪俱下。接着，又指着画箱的另一面，上书“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八字，说：“这是恩师做人的准则，所谓借鹤以明志。克剑，我看你很勤奋，又很有才气，能画又能写，说不定将来能成大器。今天找你，就是想把这个重托转给你。你要发个毒誓，一定要恪守信用，不可做昧心缺德的事。”
我跪下来给田老师叩了三个响头，发誓说：“人在画在，画失人亡!”
当夜，我把木箱锁进我的箱子。
万万没料到的是，一场持续一年多的武斗开始了。我被狂热地卷进了这场“捍卫毛主席”的“内战”之中。有一天，我心绪无端烦乱，便乘稀疏的枪声到县农场碾房边散步，突然想起那个画箱，顿时眉毛几竖。我立即潜回天门楼寝室，谁知早被洗劫一空!我如雷击顶，一头栽倒下去。我意识到我将会在这场武斗中不幸而亡。如果这样，我的灵魂也许还安宁一些。但结果是虽未遭枪打却被“内专”八年，生不如死。岂料中途又惨遭横祸，虽大难不死，但成了终身残疾。难道是伯丹先师的阴魂洞悉了失画真相而饶我一命?
从那一天起，我发誓弃画从文。
我再也无脸叩见我的田老师，直至他病重入土以后，我都没有勇气向他忏悔赎罪。
这是永远的痛、永远的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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