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副刊、“周末”相依相携的日子

我是参与编辑《大庸报》（《张家界日报》前身）创刊号的几个人之一。从1990年3月1日正式调入报社，到2001年8月底调离报社，在报社工作了整整11年半时间。11年半当中，1999年以前一直在副刊部负责；1999年周末版从副刊部剥离出去之后，则去了周末部创办“旅游周末”。一直在副刊和“周末”这一块爬摸滚打，有过辛劳也有过收获，有过欢欣也有过沮丧。正如诗人普希金的两句诗所云：“一切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记忆。”经过这些年的时光淘洗，回望与副刊、“周末”相依相携的那些日子，真有太多的“亲切的记忆”！

初创时期编副刊
报纸创办之初，副刊部只有我和熊夫木君两人，却辟有文学版、文化版、旅游版、民族团结版、文摘版诸多版面。组稿、采写、编辑任务之重就可想而知了。办副刊，主要是团结作者，扶植新人，推出好的作者和作品。对于一张刚刚创办的报纸来说，当务之急是以副刊版面为纽带，迅速形成一支能够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稿源队伍。
当时有一个名叫童丽萍的女作者，家在农村，是个残疾人，她文化程度不高，文学秉赋却不错。我和夫木骑着单车，带着她投寄的散文《渺沟》专程去看望她，并就稿件的修改与她交换意见。同时约请童的好友——另一位颇具才华的女作者姚雅琼撰写了一篇关于童丽萍印象的文章。童的散文《渺沟》和姚的文章刊发在同一期文学副刊上，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好反响。
在自然来稿中，我发现一个名叫石继丽的作者，文字清丽典雅，看得出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于是赶写了一篇点评《关于〈净土〉的随想》，与散文《净土》同期刊出。而《净土》刊发了好长时间以后，我才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认识作者。如今已是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出版了多部文学作品的石继丽，回忆起当年的《净土》和我的点评文字，依然为之动容，她说她就是在这种鼓励下进入文学创作的。
覃儿健是一个生活阅历丰富、文学功底颇为厚实的作者。交往过程中，听他眉飞色舞地说起做乡党委书记时候的一些轶闻趣事，当即觉得他所侃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篇好散文。在我的鼓动下，副标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手记”的一组散文果然写出来了。在本报副刊发表后获得广泛好评，后来在省里、在全国的副刊作品评选中都得了奖。
举这么几个例子，旨在说明当时我们就是凭着这么一种作风编副刊的。在我的印象里，胡家胜、姚雅琼、全迎春、熊夫木、李水云、胡良秀、龚爱民、张建湘、李文锋、戴领、王成均、吴旻、卓今、向延波、陈颉、王明亚、李稔香、梦帕、魏咏柏、何永锋等一批青年作家和作者，有的当时是刚刚出道或出道不久，其中不少人是最先在这张报纸的副刊发表处女作，之后陆陆续续从这里走向文坛，并成为我市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说到副刊评奖，印象最深的是报纸创办头一年，我代表本报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全省地州市报副刊好作品评选。14个地州市中，长沙、衡阳、株洲、岳阳等地多是周七、周六刊，益阳、娄底、永州等地虽然少些，但也是周四刊。就我们市是周一刊，即每周出1期。因此副刊研究会规定周七、周六刊的地州市，分别推荐8件和7件作品参评；周四、周五刊的地州市，推荐5篇参评；而我们这种周一刊的报纸只能推荐3件作品参评。按常规，全省每届副刊好作品设一等奖10篇，出乎意料的是，我们报纸所推的3件作品，在无记名投票中居然有2 件获了一等奖，一篇是熊夫木写茅岩河的散文《女儿的山，男儿的水》，一篇是我的散文《岩鹰的故事》。《长沙晚报》也得了2个一等奖，可人家是老大哥，整体实力强些，历年来都要高出其它兄弟报纸，因此大家有心理准备。问题是《大庸报》才刚刚创办，每周才出一张四开报纸，居然就捞走了2个一等奖，因此大家一时真还有点回不过神来。
不过，以后一年一度的全省地州市报副刊作品评奖，我们张家界每年都有1篇以上作品获一等奖（到1997年我最后一次参与这一评奖活动为止），加上整体的获奖率，一直居于前列，兄弟报社才渐渐接受并适应这一事实，笑谑说“小小秤砣压千斤”啊。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报纸副刊讲究质量所产生的良好效应。即以熊夫木的获奖散文《女儿的山，男儿的水》为例，迄今为止写茅岩河的所有散文，仍无一篇能出其右。所以每有编选张家界散文游记者，他的这篇《女儿的山，男儿的水》一直是必选篇目。
至于我个人，在编副刊期间先后获全省地州市级、省级、全国级的编辑奖和作品奖各不下数十次。《一个美丽千古的约会》、《感恩红薯》、《鸳鸯瀑私语》等作品入选《散文选刊》、《读者》和《20世纪中国散文精华》等选刊选本，散文《风景的绝唱》被收入中等职业教育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通用教材语文第四册。可以说是报纸副刊这个平台锻炼了我，与之同时，我也为报纸副刊的品位建设和品牌打造尽了绵薄之力。

“策划”是“周末”的主旋律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试办“月末版”，到1994年改办“周末版”，到1999年报纸由四开小报改对开大报之际“周末版”改为创办“旅游周末”，平心而论，我和本部室同仁都倾注了足够的激情和心血。每一次“试办”“改办”和“创办”，从办报理念到整体风格到板块设置，再具体到每个版面的栏目设置，都是绞尽了脑汁。
基本格局确定以后，则是把“策划”引进“周末”，并自始至终将其唱响成为“周末”的主旋律。当时，报业兴旺发达的南方，一些报刊已开始进入“策划时代”。但在“官办”的地方党报，尤其是我们这种欠发达地区，“策划”还是个有点陌生的词汇。既然报社把“周末”定位为报纸改革的试验田、报纸形象的窗口，于是借鉴外地报刊通过一系列策划活动激活阅读快感、拓展办报空间的做法，显然就成了我们矢志刷新报纸形象的关键举措。
以 “旅游周末”创办的头一年——1999年为例，一直是策划活动频仍。印象中的创刊号即第一期，为配合市第三次党代会召开，我们策划以全面反映1998年全市遭受特大洪灾后抗灾救灾、重建家园作为主题。编辑部的全部人马分成4个采访小组，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分赴全市各区县遭受洪灾最为严重的地方。风雪弥漫中，车子刹机失灵，去武陵源的两位同志差点跌落深谷。我是桑植组，跑了10来个乡镇，最远处到了上河溪乡的杨家溪，那里一个村庄都埋在泥石流底下了。各路人马从第一线采访归来，眼看市党代会召开在即，接下来就是日夜赶写和修改稿子，合成，深夜了还守在照排室一次次调整版面，等等。市党代会召开第一天，以“洪水淹过的地方”为总标题、内容覆盖到四个版面的这一期“旅游周末”，如期送到每一个与会代表手中。参加会议的熊社长在会议现场给我打来电话，略带沙哑的声音中含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说代表们都在争相阅读这一期报纸，从市领导到普通代表，反映非常之好。后来我看到报道党代会的照片，发现代表们座谈讨论时手中拿着的也是这一期“旅游周末”！
这一年，我们相继组织了“今日农村‘半边天’”、“穿越天门特别报道”系列、“本报本年度舆论监督追踪和盘点”等一连串产生广泛影响的大型策划活动。除了这种大的策划，具体到每个版面，都设计有一些阶段性策划活动。如第二版的“旅游博览”，我记得就推出过“我的第一次”、“旅途遇险记”、“饥饿的故事”、“洪灾的故事”等征稿活动，选择容易唤起人们阅读兴趣和表达欲望的话题，每月确定一个话题，提前预告，来稿量果然大大增加，办成了读者喜欢的栏目。
在基本上还是“大锅饭”机制的背景下，办报的人都清楚，不搞这些“策划”照样可以编报出报，工作量自然轻得多。而一旦搞这种自加压力的“策划”，就得要付出成倍甚至许多倍的工作量。所以周末编辑部的人基本上没有多少喘气的时候，先是处于策划的碰撞与亢奋之中，接下来便是处于实施的紧张与忙乱之中。要确保报纸正常出版，加班加点到深夜是常事。负责排版、打字、校对的姑娘小伙们，就跟着我们周末部吃苦了。次数多了，我就主动掏腰包给大家喊盒饭吃，借助这种方式来调剂调剂气氛和减轻一些内疚。
种瓜得瓜。“旅游周末”在读者中的口碑越来越好，市领导层也是赞扬有加，逐渐成为报纸的品牌。这一年全省14家地州市报的老总来张家界开会，读到我们的“旅游周末”后，一致认为小报办出了大气，论质量和品位，显然已居于全省地州市报周末版、星期刊的前列。当报社领导将这番评价传达给我们，所付出的汗水乃至苦水仿佛全都酿成了美酒。可想而知，以后的日子干得更加卖力了。
总之，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觉得策划是动感，是活力，是兴奋点，是“秘密武器”。因此始终贯彻和推行这种策划意识和策划行为，一直是“旅游周末”的主旋律。2001年8月底我调离报社以后，仍建议并配合周末部卓今诸君策划了几期在市内外造成很大冲击波的“城市论坛”活动。嗣后朋友们调侃我念念不忘“策划经”，疑已染有“策划癖”也。这些年我涉足了旅游开发等若干门类的项目策划，并获得了国家注册高级策划师的资质。回想起来与在报社工作期间全身心投入周末版的各种策划活动，从而对策划行为怀有浓厚兴趣不无关系。
前些日子，与当年的老同事们闲聊，都说周末部出人才呢。一数：与我一起在周末部工作的同事，基本上已经成为报社的业务骨干，卓今、周和平、朱诏臣几位还相继走上了报社领导岗位。毋庸置疑，他们的成长与进步，主要是自身的努力和组织的培养。当时的周末部因“策划”而充满活力，这种崇尚敬业、奉献和进取的小气候，可能为大家的成长与进步营造了一种颇为有益的工作氛围。看到当年的同事们一个个出息了，我这个当年的老主任、老主编自然倍感欣慰与亲切。

大块假我以文章
在报社工作期间，我陆续写过一些大块文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与张家界大峰林对话”系列散文为标志的文学作品，一类是反映重大活动和事件的新闻特写。
“对话”系列主要写作于1994年，每篇四、五千字，洋洋洒洒，是我在蓄久的躁动之后一次不可遏止的“井喷”。每写出来一篇，先在张家界日报周末版上首发，然后再寄往外地，相继刊载于《美文》、《东方文化》、《小说家》、《湖南文学》和《湖南日报》等报刊。再后来，其中有的入选《散文选刊》，有的入选通用语文课本。关于这个散文系列，文学圈内反响不错，先后有评论家、作家在《文学报》、《文艺报》、《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等报刊撰文，称其“创造了一个‘灵性的自然’，造就了一种大自然文化”；“摒弃了以往山水散文的传统套路而拓宽了山水散文的若干写法”；“是诗人型的散文精品，与学者型的余秋雨相比，二者都是大气象，都是大章法，都是大手笔”。大诗人彭燕郊先生多次称道这组散文，认为“‘对话’构思恢弘，显示了建构一个美的精神世界的腕力”。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文学圈内再怎么激赏与认同，也不及《张家界日报》这张地方小报在普通读者中影响之广、之深。一个谷姓退休老人，从市报创办伊始就成为热心读者。一个偶然的原因，我见到他一个剪报本，凡是我在大庸报和后来的《张家界日报》上发表的文学和新闻作品，他都一一剪贴了下来。自然也包括“与张家界大峰林对话”这一组系列散文。1994年冬天，我去武陵源出差，席间与时任区委书记的邓德芳君交谈，他主动与我侃我的“对话”系列。一个有着诸多党务工作和应酬的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居然能静下心思读“大块”的纯文学作品，而且，谈吐之间看得出他对“对话”系列研读颇深，实在令我大感意外且暗暗生出来几许感动。这时，在座的区委办一位年轻干部说，他们那栋办公大楼里，好些人都把载有“对话”系列的那一期报纸给收藏起来了。直到现在，有时遇到刚刚认识的本地同志，对方就会哦的一声，说起曾经在《张家界日报》上读到过“与大峰林对话”的话来，其中也有人说收藏了刊有“对话”的几期报纸。仔细一想，不管是因为《张家界日报》刊载过“对话”系列而记住了我的名字，或者说因为“对话”系列而记住或收藏了这份报纸，无非说明我与大峰林、与《张家界日报》、与热爱《张家界日报》和热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着连筋连肉的不解之缘啊。
至于新闻特写类的大块文章，如1994年4月为报道更改市名暨张家界机场正式通航庆典活动而采写的《张家界圆了飞天梦》；1999年9月为报道天门山旅游登山公路建设而采写的《壮哉天门路》；1999年12月为报道人类首次驾机穿越自然山洞天门洞而采写的《云破天惊穿天门》；2001年8月撰写的《给我们的城市定位》，等等。动笔的时候写得很投入也很尽兴，见报后反响都还不错。用读者来信中的话说：“它们或恣肆汪洋，或铺采縭文，或具磅礴之气，或多思辨之风，读这样的文章过瘾。”回想起来，正是当时所处的工作岗位，驱使我这样一个总喜欢鼓捣点新鲜感觉的人，尝试着将新闻与文学这两种体裁的某些元素进行组合和嫁接，旨在让文章多点含金量，将文章写得大家喜欢读一些。即以《云破天惊穿天门》为例，从题材的新闻性来说，它无疑是通讯类的大特写，但从其同时具备的文学性来说，又可以当作报告文学乃至散文来读。这种探索对于我日后的写作大有裨益。2008年应出版社之邀写作长篇纪实文学《神话与绝唱：张家界》，作为“英雄中国”大型丛书之一种，向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张家界旅游开发30周年、张家界建市20周年献礼。2个月时间写出18字万字，在将新闻与文学糅为一体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为此，我得深深感谢“周末”，是在“周末”工作的日子，给了我这种难得的历练！
离开报社后这些年，我仍在报纸陆续发过几次大块文章。比如2004年6月，为报道世界各国顶尖级的美学家云集武陵源研讨张家界大峰林美学而撰写的《美学的盛宴》；比如2008年岁末，报纸周末版推出纪念张家界建市20周年特刊，由赵杰君精心编辑，用整整8个版的篇幅摘编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神话与绝唱：张家界》；再比如2009年6月，应市委宣传部和报社之约撰写的大块文章《扬我张家界文化》和《树我张家界精神》（见报时编者还特意加了“按语”）。可见我虽不在报社工作了，但作为一个作家和作者，作为曾在报社工作了整整11年半的老报人，依然与报社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有着连筋连肉的不解之缘。

（作者系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张家界市委主委、市文联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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