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期刊

高尔基说过：“一个刊物就是一面旗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的社会表情、政治态度。
记得1955年发蒙入学后第一次读到《小朋友》，让我如痴如醉。进入高中后，才发现诸如《萌芽》、《人民文学》以及五十年代的《新观察》、《处女地》等著名期刊。特别是巴金主编的《收获》，规模大得让我震撼，竟然不顾停餐绝食订了一份。从此，刊物成了我未来生命中的最爱。或者说，是刊物引我一步步走上文学之路的。
1966年“文革”爆发，文艺界、出版界成了重灾区。除“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所有报刊一律停办。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75年，终于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他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老人家应该明白，造成这“万马齐喑”的局面，归根结底是消灭报刊媒体“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的结果。让老人家始料不及的是，公开期刊消灭了，地下刊物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
在“红司令”毛主席的支持下，相似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红卫兵粉墨登场，席卷全国。其时我也拉了一支队伍叫“一月风暴“。并且由我一手创办了《浪遏飞舟》、《一月风暴》、《澧水评论》两报一刊（均为蜡板油印）。早在文革前夜，我被选入学生会班子，曾受托创办了校刊《新一中》，可惜创刊即是终刊。
编辑出版这些地下报刊，理论上是为自己一派摇唇鼓舌；从个人角度，为我日后从事职业编辑打下了一定基础，更重要的是，填补了渴求刊物的心灵空缺。
1967年11月下旬，47军公开支持“红革筹”（“造反派”），“联总”陷入灭顶之灾。我和三个友人受联总总指挥秦忠林（老红军，抗日英雄，后被错杀）秘密派遣，赴京出席了由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接见全国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大会。记得在主席台下最前排就坐的有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五大红卫兵领袖。我们远远看到周总理面容憔悴走上会台，就那一瞬间，会堂鸦鹊无声，我顿时一阵心酸，泪如泉涌。一些女生在抽泣。总理声音平和、诚恳却忧心如焚地劝告各派之间要立即停止武斗，要搞大联合，要复课闹革命，要抓革命，促生产。我印象最深的是总理劝导北航“红旗”战斗队（“天派”）和地质学院“东方红”（“地派”）头头们的一段话：“我坐飞机比你们都多吧？我一次一次离地上天，漂洋过海，又一次一次飞回大陆，落到地上。这就是天地合一的道理。什么‘天派’、‘地派’，说到底还是一派嘛！”
刚宣布散会，会堂内忽然掀起一片吆喝声：“卖杂志喽——卖《红卫兵文艺》！卖《风雷》！看《彭真罪状一百例》！看《刘少奇罪恶史》！”“卖杂志喽——卖《文学战线》创刊号！看《反党篡军野心家彭德怀和他的吹鼓手们——批判〈保卫延安〉大毒草》——！”
在歇斯底里的叫卖声中，我被煽得烈火中烧，管它好歹良莠，一气买了30多本杂志和50多种报纸。可惜经过40余年的颠沛飘摇，多已散失，如今仅存4本期刊和一份报纸。
那难忘的疯狂岁月啊！
那荒唐的乱世期刊啊！

[下期预告：“文革”书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