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城

   【孤城】
   “万山深处古庸城，文物衣冠渐得名......”
   ——清同治·丁启性《永定竹枝词》
一、把战城筑在土家人大门口
　　茫茫澧水平原，乃膏腴富庶之地，自古为土蛮开垦生息的家园。自汉以来，历朝历代争夺征战，年年不息。攻城略地，占田夺土，强者为王，败者为寇，搬演了几多壮剧。至明初，土蛮已基本逐出平原，赶进溪峒峡谷，明军铁蹄甚至深入永顺羊峰山，本境大大庸所、茅寨子、九溪等地，从此土汉划疆为界，并正式推行军事卫、所制。
　　洪武三年(1370)刚设一年的羊卫(后改为崇山卫)，因“孤悬苗地，转运维艰”，又常遭苗民袭扰，孤城难保。朱元璋打纳指挥使黄常建议，决定将其迁往大庸地(一说在今大庸所，笔者以为在大庸溪古充城。前章已述)，改名大庸卫。说来好笑，撤兵时，害怕苗民追杀，就“设羊蹄擂鼓，饿马摇铃之计以去”。(《永绥直隶厅志》卷一)
　　洪武四年(1371)，因征覃垕之战进入白热阶段，原充城忆残破不堪，又处茅岗司东南之门户，不利守城，故下令迁址，重建卫城。而建城重任，又落在颇有建城经验的常德卫指挥张胜肩上。张将军领命之后，即清青鸟术士，采用古代周公“卜洛相宅之法，所谓日影、磁针，辩方正位，尝水验土，卜验基址。先后在车渚岗、古人堤、白羊山(今市内普光寺)、官黎坪、西溪坪等地采土取水品验过秤，结果白羊山土质水质均胜于其他，遂定址于此。又“象法天地，经纬阴阳”，察明水脉(地势走向)，发现镇山(福德山，即今子午台)——宫穴(白羊山)——朝案山(左有回龙山为“青龙”，右有卧虎山为“白虎”)——水脉(前有澧水、左右有东西三溪)等建筑城风水格局完整无缺，便随之确定以福德山顶子午线为中轴线，面对天门山，形成城市“脊梁”，城市就安置在福德山麓、澧水之阳的怀抱中。又按“匠人营国(即建城0，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注：一夫，百步)”(《周礼·考工记》)的旧制，城墙“周二千一十丈有奇，约九里百二十步，高二丈四尺”，雉堞“一千六百五十，高四尺”，“窝铺”(兵房)“六十有二”。城墙外围，挖掘了“周六百三十六丈、深一丈五尺、阔二丈八尺”的护城河；又设东门曰朝阳，南门日朝天、西门日镇彝、北门日拱极四座箭楼城门。后来又增修了个土门。同时，对城内街道、功能布局等，进行规划定制，大体以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及东西线十字为界，东部为宗教祭祀区，即“左祖”；西部为军事行政区，即“右社”；沿澧水岸则设码头、开商埠、辟驿馆；而民居则随商贾、军家、政要人物属地而筑，土民中鲜有准入的。同时，又在土司边界要塞设前、后、左、右、中及大庸所六所，与未来的九溪卫城(洪武二十三年建)及若干卫、所、关、屯等，一道构成屯戍相连、此呼彼应、南北绵延千里的大武陵军事控制网络。
据载，大庸卫城常年驻军5600人，九溪卫城驻军5000人。
   考中国诸多历史古城，多数是因了水陆交通人流物流及地方特产而先兴商贸之“市”后才渐次发发展为“城”的。而这座诞生于七年寨之战的刀光剑影和厮杀声中的西楚边城——大庸卫城及九溪卫城，则完全是为了控制湘鄂川黔土家族土司而构筑的战城。
这是一座充满杀机的战城，就像一把利剑，稳稳地插在土家人大门口。
二、诗画“小南京”
   在那个多事之秋，在相距仅百里之遥的澧溇二水的崇峦大谷中，一下冒出两座战城，一如土蛮边界突然长了两虎视眈眈的“眼睛”或说站了两个持枪了哨的“巨人”创造这一奇迹，只有一个目标：为了战争，更为了和平。
   “永定的城，九溪的兵”，一句流传六百多年的俗话。是说永定卫城建得漂亮，如铁打营盘；九溪卫城的守兵很能打仗。据说，直到清未民初，九溪的兵家后裔还享受“吃国家粮”的待遇哩!
   惟其这种特殊使命，就注定了它们未来将经受太多太多的沧桑与风雨、故事与传奇。
(一) 佛音
　　永乐十一年(1413)，一位叫雍简的都指挥使司走马上任永定卫城，发现在城墙高垒的城中心，居然还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片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难怪传说永定卫城(注：洪武二十三年，改大庸卫为永定卫)城在林中，林在城中。说也怪，恰在此时，见一群小白羊悠然而过，雍简如走火入魔，竟骑马跟着羊儿们进入森林，登上那座山包。忽然间，他发现“一羊化白石，余羊入土中”，即令人“掘之，获金数瓮”。(见清道光《永定县志》)这不是怪事么!此刻，他仿佛听到一种庄严肃穆的声音，自西天悠悠传来，在林中徘徊复徘徊。雍将军震颤了，那天籁不就是佛音么!
　　雍将军得到启示，不敢独吞天外横财，遂下令以此金就地酋基立庙，并将此山包命名“白羊山”。
　　相传，建寺时，各路木匠暗中比试，他们就地伐木，刀快者，凡通圆笔直之古木悉数砍光，独剩一些七弯八拐之树留给一位向姓土家木匠。但此人不露声色，也就地取材，造了一栋全为弯柱、弯梁、弯枋的二佛殿，成了中国佛寺建筑之奇观。寺成之后，雍将军将修庙经过上奏朝廷，明成祖朱棣大为感动，即“敕名普光寺”。
　　值得张家界人自豪的是：我们的普光禅寺始建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竣工于十三年(1415)，而北京故宫竣工于十八年(1420)，比普光寺晚7年。后来一些人就称普光寺为江南“小故宫”。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朱棣还真是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研究了先皇废除土司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便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恢复民族自治的土司政权，并将有关管理策略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是迎来大明盛世的“永乐定制”。
　　普光寺建成后，卫城面貌为之一新。除都司署、游击署、典史署之外，城内又兴建了真武堂、前分司、后分司、文庙、关帝庙、城隍庙等颇成规模的建筑。又在城郊建立坛、校场、社稷坛、水府庙、观音桥、金虾(沙)洲(河中岛，今已冲毁)花园等。由于“定制”，“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渐被打破。特别是嘉靖年间的土司抗倭，把澧水航道一下打通了，处在萌芽状态的商贸业迅速成长，卫城河段帆影如梭，河码头、吊行各业都应运而生。而文庙之兴建，孔子牌位正式在土蛮地区落户，于是掀起了本境第多是境外流官，如陈贽诗《蛮中》，柴皋诗《天门山唱和》，孙斯亿诗《欢兜冢》、《永定道中》，夏子云诗《百丈峡》，胡桂芳诗《百丈峡》。张采诗《欢兜冢》等。本境推有土家人彭伦(明成化年间任卫指挥使)的《天门山》等等。这些“移民文化”，加上袅袅佛音，使这片“蛮荒不开”的土地现出了中世纪文明的曙光。而尤为可贵的是夏子云、胡桂芳同时发现并鼎力推介世外桃源——当今的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算是慧眼识珠了。
(二)“小南京”咏叹调-
  
   清代同治三年(1864)，曾在南京为官的安徽潜山县人王日修不知何故被派往永定县当了七品县令。陪送赴任的几位亲友原以为是虎狼荒野地，却不料是如此大美至美，尤那斗大小城，竟然酷似南京风水。王县令主政三载，。“睹其山水人物”，认为“亦似无愧此名”，便诗兴大发，“将两地俗情牵合诠次”，一气作了30首《小南京词》，给这座小城予以定位，“庶使小南京之称，不成谰语云尔”：
   湘江处处楚歌声，
   此地偏绕白下情(注：唐时南京更名白下)
   制得吴讴夜吹笛，
   果然身在小南京!
   如果论古人对张家界的贡献，夏子云、胡桂芳固然可作人选，但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应推王日修。
   清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改土归流”伟大战略获得成功，为乾嘉盛世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国务基础。撤卫置县后，作为封杀土家人的战城性质完全改变，成了土汉各族人民共同的乐园。人为的藩篱拆除了，土苗白汉各族终于跨过了千百年的鸿沟，达成一统。历经沧桑的卫城仅明代大修过六次。自康熙起，至咸丰年间，历届知县又先后四次进行修葺。又在城内先后增修了书院、考棚、文昌祠、八方阁、石牌坊群等；城外修建了回龙观、城外修建了回龙观、先农坛、东岳宫、白              龙庵、盘山庙、帝阁庙、崇文塔、白骨塔及玉皇洞石窟等。嘉庆至同治年间，城市规模已从内城发展到外城。南门外船连数里，桅帆如林。沿江吊脚楼，西起白袭庵，东抵红壁岩，石板街长达10余华里。抗战时期，这条街道还保留8华里规模。（见《永定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王日修为这座边城拥有如此繁华闹市兴奋不已民，叹诗道：
　　平街十里暮烟涵，曲巷通门细细参。
　　一路红灯人卖酒，歌隐约似江南。
　　一位自称“阿侬生长大庸城”的土家诗人汤立贤也为古庸城这十里“花街”大唱赞歌：“十里看花过　　桥，香糖卖处快吹箫。”按他指点的，十里沿河街，东方已到了　　　桥——即独子岩古码头。其实。稍早于汤还有个诗人戴尧典也有“隔溪隐隐酒旗招，十里官程按　　桥”名。　　桥，即清代永定八景之一的“　桥烟桥树”。独子岩　　桥古渡，曾古代官人登岸入城的起点站。道贡生罗光典有“烟村　　屋似鱼鳞”诗，与戴公“隔溪隐隐酒旗招”，互为帮衬，说明当年　　桥一带街道的繁华。若照此说，那就是15华里的概念了。想想看，　是一条多么壮观的吊脚楼石板街啊！
　　古庸城，这明初卫城缘何一路风光，终于发迹成了西　　“小南京”，史家对其背景曾有过片断记载：“县茅岗旧产生铁，自仙仙槎河达县城，为厂四十有八，贸贩者多江南巨商，故邑有小南京之称。”（同治《续修永定县志》）又载：“永通草（按：即中药之木通不甚蕃兹因大庸所河水磨刀开片最佳，名省巨商皆远自川贵，贩至赁居制作，然后散运他处。乾嘉之际，市廛辐辏，利居民。”（引文同上）光绪《永定县乡土志》也载：“青岩山（按：今武陵源）等地，向俱产铁，远处客商出资收采，甚有利益。”由于土著门户敞开，矿产资源、农副土产，取之不绝，应有尽有，因而对山外巨商有很大吸引力。省内之保庆帮、岳阳帮、江西帮、汉口帮、广东帮等纷纷在此建会馆，建商铺，设货栈，“邑城正街多列廛肆，城外西便河、东河街，长五里，懋迁约数千户……货皆自苏杭闽，罗绮锦帛并各项精致之物，无不一俱。本境所”产若粟豆油纸烟叶锨铁药材，亦往往泛舟运贩他处，列肆起自新正，终年不罢。“（道光《永定县志》）
本土诗人罗光普对一市井现象有独到句子传世：
城南一带并河房，晓起人家帽尽张。
二月新丝五月谷，风帆不断往来商。
“小南京”的产生，为本境第二次文化复兴提供了一片丰饶的土壤。而由商旅文化其涉及面之广、创作成就之高，已成了本土主流文化。
（三）乱世避风港

　　抗战时期，正是国难深重之际，古庸城却安一隅，成了省会大后方。长沙待地许多机关、学校、溃退下来的军队及沦陷区的难民等，纷纷涌进大庸避难。小小庸城，最多流动人口达到3－5万余人。由于岳阳、武汉、上海沦陷，长江交通线困死，本境商业流转向，由往日的下津市转至陆运湖北来凤。废用已信的六百里“湘鄂古道”再次承担起古老土司境内的运输重任。由于海盐中断，由来凤转运至大庸的云阳盐、川和巴盐，几乎供应大半个湘西。津市、澧县一带的棉花则作为军需物资于大庸集中，再转至来凤来发往重庆，供国军制衣之需。“盘不空的大庸，塞不满的来凤”，正是当年的写照。
　　1940年，长沙、津市沦陷，50余户巨商到大庸避难，上千户小商亦借庸城为其卵翼。岳阳著名戏班“岳舞台”，滞留大庸三年，艺术家们强忍城破家毁之痛，用高超的演技为移民们带来了精神抚慰。长沙沦陷后，布匹不能输入，大庸的土布成为紧俏货，从而推动大庸土纺、土织业的兴起。
　　商业方赂流转，对大批贫苦农民无疑是一种福音，由这批弱势群体组成的近4000人的庞大扁担帮、背笼帮。马帮。骡子帮等，往返于崇山峻岭间，给大山、给市进画上了一幅悲壮商旅图。运输业的兴起，带来了旅游业的繁荣，大城伙辅、旅馆多达百余家，每到黄昏落日，小鸟归巢，商帮归店，有时同期到达者达千人之多，一时满城人喊马嘶，，执闹非凡。
　　1943年，日寇自常德打进慈得，大庸告急，国军纷纷移防大庸，难民们更是如汛潮般汹涌而来，庸城挤爆，人满为患周边乡村亦成闹市。人流物的高度集中，猛烈地刺激小城商贸经济膨胀。花行（棉花）、同行、盐业、洋油行、绸布、百货、南杂、国药、书纸、、瓷锅、屠宰、鞭炮、饼面、陆程（粮食）、饮食、木柴、豆腐、首饰、针织、摊贩、土豪(鸦片)、旧货、酱园、手工作坊、内字号（行商批发）等行业无所不有。抗战那几年，小小庸城出版了4种报纸，一批讥日文学作品不断问世，一批重量级文化人如庹悲亚、覃鲤庭、陈仲雄、陈振伦（马龄）等，写出少抗战作品。本境第三次人文化浪潮。后来，人们普遍这样认为：大庸是乱世避风港，是战时“小南京”——也有人方说，应该称战时“小重庆”，因为南京被小日本打破了。日本鬼子一看到那个潭口，就想到当年他们的老祖宗败在土司兵手那一幕，就吓得打枪不要，悄悄地撤走了。
　　不过，日本鬼子没敢打六百年古城，其实早被自己打破了。1930年3月5日，先是湘西剿匪指挥刘翼经为进攻周朝武部，命令田应棠部用棺材装火药把南门城墙炸垮60余米宽；同年6月，县军政当局认为县城屡遭兵劫，皆因城墙坚固，不易攻克，致使军民两伤，于是下令拆城可怜先人苦心经营了560余年古庸城，就一个月，便被拆得七零八落。20世纪50年初，当地领导再次下令拆城，致使最后几堵城墙、最后两座城门楼轰然崩塌。“小南京”的记忆标示物荡然无存，后人只能从那一支支如画如诗的竹枝词中聆听遥远遥远的天籁。
　　惜哉！一如人的躯壳不存，何能称为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