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的谜团

由孟醒著，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谁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录》一书，对人们深刻了解党的历程大有助益，特别是该书对中共一大的的诸多谜团，逐一进行了破解。

谜团一：党的生日是哪天？
将“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可以上溯到延安时期。当时的延安，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出席了一大，但他们只记得是7月份，具体日期则记不清了，于是象征性地选择了7月的第一天作为建党纪念日。但是，作为历史，纪念日并不等于生日本身。经党史方面的专家学者考证，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明确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这一结论在1981年纪念建党六十周年时，记入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不过，这个看似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疑点的，那就是，不能简单地以一大的召开日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因为，应该是先有了党和党员，才能有党员的“代表”，才能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其实，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11月即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事实上党在这时就已经成立了，只是没有切实开展活动，当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其机关刊物上，就已经明确地称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中国共产党”了。

谜团二：“南陈北李”为什么均未到会？
中共一大令人不解的问题确实很多，有关史籍也对“南陈北李”不到会有过多种解释，但理由并不是很充分。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在中共一大之后的9月就来到了上海，所以，如果稍微推迟会期，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很有可能出席大会。可是，实际上没有等他们就开会了。分析原因，应是由于当时身负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急于召集大会使然。
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党的李达曾在自传中说：“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陈独秀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但同样为党的创建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李大钊却没有在中央任职，对其原委也是众说纷纭。
一大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始终坚定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李达、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七人。但有的因与党内同志产生过意见分歧甚或个人恩怨，离开了这条曲折而光明的道路，成为党内反对派。经过或长或短的反复后，他们又都做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有的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思考他们为什么会在相同的起点上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或许正是作者写作本书的一个深层原因。

谜团三：一大何时闭幕？
中共一大开幕的日期是明确的，但闭幕日期却至今难有定论。至少有五种说法，最易排除的是7月30日。因为当天深夜一大代表们还在上海，很难想象惊魂未定的他们连夜坐车分头赶往一百公里外的嘉兴，再租船，再坐下来继续完成未竞的议程。时间安排上明显难以做到。
同样不合理的说法是8月5日闭幕说，在7月30日深夜因租界警察被迫中断的大会，竟然在五天后才又重新开会，似乎不太自然。8月1日及8月2日闭幕说，也有相关回忆录支持，但8月1日午后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风否定了这两种主张。一大代表中有人记得南湖会议持续到晚上，却没有一人谈及这场暴风灾害，由此可以得出会议的闭幕日期不是在这两天。作了以上排除之后，显然7月31日在嘉兴南湖举行了最后一天会议的主张更为合理，而且也得到了众多会议资料及史料的支持。

谜团四：一大代表是多少？
关于出席一大代表的人数，以前存在着十二人和十三人的争论。
其实，除大量回忆录外，持“十二人”说也是有权威史料根据的。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是中共一大结束时或结束后不久写成的正式报告，其中就明确主张十二人，甚至连十二人的地区分布都写得很清楚，是“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加起来正好十二人。关键是除日本外，哪个地区派出了一位代表，是哪个人被《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执笔者在认定参加大会的代表时，从十三个人里面排除了。研究者认为，被排除的这个人应该是中途离开大会的陈公博。中共一大遭法租界警察搜查后，在嘉兴南湖开最后一次会议时，唯独不见了陈公博。这件事，不仅与会的张国焘和周佛海在回忆录中都大加揶揄，而且陈公博自己在会后不久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也承认不讳，所以肯定是真有其事。陈公博因大会结束时不知去向而被排除，加上南湖船上的十二名代表，总共为十三人。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并未说包惠僧代表陈独秀个人，而将包视为代表一个“地方”的代表。因此广州也有两名代表，即包惠僧和陈公博。但陈公博提前离会，被排除在代表内也是合乎情理的。
人生即历史，人生是谜，历史更是谜。解开了人生的谜团，也就看到了历史的谜底。《谁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录》一书作者的写作目的，我想这应该是最主要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人生应该成为现实人生的借鉴。
............ (作者系市委政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