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茅溪的星星之火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海峡两岸的同胞都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国内各大报刊和出版机构也在积极准备各种纪念文章和图书，缅怀为辛亥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先辈，对辛亥革命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这种尊重历史，对革命先辈保持真诚敬仰的态度，让我们倍感欣慰。因而，在这个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又情不自禁地浮现出我父亲贺龙元帅在辛亥革命中冲锋陷阵的身影。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为中国的进步和紧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开了闸门。换句话说，中国从此再没有君临天下的皇帝了，封建社会开始土崩瓦解，这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它就像黑暗中的雷鸣和闪电，以激荡人心的震撼和光芒，告诉世人，东方那头沉睡的狮子终于醒来了。
　　我父亲贺龙，正是迎着辛亥革命的雷鸣闪电，从故乡湖南桑植的洪家关，一步步走进拯救中国劳苦大众的狂风暴雨之中。
　　桑植县地处湖南西部，被重重大山环绕和阻隔，是个苗汉杂居的地方。由于偏居一隅，世道险恶，当地百姓受封建制度和官吏恶霸的欺压和盘剥尤为厉害，到处一片漆黑。但苗汉杂居之地乡俗纯朴，民风剽悍，人们的性格宁折不弯，当他们走投无路忍无可忍之时，便会像火山那样冲天喷发，哪怕面对枪林弹雨，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人啸聚山林，杀富济贫，自立为王。我家祖上就曾出过这样的绿林好汉，公然打起反清大旗，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低头。虽然最后被叛徒出卖，遭到残酷杀害，却让嫉恶如仇的火焰永远流淌在子子孙孙的血脉里。
　　在这样的环境和家族中出生，父亲自幼习武，性情刚烈，不甘被命运摆弄。我爷爷贺士道是个裁缝，农忙在家种田，农闲出门帮人缝衣服，得些钱勉强度日，生活过得贫寒，但却不失家族的清白和威严；他对父亲言传身教，悉心呵护，希望他做个有志之士，不欺负别人，也不被别人欺负。在爷爷的影响下，面对这个惨淡的世界，父亲从小便爱憎分明，胆识过人，向往山外的世界，发誓要救穷人于水火。后来到延安写出《西行漫记》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还未见到我父亲，就为父亲在红军中广为流传的业绩着迷，他在《西行漫记》里专门写了我父亲一节，特别提到我父亲在少年时代的一件往事：那还是在清朝时期，桑植的一个武官听到我爷爷多次提起我父亲勇敢无畏，从不惧怕恶势力，断定我爷爷是在吹嘘自己的儿子。一天，那个武官请我爷爷吃饭，郑重交待要把我年幼的父亲带上。席间，有个客人想试探父亲到底是否与众不同，趁人不备，在桌子下突然开了一枪，客厅里一时鸡飞狗跳，许多人吓得面无人色，但我父亲贺龙却“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到了十三岁，我父亲膀大腰圆，身强力壮，已长成一个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为减轻家里的负担，他脚蹬草鞋，身系一把山里人常用的柴刀，甘愿去做骡子客，跟随姐夫谷绩廷去赶马。那时的盐被官府控制，各地设有盐局，都由背枪的税警把持。在故乡桑植那样的偏乡僻壤，盐就像金子那般珍贵，决不允许私自贩运，老百姓吃不吃盐都得交盐税，而且税赋重得无法承受。所谓赶马，就是为官府用马帮把盐从外地驮回来，这是一种既辛苦又危险的营生。因为走出县界省界去驮盐，不仅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还常常会遇上土匪和强盗拦路抢劫。当年湘西的土匪多如牛毛，让人闻风丧胆，有人马没有赶回来，命却丢在了半路上。父亲之所以系一把柴刀，一是山路崎岖，必须沿途砍开芭茅和荆棘，让马帮通过；二是强人劫道时用于防身。父亲系的这种柴刀，重达两三斤，刀刃过尺，握在手里寒光闪闪，具有很大的威慑力。因而当骡子客光有力气是不够的，还必须无所畏惧，勇猛顽强，敢于挺身而出，以命相搏，不惜把血洒在山野荒郊。
　　父亲随姐夫谷绩廷的马帮走南闯北，踏遍了湘、鄂、川、黔边地，见过各种大小场面，那种历练是当今的人无法想象的。最让我父亲向往的，是一当上骡子客，就靠近了行侠仗义的民间组织哥老会，有了为受欺压的百姓出头的机会。因为谷绩廷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叱咤风云，跟上他就有了主心骨。几年的赶马生涯，让父亲既看到了清政府官场的腐败和黑暗，百姓的疾苦，又结交了许多江湖豪杰，对不公的世道恨之入骨。父亲生前曾对我说，当时的清政府腐败透顶，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屈辱求和；人民苦难深重，啼饥号寒，真正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封建帝制被推翻，虽然也让父亲兴奋了一阵，但满清变民国，很快就露出了换汤不换药的痼疾。那些朝廷命官剪掉辫子，摇身一变，照样如狼似虎，欺负穷人；百姓只能逆来顺受，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极度苦恼中，父亲认识到，要在这样的乱世站稳脚跟，主持正义，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不能逞匹夫之勇，必须找到新的领路人。但两眼茫茫，谁又能为他领路呢?
　　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吸取辛亥革命遭受挫折的教训，东渡日本，把同盟会改为中华革命党，决定进行“二次革命”，讨伐窃取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作为对中山先生的呼应，当时旅居日本的湖南桃源老人覃振在东京成立了“湘西同乡会”，联络在日的湘西同乡为故土奔走。正是在这个时候，桑植留日学生、中华革命党人陈图南奉孙中山之命，回到湘西发展组织。十八岁的父亲经陈图南引荐，自告奋勇加入了中华革命党。自此，他追随孙中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反袁斗争。
　　一九一六年二月，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率部进入四川与反动军阀展开两军对决。同年同月，我父亲在桑植登高一呼，率领洪家关的十几名青年农民端了芭茅溪盐局，宣布举行武装起义，赫然树起了讨袁护国大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当时的情况是，芭茅溪盐局欺压百姓，派全副武装的税警以刀枪相逼，向当地老百姓催交盐税，害得他们走投无路，连家都不敢回了，纷纷跑去向我父亲求救。父亲义愤填膺，当即抽出身后插着的那把柴刀，带领十三个农民杀向盐局。路过家里时，父亲看见奶奶和姑姑正在木墩上用柴刀剁猪草，又从奶奶手里接过一把柴刀，然后，就用这两把柴刀把芭茅溪盐局砍得天翻地覆，生擒了税警李佩卿，当场缴获了十二支毛瑟枪。正是凭着这些武器，我父亲从此在桑植拉起了一支队伍。当年三月，父亲在故乡洪家关宣布召开“桑植讨袁民军成立大会”，被一致推举为桑植讨袁民军总指挥，公开向反动当局宣战。没几天，这支队伍便攻占了桑植县城，杀了城内的头号恶霸朱海珊。
　　说到这一壮举，父亲曾经对我讲，蔡锷起义那年，他刚好二十岁，浑身的血已沸腾，正想干点大事。这时湘西的农民都起来了，反对地方军阀统治。他和陈图南、谷绩廷领导桑植农民起义，先后提了芭茅溪盐局和分水岭团防沈典三的枪，在县城杀了大劣绅朱海珊。父亲在孩子们面前那么和蔼的一个人，说到当年怒向刀丛，揭竿而起，两眼闪闪发光，仿佛眼前依然闪烁着刀光剑影。我特别注意到他说“先后提了盐局和沈典三的枪”那句话时，用的那个“提”字在我们桑植老家的语言习惯中，“提”字有居高临下、轻松自如和手到擒来的意思，过去官府捉人就不叫“捉”，而叫“提”；如果哪个农民是田里的好把式，样样精通和能干，就被众人称赞为“肩能扛，手能提”。父亲说他领导起义农民“提”了盐局和沈典三的枪，而不说夺了他们的枪，缴了他们的枪，那是何等的豪迈和淡定，就好像说那些枪本来就是他的，他杀了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和沈典三，只当砍瓜切菜，稍带把他们的枪要了回来。我听了乐得哈哈大笑，问他：党史上明明说你是用两把菜刀闹革命，怎么成了用两把柴刀闹革命?父亲听了也笑起来，说，这话是毛主席在井冈山说的啊，当时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失败了，带领剩下的部队匆忙退向湘赣边界。部队当时士气不高，觉得自己太弱小了。经过著名的三湾改编后，毛主席站在村前的一棵大树下，用父亲做例子，对改编后的部队讲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毛主席说：贺龙用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还怕干不起来吗?因为我父亲和毛主席同是湖南人，口音很重，“柴刀”和“菜刀”同韵不同音，听起来很难分辨，所以把柴刀听成菜刀是很自然的事情。父亲解释说，菜刀是用来切菜的，刀把那么短，怎么能砍得死人，何况是拿去对付盐局里的那些拿枪的税警?还是柴刀管用，—刀砍下去谁也挡不住。但既然大家记得毛主席说的是菜刀，那就是菜刀吧。说完，父亲憨厚地笑了起来。
　　我父亲砍了芭茅溪盐局后，清醒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不遗余力地搞武装，拉队伍，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在一片声讨中一命呜呼，北洋军阀分裂成各个派系，南方各省响应孙中山的各路将领忙于争夺地盘，相互兼并。父亲却抱着至死追随孙中山革命到底的决心，不为金钱名利所诱惑，带着他那支日益强壮的队伍，毅然决然地进行讨袁护国护法之战和稍后的北伐战争。直到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逸群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他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第二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第一枪，就这样走向了革命的坦途。
　　父亲生前非常客观地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意义，还有这场革命对自己的激励和锻造。他说，辛亥革命是南昌起义的前奏和序曲，南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没有辛亥革命，很难说会有南昌起义。他还说，在南昌起义的当年纪念十月十日双十节时，虽然起义军正转入潮汕苦战。但中国共产党仍然发布了《告民众书》，指出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是国民党没有了群众基础，因而最后被军阀所利用。听了父亲的话后，我到处找当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但一直没有找到。直到前不久，我才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出版的《前锋周刊》第五期上见到该文。《告民众书》的第一句话即问：“辛亥革命的胜利哪里去了?”继而问：“辛亥革命后十七年的中国现状怎样?”接着指出，当“工农群众一直奋起斗争”时，“国民党的领袖们却不要民众的胜利，他们宁可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告民众书》明确告诉民众：“南昌起义的叶挺和贺龙部队已经打进了汕头”，“工农贫农兵士”应积极起义，“变军阀战争为民众反军阀战争，完成辛亥革命所开始的革命”。看了这篇文章，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说的南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这番话的真谛。
　　而今，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了。可以告慰我父亲这一代革命先驱的是，在这一百年中，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他们当年在苦苦求索和奋战中憧憬的崭新世界，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当今的中国，不仅再也见不到—百年前的军阀混战，哀鸿遍野，满目疮痍，而且以从来没有过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让世界震惊并刮目相看。略感遗憾的是，日月流转，光阴似水，当我今天回顾我父亲在近百年前追随辛亥革命的伟大功业时，他当年在斗争中用过的实物却荡然无存，唯一剩下的就是芭茅溪盐局的旧址了。记得那是一九七五年，我踏着父亲的脚印，寻踪觅迹，曾千里迢迢回到故乡桑植去寻找芭茅溪，看到的却是一片悲凉的景象。芭茅溪是个小集镇，离桑植县城一百五十华里，与湖北的鹤峰毗邻相接；集镇两边悬崖壁立，林荫蔽日。由于父亲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他参加辛亥革命那段曲折经历受到百般诬蔑，当我启程去芭茅溪考察时，为他恢复名誉的努力还未得以实现，因而与他相关的一切依然被人冷落。父亲当年用两把柴刀劈砍芭茅溪盐局的旧址，不仅被抹去了它早已散发出来的革命光芒，反而成了父亲的“罪证”之一。这多么令人心酸!
　　我脚步沉重地向盐局旧址走去，但见当年的那几间房子摇摇欲坠，几近倒塌；铺在屋顶上被雨水淋得发黑的瓦片中，冒出一丛丛青草；很长时间无人走过的地面，泛出一片片毛绒绒的淡绿色苔藓。唯有山崖上和溪谷里仍然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芭茅草。这些生命力旺盛、粗壮的叶子上长满芒刺的芭茅草，几十年了，就这样满山遍野疯疯地长，野野地长，仿佛要长到天上去，要深深地刺进人们的记忆中去。
　　望着破败而凄凉的盐局旧址，再望着大片大片在风中窸窸窣窣摇晃的芭茅草，我在想，父亲从这里拉起的这支武装，敢于以卵击石，他先是率领他们投入讨袁护国、护法和北伐战争，队伍在暴风骤雨中一天天发展壮大，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一支劲旅，然后又率领这支劲旅参加了南昌起义，把辛亥革命的接力火炬交到共产党手里，让共产党从此有了自己的武装。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又潜回故乡，白手起家，重新拉队伍，建武装，短短十几年时间，身后跟上来一个浩浩荡荡的红二军团，一九三五年带着这支队伍追随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后来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成为威震敌胆的八路军120师；他自己也由一个湘西最平凡的骡子客，身经百战，不屈不挠，在几十年后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当人们生活在和平的阳光下，是否都应该想一想，我们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从哪里走过来的?这样，你就知道芭茅溪有多么重要，多么意义非凡了。是的，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是一条大河，那么芭茅溪就是它的源头；如果说中国革命胜利是一片燎原大火，那么它最初的星星之火，就是从芭茅溪迸溅出来的。任何历史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一棵参天大树，我们怎么能忘记它扎在泥土里的根呢?
　　不用说，那次我是带着深重的失望离开故乡的。临行前，我不是以贺龙的女儿，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良知，对桑植县的同志留下了几句话。我说，历史终归是要还它的本来面目，你们应该把芭茅溪盐局的房屋好好修整一下，把它作为革命遗址留存下去。我父亲贺龙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砍过的芭茅溪盐局，到底给这片土地带来怎样的声誉，后人是会做出公正评价的。后来听说县里拨了款，重新修缮了这几间房屋，并立了牌匾。这只能说他们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遗憾的是，自一九七五年后，我没再去过芭茅溪，但芭茅溪三个字却始终沉甸甸地坠在我的心头。
　　当然，这都是陈年旧事了。最近故乡来人说，张家界的有关领导曾到芭茅溪进行实地考察，市、县有关部门已提出对芭茅溪盐局旧址的整修方案。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来之际，它将以本来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眼里不禁涌出一串泪水。是啊，后人不忘前人之师，在喧嚣的一切以商品衡量价值的今天，我们太需要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是如何从一百年前走到今天的，也太需要革命先驱创立的那种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功不可没，天地可鉴，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也没有权利忘记。(转自《新华文摘》2011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