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艰辛
“蛋形蜗居”里透着青春的痛
青春很容易和朝气、理想这些词汇画上等号。敢于北漂的，大多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件行李、一本毕业证，为了人生理想，在北京一漂就是几年。一些有能力又有机遇的人，苦尽甘来，梦想成真；但更多的人许多年过去了，还在苦苦挣扎，虽然一个月可以赚好几千，但相当一部分都被房租占了去。自己赚了钱，却通过这种方式还给了北京，至于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要是没有家里的赞助，更是一种遥远的奢想。
我们一直鼓励年轻人要有理想。可现实情况是，如果父母不给力，绝大多数80后90后走上社会时，都在为蜗居奔命，为房贷忙碌，用整个青春去背负一套房子。而疲于奔波的压力，会让一代人被逼着淡化了父辈身上那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只为稻粱谋。
小伙子从蛋形蜗居顶上露出个头来，看着在楼上俯拍的记者幸福地笑，从他露出洁白牙齿的笑容里，我还是感到一种来自青春的伤感与时代的伤痛。
（《新安晚报》）
当艺术化的苦涩生活遇到现实的冷硬
小戴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但他给自己建的小屋充满了想像力和对生活的乐观。小屋自带太阳能板，最外层还能长草，放到哪里都像是个宣传低碳生活的艺术品。实际上他的艺术品没妨碍什么，对交通没影响，对城市环境，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只能是增色。
可是管理部门的冰冷和生硬，显然让年轻人苦中做乐的浪漫情绪倍感挫折。北漂青年戴海飞的“蛋形蜗居”，河南退休矿工陈新年的“地下标间”，都没能从管理部门得到同情的宽容。我们的政策和执行，太习惯于说“不”，特别是对那些在底层苦苦打拼的人，对那些处于模糊地带的新事物新现象。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公民需求的多样化和差异化，也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处于政策可管可不管状态的新事物。越是这样的模糊地带，就越考验职能部门的行政能力、理念以及文明程度和创造性。把不合理的东西干掉，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人人都会，却显示不出政策应有的智慧、人性和柔软。 （《长江日报》）
●话根源
蛋形小屋易拆 潜在舆论难消
为何一个易碎的作品，还会引起公众的唏嘘感叹呢？当拆除的命运已定时，与其考虑这个作品是不是炒作，是不是违建，倒不如考虑一下，这个创意作品为何成了公众舆论的释放载体？
一般来说，具体的舆论事件很容易消失，比如蛋形小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拆除，但是事件所对应的潜在舆论却不会随着个别事件的消失而消除。这就意味着拆除蛋形小屋是容易的，但心理意义上的蛋形小屋却可能一直存在，因为人们内心对住的渴望与现实住的无奈是作为一种潜在舆论持续存在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公众才会对城管拆除的表态不能接受，认为其不近人情。因此，在看到蛋形小屋等创意时，更需要思考的是，公众为何把一个创意当成一个舆论诉求的热点。显然，现象背后的内在心理也需要重视。否则，我们将看到有关住的创意依然层出不穷，而每一次公众心理无疑更加沉重。
（《西安晚报》）
拆“蛋”还应关注“鸡”
戴海飞何以要敲敲打打2个月功夫去造这么一个蛋呢？纯粹被高房价给逼的。以北京现在的房价来说，不要说像戴海飞这样的小伙子买不起房子，就连租房子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很多人为了省钱住在郊区，然后在路上折腾个两三个小时去上班。青春和岁月，理想和梦想就这样在颠簸中被折腾没了。
对城管来说，拆一个“蛋”是容易的，不过拆一大窝蛋是有难度的。
相关部门有拆蛋的武器，却没有杀“鸡”的利刃，无法保障市民住房可操作性，只懂得拆“蛋”而不制止生蛋的“鸡”，“蛋”说不定还会源源不断生下来。 （《钱江晚报》）
●话建议
对“蜗居蛋”应多点包容和鼓励
严格说来，“蜗居蛋”并不是一所搭建的屋子，“蜗居蛋”的诞生，带点行为艺术的色彩，更主要的还是为了体现在这个城市奋斗着的年轻人苦中作乐的精神。
“蜗居蛋”该不该拆？小屋放在戴海飞所在公司的楼下，而这栋楼亦在院内，如果管理，也是这个院子的业主或物业公司出面最好。而物业公司负责人对这个小屋并无强拆意图，相反还表示，这个新鲜的创意给大院注入了很多活力，大院里的人喜欢。既然如此，城管完全不必如此敏感。北京是国际化城市，这样的城市离不开创意。在大家为“蜗居蛋”带来的新鲜感而愉悦时，北京不但应容得下这枚蛋，可能还需要鼓励更多有创意的年轻人也来“下蛋”。
（《新京报》）
拆“蛋”惹来嘘声的背后
必须肯定的是，城管曾经在城市化顺利推进、市容市貌建设等多个方面居功至伟。只不过，近几年随着城管粗暴执法、甚至打人等恶性案例的不时出现，城管群体的负面标签越来越多。究其因，执法权限缺乏明确的边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服务意识越来越淡薄，是城管形象由正转负的主因。要扭转自己的负面形象，为自己正名，最根本的是改变城市的发展思维，厘清城市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并明确执法边界；在此解决之前，有赖于城管部门增强服务意识，在工作中多多体现人本关怀，多些柔性执法。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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