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治（三）

【安福所】 今桑植五里桥朱家台一带及慈利赵家岗、永定区教字垭北部屯田坪、康三峪等地，守御千户所，下设九渊、闸口、野牛、三江口四关，正副千户多人，百户多人，世袭不录。【武口寨】 今永定区大庸所乡武溪村及尹家溪镇宋坪村，“抚夷通判”田承满。其世袭为：田承满——传十三代至田熙——田府判（即澧州府通判，职责是：总核粮储，兼理诉讼，管设卫所，由于田家坪即今三坪乡宋坪村袭父职）——田宗朝（家灭九族改姓）。【改土归流】 清雍正五年(1727)，湖广总督傅敏密陈“改土归流”疏：“湖南桑植、保靖二土司肆虐一方，汉土苗民均受荼毒，人不时拥入内地，迫切呼号，皆愿“改土归流”。”雍正七年(1729)，上谕“俱准改土为流，设官经缉”（《桑植县志》乾隆版）。桑植司最后一代宣慰使向国栋安置于河南，桑植司废除于形势所迫，其他土司便呈文献土。至雍正十三年(1735)，县境内之麻寮司，靖安司、上下峒长官司等全部废除归流，并根据自然界线，将各司属地于乾隆元年( 1736)勘界，报上宪批准，改桑植司为桑植县，土司制度结束。桑植“改土归流”后，革除了土司时期野蛮落后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9大陋习（世袭：土司官九级，其子弟、族属、妻女、若婿及甥均可承袭。特权：土司“新婚先夜权”；土司杀人不请旨）。禁卖土地：土地不许卖与汉人。人身依附关系：“土司及土知州，皆有山及田，役佃户耕之，佃户者，皆其所买之人，如奴仆然”。仇杀：桑植司与容美、茅岗、永顺司间多相仇杀，“民不堪命”。烟户钱：每年杂派数次，任意轻重。改流后，摊丁入亩，以定秋粮银24两，不到土司时期的十分之一。盖瓦之禁：土司衙署绮柱雕梁，砖瓦鳞次。百姓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舍把头目许竖梁柱，固以板壁，皆不准盖瓦。违者即给僭越之罪。俗云：只许买马，不准盖瓦。摊派：土司之暴正于官。上征一，土司取十取百，下供一，而土司盈十盈百。土民有罪被杀，其亲属必交垫刀费数十金。杀牲饮血：凡遇病死丧葬，必杀牛祭鬼。抑或互争不明之事，亦杀牛饮血。土司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封建领主经济的解体，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原为封建领主的土司所享有的特权被取消，所占有的土地，除部分保留作为“赐地”外，其余部分被清廷没收为“官田”，失去了领主地位的土司便进入了地主行列。对于农民开垦和耕种的田土，只要交纳“秋粮银”，就归为己有。对于私有土地，清政府还制定法令，加以保护。并规定，只要将田亩价值和数量呈报，官府就可发给执照，确认“有产之家，永世为业”。此外，清廷还颁发土地买卖的法令，使土地买卖合法化，清政府的上述措施，对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据乾隆版《桑植县志》记载，“改土归流”后，“客籍”纷纷购产入籍，人口大量增加。至乾隆二十五年( 1750)，人口发展到96641人，其中“客籍”人将近60%。农业生产已普遍使用铁犁、铁耙、铁镰、筒车，农副产品加工也使用了水礁、水磨、水碾。时全县耕种的田已增至41159亩。耕作方法也吸收了汉族地区的一些先进经验，做到按季节播种和实行复种。手工业和冶炼技术也有了发展。雍正八年(1730)，彭家山冶铜；乾隆五年(1740)即已在卧云界、凉风界、红沙溪等地开采铁矿。城乡贸易发展较快。桐油成为大宗商品。其发展形势恰如知县顾奎光<桑树垭>诗中所云：“从此耕桑皆乐土，不烦铜柱界山河。”（同治版《桑植县志》）。清廷实行““改土归流””，由封建领主经济过渡到封建地主经济，在当时虽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对广大少数民族劳动者来说，并没有带来很多好处。广大少数民族农民仍然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永定县署】 清雍正十三年( 1735)设永定县，置知县1员，典吏1员，训导1员至清末。县衙设有三班：皂班（即差役）、壮班（即民壮）、快班（即马快），都是隶役，包括门子、轿伞肩夫、斋夫、禁卒、门斗等。六房：吏、户、礼、兵、刑、工房等都是胥吏。清朝永定县署设在县城福德街，其西侧为典吏署，教谕署在文庙西侧，都司署在卫官巷。主要政务是“每年例行祭祀山川社坛、文武庙等，以祝祷年丰岁熟，天下太平；并宣谕皇言，任聘僚属，发布政令；清查户口，整顿里甲；剿匪缉盗，维护治安；收缴上解田赋课税；审判民刑案件；巡视管理学校教育；支持土绅兴办地方公益事业；遇灾年请上司减赋放赈”。当时知县下乡坐轿骑马，鸣锣开道，前呼后拥，高高在上。又多听地主土绅一面之词，依靠他们把持乡镇权力，为政不得罪巨室。不少知县吃缺贪污，每审理人命大案，永定旧俗动辄株连邻里数十户，官吏从中敲诈受贿，大饱私囊，百姓不敢伸张。民谚云：“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县内仓储，多因前官挪移亏蚀，胥吏侵吞，土绅隐瞒冒领而所余无几。一遇饥荒，地主囤粮高价出卖，官吏束手无策，百姓四处逃荒或聚众吃大户，起而反抗。县署为巩固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利益，调兵围剿，残酷镇压。从雍正十三年(1735)建县起至宣统三年( 1911)共176年，大体可分为两段：（一）乾嘉时期，清朝实行招民复业，奖励垦荒，开矿禁，规定“牧令身先化导，教民以农桑为本务，并以此课督抚之优劣，定牧令之短长。”乾隆元年(1736)，首任知县武文郁上任后约永顺、沅陵、桑植、慈利知县，共同勘定、调整永定县界；创设公署；修理城垣公署祠庙，设坛壝铺递；厘定田赋数额；鼓励农耕，兴修水利；还主持修永定县志梦帕上呈，为永定县奠定规制。知县马燧为培植文风修城东崇文塔，为方便行人在县北崎岖册路砌石板路、修长湾和马鬃岭的凉亭（即上张家界山顶的马公亭）。知县郭六宰捐俸倡修崧梁书院，拨庙田六担充书院经费。知县李清英、许绍宗、赵亨钤皆重视教育，每月到书院课生徒，批改生童试卷务极精详，岁科试榜多选拔学业有成，家境寒峻之生童。荒歉，买米救灾。有离任时囊中萧然的知县左荣先和捐俸施粥的知县诸嘉杏，设局粜米的知县柴兰馨；有善于审判、私徵民隐的知县多仁等。其间也曾残酷地镇压响应鄂西白莲教起义的桥头熊英才和合作桥人民的起义。（二）道光二十年(1840)后，清朝日益腐败，对外乞和帝国主义，割地赔款；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县署为筹募湘军所需兵员、粮饷，加紧勒索农民。朝廷规定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均可按规定人格购买官职学位。永定县志载有文捐职45人、武捐职18人、例贡52人，都是用钱买来的官职或学位。产生大量昏愦的官吏和贪污腐败现象。胥吏衙役下乡追逼田赋，缉拿人犯，任意罚款，摊派招待。大地主竭力兼并田土，失业农民成丁达万人之多。绿营兵久不训练，弱不能战。正如《永定乡土》志云：“失业之民日少，无业之民日多；一人耕织之，十人聚而衣食之；欲免于饥寒也难矣。”光绪二十八年(1902)．地方财政用于绿营的军事支出占县财政总支出的57.7%，即使这样，社会秩序仍难以维持。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咸丰四年(1854)，县内发生龚幺造反。同治九年(1870)，县城河街当铺的老板借失火之机，谎报当物被烧光欺骗当物人，引起辰州人符世泮率众抢当铺，知县不分清红皂白，竟用抬炮镇压民众，冤杀符世泮。事后发觉当铺老板的阴谋，仅责打当铺的老板几十板屁股了事。光绪八年(1882)，县内大饥，后社溪农民被迫强吃大户，波及全县。这些反抗都被地主恶霸把持，它们勾结官府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卖官行贿，任意捕杀勒索民众，搞得怨声载道。从光绪十年(1884)后连续四任知县，有的为官无私，有的革除积弊，有的严禁县内绅耆说情，如邱正达、郑文思、李尚卿、秦尔坦等都因被手下人愚弄，或因得罪巨室，先后被诬告或因微罪被撤职、降职、免官、他调而去，县民叹惜不已。【桑植县署】 雍正七年(1729)，置桑植县，设县署，治所在原安福所址，即今县城。以知县主持县政，“平徭役，听狱讼，兴教化，厉风俗”。另设典史一员，主“按府奸宄”之事。雍正十二年(1734)设学署，置训导1人。乾隆元年(1736)，设巡检1人，于下峒司防擒捕盗贼。宣统元年(1909)，县署改置县公署，设一、二科，一科管行政、诉讼，二科管财政、教育。在清代，官吏职役，从严配置，吏员不准超员，职役不得超额。知事、教谕（训导）、典史、巡检等均由朝廷任命，任知事都须为外省人（清末，此例渐滥），任教谕（训导）者须为外府人。任有定期，期满考绩，优者迁升，一般者调，庸劣有过犯者降，均调离原地。【相单程起义】 汉建武三十三年(47)10月，“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反”，“据其险隘，大寇郡县”。光武帝遣威武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民知尚粮少人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沿路激战，尚军大败。悉为所灭”（《资治通鉴》）。建武二十四年(48)，相单程领导的起义军获得发展，据史籍记载：该年“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资治通鉴》）。建武二十五年(49)，光武帝特遣曾远征南越的名将马援，征讨五溪。马援率4万余人，进至临沅时，为尽快“其搤喉咽”，进入义军腹地，溯沅水而上，冒险兵进壶头山。结果，水疾舟不能上，义军步步进行阻击，马援兵困壶头山，将士多病死，援亦死于军中。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全军覆灭，监军宋均假传圣旨，调伏波司马吕种为沅陵长，同义军谈判。可能因战事持久，宋均因势加以绥抚，起义始告平息。【覃儿健起义】 东汉建初三年(78)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漤水源出湖北鹤峰，经桑植东北角入慈利注澧水。“溇中”即指今桑植、永定区、慈利等，属于东汉充县地。这次起义，义军“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势力扩展到今天的慈利、石门、澧县、临澧、汉寿、津市、南县、华容等县和湖北公安、松滋地界。翌年春，东汉王朝“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颖川弛刑徒吏士5000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4000人，击澧中贼”，战事相持一年余，建初五年(80)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弃营走还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后汉书·南蛮传》）。【谭戎、詹山起义】 东汉和帝永元四年(92)冬，漤中、澧中“蛮”谭戎等反，元初二年(108)，澧中“蛮”结充中诸种2000余人“攻城杀长吏”；元初三年(109)，溇中、澧中“蛮”4000人“并为盗贼”，又零阳“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顺帝永和元年(136)冬，溇中、澧中“蛮…‘举种反叛”，明年春，“蛮”2万人围攻充城，8000人冠夷道。桓帝元嘉元年( 151)秋，“武陵蛮”詹山等4000余人反，“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153)秋，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悉降散”。这次起义，从覃儿，健谭戎，羊孙，陈汤，最后到詹山等，自永元四年(92)而至永兴元年(1537)，相继前后60来年才被平息。【覃垕起义】 洪武元年(1368)，覃垕统辖慈利的各少数民族人民举行反明斗争，自称覃垕王。明王朝派湖广政事杨王景、江夏侯、周德兴前来征剿。覃重率领各少数民族人民从慈利退到大庸（今永定区）地区同明军作殊死斗争。因寡不敌众，从羊风山退到黄土坡，再从黄土坡退到七年寨，坚守多年。后因叛徒出卖，覃垕被捕，解往南京，剥皮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