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拍板定名“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它的成就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浇筑在了一起，它的错误也曾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幸。没有一个错误是应该发生的，但勇于修正错误，不仅使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成为现实，而且也标志着中国的红色文化越来越开放。允许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争议、探讨以及对重要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等等就足以说明中国政治文化的禁忌在不断减少。
　　作为“70后”，我的党史知识最初定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课本。直到2002年才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看到“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叙述，这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革命先驱在建党中的特殊地位和巨大作用。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还广为流传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真实佳话：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离京途中，李大钊就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也于1920年3月就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我读过李大钊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李大钊介绍马克思的哲学“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时，都把“阶级斗争”译为“阶级竞争”。还有就是，李大钊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分成三大部也显得非常独到，他认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马氏的历史论，也称为社会组织进化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马氏经济论，也称为资本主义经济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马氏的政策论，也称为社会主义运动论。在宣传和介绍马克思学说时，李大钊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对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这自相矛盾的地方，马氏学说虽尽力自圆其说，总有些牵强。”由此可见，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作了非常深刻的研究。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都受过李大钊“我马克思主义观”的影响。
　　1920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同李汉俊、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1920年8月初，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来命名，意见没有统一。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极力主张定名“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因此随后，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这些记录似乎充分肯定了是李大钊在中国最早拍板定名“共产党”的。
　　不过，党史学界对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有的说是李大钊，有的说是蔡和森。支持蔡和森是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要依据是：《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蔡和森于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中提出建党主张：“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毛泽东回信深表赞同。从史料上看，蔡和森于1920年7月在法国蒙达尼公学召开的一次旅法新民学会上就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时间比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早。支持李大钊在中国是最早提出“共产党”的人认为，当时远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是秘密信件，传播范围极小，况且蔡和森当时在中国以及在共产党内的资历、威望等也无法跟李大钊相比。也只有像李大钊那样一言九鼎的人，才能拍板命名“共产党”的大事。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无懈可击。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们综合起来，即最早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蔡和森，而最早拍板定名“共产党”的是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