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的两件往事

　　不知不觉，我在报社工作有16个年头了。报社在不断发展壮大，我也由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懵懂小伙子逐步成了报社的“老人”之一。回味起来，这十多年间的记者生涯，虽然有许多辛劳，但更多的是喜悦和收获。

黔江采访：汽车差点开下阿蓬江
　　上世纪90年代，在红二方面军长征60周年到来之际，我市作为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本报组织了几个采访组，跟随当年红军长征的脚步，重走长征路。我和肖成菊、龚建军、李康学四个人一组，负责四川省黔江地区的采访。
　　这是我到报社当记者以来的第一次出远门采访，很期待，也很兴奋。
　　一个冬日的清晨，我们一行四人乘张家界至龙山的公共汽车出发了。由于当时的交通没有现在发达和路上遭遇车祸堵车，二百来公里的山路把我们拖到了天黑才赶到龙山县城。为了方便赶上第二天来凤到黔江的客班车，我们几个又连夜赶到了来凤。
　　来凤至黔江每天只有一趟客班车。第二天我们赶到车站的时候，不凑巧，这趟客班车只有三个座位了，我们跟车站方做了许久的工作，他们终于答应卖给我们一张站票。
　　我们四个人中，我最年轻，上车后，我就站着。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我实在坚持不了了，就跟随车的售票员商量，让我坐到当时空着的副驾驶座位上。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售票员在验证了我们的记者证和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并与司机商量后，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要求我进黔江城时必须让出副驾驶的位置，避免被黔江的交警发现后受到处罚。
　　车行出湖北境内以后，正赶上修水泥路，而且下雨，所以路就越来越难走了。水泥路是分段分边来修筑的，所以，我们的客班车就得一会儿走道路的左边，一会儿又拐到道路的右边。
　　乌江的第一大支流阿蓬江是我国惟一一条由东向西流的河流，在黔江境内冲破崇山峻岭，一泻千里，山高谷深。车行至山顶，俯瞰阿蓬江上的船只，就如一片小小的树叶飘荡在江面上。
　　七弯八拐，我们的车又得从公路的右边改道到左边。当司机一把方向打向左边的时候，客车的左前轮压上了道路左边的泥土堆外缘，眼看客车就要滑向阿蓬江的万丈深渊，司机连忙往右边猛打方向盘。估计手忙脚乱的司机自己也不清楚打了多少圈方向，车子虽然避免掉下万丈深渊，但由于方向打得过多，车子的右前轮还是撞上了右边刚刚铺好的水泥路。
　　一车人得救了，司机也长舒了一口气。足足休息了五六分钟，司机才重新启动车子，向终点站开去。

东北采访：差点被别人当成骗子
　　2003年，本报开辟“天南地北家乡人”栏目，组成几个采访组，分赴全国各地，采访我市在外地工作生活的家乡人。我被安排带队与胡卫衡、秦勤、刘伊维一同前往东北地区采访。
　　临行之前，我作为组长，提前对我市在东北地区的老乡们进行了联系，告知他们采访组的组成人员、初步出发时间和大概行程，并将我的手机号码一一告诉他们，好方便到时联系。
　　我们从张家界出发经上海转机抵达我们这次东北之行的第一站——哈尔滨。在哈尔滨和大庆，我们相继完成了对第一位老乡和第二位老兄的采访之后，我们乘火车离开黑龙江进入吉林省境内。
　　可是，当我们进入吉林省境内后，我的手机就再也打不进也打不出了。开始我还以为是手机出问题了，便把我的手机卡换到了同事胡卫衡的手机上，没用，照样打不通。由于一直是用我的手机与远在东北的老乡们联系的，他们也只知道我的电话。而我的电话现在又不通，在长春火车站接我们的老乡就没有办法联系上我们。
　　我又用胡卫衡的手机试着联系了张家界移动公司，张家界移动公司的汪月娟同志非常负责，马上将状况报告了公司领导，并通过公司领导汇报给了省移动公司，湖南省移动公司又与吉林省移动公司取得了联系，他们用尽了一切可以解决问题的技术手段，都没有用。同是移动的电话，胡卫衡的可以随时打通，我的就是没有办法。
　　最后，我只有用胡卫衡的电话联系了长春的老乡，并跟他们作了详细的解释。他们也相信了我的解释。在接站的时候，只是感觉到气氛好像有点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在意。
　　吃饭的时候，几个老乡为我们点好菜后，其中一个便出去了大约十分钟。回到餐桌上，他们一阵耳语后，对我们的态度大变，热情多了，亲切多了。我很是诧异。
　　大约一两个小时后，胡卫衡接到了报社领导的电话，问我们是不是在东北出了什么事？刚才东北有个公安部门的人打电话到报社证实我们的身份。
　　原来如此。吃饭前出去的那个老乡曾经在公安部门工作，由于我的手机突然不通，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他出去就是专门打电话到报社证实我们的身份的。难怪前后的态度差别这么大！
　　虽然采访后来还是进行得很顺利，但是，这次由于手机的故障，差点被采访对象当成了骗子。
　　在十多年的记者编辑生涯中，在报社这个大家庭里，我既感受到了温馨，也发生了很多故事；既让我增长了知识，也丰富了阅历，一个人安静的时候，常常想：我没有入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