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册《慈善读本》进学校引争议

.甲方
慈善“绑架”学生
是“和尚念歪了经”
　　慈善和学生的素质如果捆绑成功，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或者家长都要一齐联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取得预期的收益。学生为了能给自己的素质增分，就会多捐款，他们缴纳的钱款越多慈善素质得分就越高。这样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会给学生的心灵涂抹上一层阴影，甚至还会扭曲他们的性格，而这一些不健全的东西都是慈善的强制绑架所造成的，到那时，慈善能承受得住这种责任吗？
　　慈善人深谙个中道道，他们知道学校是一个慈善的庞大阵地，这个阵地倘若开掘出来一定是蔚为壮观的，所以他们才想出此歪招，将慈善和学生的素质连在一起。学生自己不能挣钱，他们的钱全是父母提供，慈善人如此做，不仅仅绑架了学生，同时也绑架了学生家长和学校老师。
　　当然，如果给学生发放慈善读本，向学生宣传慈善精神，这是可以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让我们的后代早日了解慈善，让他们从小具有一颗爱心，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将会非常丰富和充实。但如果将慈善和学生的素质捆绑在一艘船上，就是一个错误，说得不好听，那就是打劫。
　　慈善走出信任危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地用好每一分善款，而且禁得起任何检验，慈善的公信力自然就会恢复。慈善人做出了那么多出格的事情，光靠几句豪言壮语能唤回民众对慈善的信任吗？不错，慈善人在行动，他们也想给自己争一口气，但他们的行动非常令人失望，陈咬金要三板斧才能制服对手，慈善人一板斧就能令吃财政饭的人员乖乖就范？根本的问题不解决，靠行政命令虽然一时之间能将善款叠起来，但对于已经岌岌可危的慈善公信将会是另一轮沉重的打击。
　　　　　　　　　　　（据红网）
.乙方
“慈善读本”
进校园不该遭质疑
张玉胜

　　依我之见，被称为“无字之书”的社会慈善“读本”，应当包括完善规范的慈善机制、公开透明的慈善管理、全民力挺的慈善氛围、见贤思齐的慈善楷模、我为人人的慈善常态，等等。而至关重要的是为人父母者乐善好施的言传身教和远离溺爱的家庭教育。君不见公交车上的如此一幕：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分别坐在两个座位上，一老年人上车，孩子欲让座，这位母亲说：“坐着，人这么多挤着你怎么办！”由此看来，鲜亮的书本教育在生活的功利教育面前不堪一击。还有，时下孩子的爱心空白和责任缺失，众星捧月般的家庭溺爱管理当属罪魁祸首。试想，在一个处处“以我为核心”的孩子的眼里，只有私欲、享受和独尊，哪有对父母辛劳的理解和对他人的示爱与付出，这种有悖《慈善读本》说教的生活现实，势必动摇孩子对慈善爱心的坚守。
　　时下有一种说法，叫“5+2=0”。即学生在学校5天里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和2天在家庭所受的不良影响相抵消了。这种说法固然有点偏激，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家庭和社会的不良影响对学校教育冲击的力度之大。因此，我们在为《慈善读本》进入校园的创举叫好的同时，不能忘记自己在家庭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科学施教、践行爱心的责任，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无字之书”的编写者。

.话现状
还是先提升大人的
“慈善素质”吧
邓海建

　　“慷慨自古英雄色”。大凡有点悲天悯人情怀的，内心里多少都有些慈善的因子。然而，慈善这东西与意识形态、经济水平等等基本没什么直接关系，古人路不拾遗也不能证明今人就道德堪忧，“仓禀实”与“知礼节”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直接。有限的慈善资源“是生是死”，基本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中国自古有“以吏为师”的心理传统，二是慈善机制担当着“防护堤”的功用，三是泛滥的“被慈善”现象激起普遍的逆反心理。因此，真要谈“慈善素质”，起码有两个前提：一者，官员慈善如火如荼，堪为表率；二是慈善机制纯净如水，公众善意备受呵护。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平常年份已有高达300亿元至500亿元左右的慈善捐款，志愿服务开始广泛普及，物资捐赠每年都惠及上千万人次。可见，我们从不缺少善心，也不缺乏善人，缺的是如何有序整合慈善资源的素养与能力。首先是慈善产业链从未真正建立起来，托着善款的公民找不到慈善事业的正经“批发商”与“零售商”，满大街都是做慈善的“黑中介”，不明不白外加“雁过拔毛式”的托管运营，完全一副“善人勿近”的架势。而在美国，目前有150万个慈善组织，其中仅基金会就近10万个，全美有上千万人在慈善组织就业——没有可亲可见的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就很难培厚社会的慈善之心。
　　其次是慈善运作缺乏法制兜底，西方公益组织领袖拿着每年18万至23万美元的薪水，也不见得有人眼红——为什么我们的相关管理人员号称月薪寥寥数千，却仍被猛烈诟病？一个两三千元月薪的人掌控着上亿资本，而且没有完备的法律防线，会不会每时每刻都在经历“诱惑与考验”？类似疑问无人作答，各色流言或寻租事实就会深深损伤社会的慈善之心。
　　今天的中国慈善，还处在“一朝被蛇咬”的境地，修弥断裂、重塑公信才是当务之急。从“巴比宴”的吊诡到围绕陈光标的种种争议，从小悦悦父亲的尴尬到“8层楼高的中华儿女”……公权与慈善的纠葛、善意与贪腐的角力、理念与制度的碰撞，都处在一个亟待转身又分外纠结的“节骨眼”上——当此语境，孩子的“慈善素质”固然重要，但谁好意思当真去评估呢？事有轻重缓急，更有颜面与底气的考量，还是先做好大人的事情，再去刚性约束孩子的“慈善素养”吧。

.话根本
身教胜于言传
贺方

　　美德的养成，关键不在于喋喋不休地说教--在“人之初”的阶段，通过教授告知美德的基本标准的确很重要——而是有没有人在不停地示范，借助榜样的力量让越来越多的人养成一种自觉实践美德的习惯。没有这样的“传帮带”，或许可能出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怪象——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美德，可总是在不经意间以自己不关心、不实践的行为“助纣为虐”，“小悦悦事件”难道不是例证吗？
　　正如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在美德问题上，一个示范胜过无数次的说教。如果接受者从传授层面获取的价值观念，总是和实践层面获取的示范教育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所谓教育工程就可能沦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因此，我非常欣赏哈药集团的一个广告：当妈妈为奶奶端上一盆洗脚水时，被示范的美德就已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并逐渐发芽，换来的就是辛苦一天回家后的妈妈由孩子替自己洗脚的欣慰。
　　在美德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接受者和示范者，不应简单地把社会道德的滑坡归咎于社会和他人，而应反躬自省，让自己成为一个实践的示范者。当然，也总还有一个谁是主要示范者的问题。在一个公民社会中，权力者不一定是美德的最佳示范者，却一定是威胁最大的破坏者。《瞭望》不是刊文分析，指出社会诚信缺失首责在政府吗？我们社会扶危济贫的传统资源日渐流失，难道不是带有官方色彩的慈善机构没起到起码的示范作用的结果吗？这也告诫我们，大规模官德培训任重而道远。　（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