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文化

　　“采集”，一个伴随我在文学之路上艰难跋涉的名词，它让我对这片土地、这份事业充满美妙与憧憬，更多了一份草根文化情结。
　　远在西周时期，中国就有了采集的传统。《汉书》载：“古有采诗之官。观风俗，知得失。”汇编《诗经》，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次跨国采集行动。屈原的楚辞，基本上是从民间采集得来的灵感和素材。汉武帝设乐府，采诗夜诵，美传一时。唐代有个怪才诗人李贺，每日清晨骑马外出采集，偶得佳句，必收入囊中，叫“踏花归来马蹄香”。“五四”时期，由诗人刘半农倡议，北京大学发起采集近世歌谣，并创办《歌谣》周刊。1936年，胡适在“复刊词”中说：“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西南联大由320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采风团，在闻一多率领下徒步3500里，堪称近代采集史上的壮举。在解放战争的马背上，毛泽东说过：“以后每个县委宣传部都要有一个人专门管搜集民间文学。”
　　在西方，恩格斯是倡导采集民间文学的第一人，他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薄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前苏联文学之父高尔基认为民间文学是文学创作之母。他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
　　从1981年到1988年，7年之中，我先后参加全州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参与《大庸县志》文物分志编撰，发起采集出版《张家界的传说》，主持旷时3年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歌谣、谚语）大庸市卷的采集与主编工作。七年下来，我采集到的涉猎历史、民俗、宗教、艺术等各类社会形态的口传文化作品、文化信息符号数以千计。我的《人文张家界》多数素材均来源于此。此间，我孤身游走在桑植、永顺的崇山峻岭之中，采集红军女儿队和三千寡妇的历史遭遇，为我未来创作红色题材作好了准备。在两河口镇，有个八十多岁的老船工王道乾向我一气依序背下澧水128个滩。后来，我在《人文张家界》一书中专写了一章《澧水：一条淌酒的河》。
　　2009年7月，市政协主席周元庭力邀我出山，参加由他一手发起的“张家界市历史文化基础性研究”工程，犹豫再三，我放下了手头的小说创作，一头钻进了茫茫历史迷雾之中，与李书泰、田奇富共同主攻远古史的崇山文化、上古史的古庸国文化和战国时期的屈原、鬼谷子文化。然而，历史给这方土地只留下只言片语的文字，且还深藏在一部部古奥的典籍中，文物实证也十分有限。要破千古之谜，几乎无从下手。最后，我们把目光盯向了地名信息符号和广阔的民间草根文化。我们坚信时光可以逝去，但先人留下的古地名、古遗迹及源远流长的口传信息是不可能消失的。采集的结果还真让人大感意外，当我们把星星点点的文字与地名信息对接时，历史的链条居然爆出火花，一条条蒙尘的文化脉络一下变得清晰起来。我们破译了伏羲八卦源于崇山的古谜，发现了消失几千年的大庸古国，发现了屈原故里在大庸的天大秘密，找到了鬼谷子的身世和鬼谷世家的来龙去脉。这些发现，将改写这些领域的历史，改写张家界乃至湖南的历史！
　　从某个角度上，我弃文从史，算是歪打正着，说不定拓展了我的另一发展空间。如果要发点感慨的话，我以为草根文化不可小视。它是历史在民间的遗存，唯其根植于深深的民间沃土之中，方能永远鲜活长青。

（下期预告：魂断茅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