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土家族的族称与族源

    第一章  土家族的族源

    第一节  土家族的族称与族源
　　
    土家族族称的演变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Pia tpilkhat]，称与其相邻的苗族为“白卡”，称外来的汉人为“帕卡”。“毕兹”有“本地”之意，“卡”是“人”或“族”的意思，“毕兹卡”即为“本地人”。由于方言的差异，各地土家族人在自称的发音上略有不同：保靖土家人自称为“密基卡”，永顺土家人自称为“毕基卡”，“毕兹卡”则是龙山土家人的自称。
　　
    土家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汉文史中，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称谓称呼土家族。追根溯源，从大量的文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土家族与古代的部分巴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巴”出现很早，在殷墟甲骨文上就有“巴方”的记载，“巴”在卜辞中作，说明巴人是一个古老的族类。《春秋左氏传》、《山海经》等先秦史籍中，就有不少关于巴人活动的记载。在历代史籍中，“巴”既作为族名，又作为地名。对“巴”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东汉许慎沿袭《山海经》的说法，认为“巴，虫也。或日：食象蛇”。唐代李吉甫根据蜀汉谯周所著《三巴记》，认为阆白二水，水流曲折，形似巴字。司马贞所作《史记·索隐》中又认为巴来源于四川东部一带盛产的芦苇。“苴音巴。……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苴是芦苇，四川俗称芭茅。这些说法是否可靠，姑且不论，但都说明巴人早已活动于我国的历史舞台。
　　
    秦汉之际，史书上对巴人有多种称谓，有的以地域命族，有的以种属相称，有的以其使用武器的特征命名。秦时称巴蜀之民为南夷，是南夷的一种。秦灭巴以后，在原巴人居住的地区设巴郡、南郡、黔中郡。唐人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说：“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因而史书上把这一地区活动的少数民族通称为“巴郡、南郡蛮”和“武陵蛮”。“武陵蛮”中除巴人外，还有现今苗瑶和壮侗语族等民族的先民。西汉时，被称为“武溪夷”的田姓首领已见于史载。西汉人刘向在其所著《世本》-书中，可能根据巴人对本族古代历史的追述，以其种属把巴人称呼为“廪君种”，并且明确指出“巴郡、南郡蛮”与“廪君种”的渊源关系。居住在今川东的巴人，因称“赋税”为“赉”，故又称“赉人”。蜀汉谯周所著《三巴记》载：“夷人岁入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以后“賨人”又被称为“板楯蛮”或“弱头虎子”。因其使用的武器颇具特点，“虎皮衣楯”，“以虎皮蒙在盾上，并专以射白虎为事”。巴人中有的以虎为图腾加以崇拜，有的以虎为射猎物，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在许多民族的早期活动中是屡见不鲜的。东汉时，被称为“武陵蛮”、“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中的向、田、覃等姓首领的活动已载入史册。这些强宗大姓，与土家族中沿袭下来的主要姓氏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强宗大姓的活动地区与巴人在这些地区的分布，以及明清之际土家族的聚居地大体吻合。
　　
    三国时期，武陵蛮又称为“五溪蛮”，以雄溪、椭溪、辰溪、武溪、酉溪五水名族。五溪，历来的史籍中有各种不同说法。但是其中酉溪、辰溪二水流域，是土家族先民的居住地则肯定无疑。所以五溪蛮中，既有土家族的先民，也有苗、瑶、侗等族的先民在内。居于荆州的巴人之后亦被称为“荆州土人”。东汉时，从川东迁至江夏（今湖北云梦县境）一带的巴人有很大的发展，其势力达到湖北东北部和河南东南部，以其活动地域和水流（即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被称为“豫州蛮”、“酉阳蛮”或“五水蛮”，其种属为“廪君”之后。居武陵地区的称为“五溪蛮”、“溇中蛮”和“酉溪蛮”；峡江地区的被称为“荆雍州蛮”和“建平蛮”、“巴建蛮”、“宜都蛮”、“天门蛮”。这些居住在武陵境内的巴人之后，《后汉书》却把他们列入“盘瓠之后”。从此开始，记载混乱，不绝于史。南北朝时在沈约撰写的《宋书》中，也把峡江地区的巴人后裔归入“盘瓠之后”。以后的史籍几乎都沿袭这一说法，似自古以来居住在这一地域的巴人已不复存在，完全融合到信奉盘瓠的民族中去了。这些记载显然是失实的，它既不符合巴人及其后裔长期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历史实际，也与土家族分布的现状大相径庭。以后令狐德棻所著《周书》中，虽然沿袭《宋书》的说法，把峡江地区活动的“蛮”，归人“盘瓠之后”，但他所记载的“屯据三峡，断遏水路”的冉氏、向氏、田氏等种落的活动，正是土家族中的强宗大姓，而不是崇奉盘瓠诸族的强宗大姓。《周书》中记载的这些姓氏，与两晋、南北朝时期见于史载而被称为“酉溪蛮”、“零阳蛮”、“溇中蛮”、“建平蛮”、“巴建蛮”、“酉阳蛮”、“宜都蛮”、“石堤蛮”等强宗大姓正相符合。从这些记载中不难发现，把“廪君之后”笼统地归入“盘瓠之后”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唐宋时期，由于建置的变化，先后以不同的地域名称命族，把居住在湘鄂渝黔接壤地带的土家族先民称为“夔州蛮”、“信州蛮”、“彭水蛮”、“施州蛮”、“辰州蛮”、“石门蛮”、“溪州蛮”、“天赐州蛮”、“高州蛮”、“洛浦磨嵯蛮”等。唐代杜佑在所撰《通典》中明确指出：“其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宋代有的史籍中又把居住在沅江流域的少数民族通称为“南北江诸蛮”。酉水以北正是土家族先民主要活动的地区，是“诸蛮”中的“北江蛮”。同一时期，在史书中也出现了这个地区区别于其他族类的“土兵”、“土人”、“土丁”等名称。这些冠以“土”字的称谓，应是专指土家族而言的，是为了区别于毗邻的苗族而出现的。因为“苗”作为一个族类的专称在宋代已经出现，无需把“苗”再称为“土”了。因此，可以说“土”是“蛮”的变称。
　　
    元至清初，土家族地区建立了土司制度，以“土”命族的记载大量出现，“土兵”、“土丁”、“土民”、“土蛮”等称谓，在史籍和地方志书中层出不穷。但也有以地域命族的，如“酉阳蛮”、“九溪十八洞蛮”等。
　　
    从东汉以后，在我国历代史籍中，对土家族先民的族属问题，出现过不少混乱的记载，有的说其是僚或瑶，有的称其为苗。这些称谓都是不符合土家族的历史实际的。这其中，很多本身就是文献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指。
　　
    “土家”作为族称的出现，是和汉人迁入其地直接相关的。宋以后汉人陆续迁入土家族地区，特别在清改土归流以后，汉人大量迁入，因此，出现了“土民”、“客民”、“土籍”、“客籍”之分。为了区别于新进入的不同于本族类的外来人，“土家”一词开始出现，他们用汉语自称“土家”，称外来迁入的汉人为“客家”，称毗邻的苗族为“苗家”。这些把具有不同特征的民族加以区别的记载，大量出现于清代的有关志书。<咸丰县志》载：“今就本县氏族列之，大指分土家、客家二种。土家者土司之裔……客家者，自明以来，或宦或商，寄籍斯土而子孙蕃衍为邑望族者也。”这里把“土家”说为“土司之裔”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既有土司之裔，但众多的人应为土司统治下的土民。《利川县志》中也有八姓“土家”的记载。恩施县“邑民有本户，客户之分。本户皆前代土著”；“永顺隶楚极边，土人、苗民、汉人杂处。”《龙山县志稿》云：“龙邑岗寨数十，土苗杂处，闯有外来民人附居落籍为客家。”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土家”族称是在汉人大量迁入后才产生的。
　　
    二、土家族族源诸说
　　
    关于土家族的来源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
　　
    巴人说即认为土家族是古代部分巴人的后裔。这是中央民族大学已故潘光旦教授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古代巴人活动区域内的有些地名、人名和族名，是土家族自称“毕兹”的对音或转音；巴人崇拜白虎与土家族相同；巴人的主要姓氏与土家族的某些大姓有沿袭关系；个别巴语词汇仍保存在今日土家语中。巴人说认为，今湖北长阳县境内的武落钟离山是古代巴人的发祥地，因而长阳清江流域也是土家族的发祥地。巴人说是土家族族源诸学说中的主流观点。
　　
    土著说即认为湘西土家族是由古代湘西土著居民和以后进入的巴人、汉人融合而成，土著是土家族形成的主体。此观点指出：在酉水流域发现的7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龙山县里耶、泸溪县浦市、张家界古人堤发现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是湘西最早的土著先民居住地。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即本地人的意思，是土生土长的。土家语地名“墨岔”是开天的意思，“里耶”是辟地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地方是土著居民最早开辟的。“梯玛”（土家语对巫师的称谓）神歌唱词中提到的民族迁徙地名，最远至“十必”路、“十牌”峒（洞），没有越过沅江与酉水汇合处。楚灭巴后流入五溪的巴人和五代时入主湘西的江西彭氏，同当地最早的土著居民融合成为土家族。
　　
    乌蛮说认为土家族是由唐代云南、贵州一带的乌蛮东迁而来。其说根据<复溪州铜柱记》所载：“盖闻群舸接境，盘瓠遗风，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认为土家族来自贵州。贵州境内一直有“毕兹”族，“比跻”系白罗罗之名，比跻、比际当即毕兹，与土家族自称完全相同。中唐以后，越巂一带“乌蛮”曾侵入贵州，“兵数出，侵地数千里”，当地的土著一部分被其征服，成为“白罗罗”；一部分与他们长期斗争，最后被迫迁入湘西。乌蛮是现今彝族的先民，土家语与彝语比较接近。有的人根据上述资料，以及土家族与云南彝族的一支在信仰、葬式、歌舞、禁忌等方面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再证以有关文献的记载，认为土家族是乌蛮东迁的一支融合武陵山区土著、巴人而形成的。
　　
    多元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土家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多元说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赞同。所谓多元说，指既承认巴人在土家族形成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承认土家族地区的土著部落、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土家族形成过程中的相应地位和作用，认为土家族是以巴人融合当地土著及其他各民族逐渐发展形成的。如有学者指出，“以古代巴人的一支后裔为主逐渐融合了周围的其他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土家族。”“土家族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也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居住在湘鄂西地区的土著巴部族为主体，融合了其他一些部族如汉人、蛋人、乌蛮等的某些氏族部落，而在唐、宋时期混血形成的。”
　　
    濮人说濮人说的主要依据，是土家族地区考古发现的早期人类遗存与考古学上的巴文化不同，从其文化特征上看，应该是西南濮人的文化，因此，濮人应该是在巴人到来之前土家族地区最早的居民，濮人是土家族地区的土著民族。后来，随着巴人的迁入，濮、巴融合，才逐渐发展为后世的土家族。濮人的居住习俗、绩纺细布、攻取朱砂等文化在土家族文化中都有表现。
　　
    除此之外，关于土家族族源，还有江西说、蛮诞说、羌人说等。以上有关土家族族源诸说都有继续探讨的价值。
　　
    根据历史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和社会历史调查材料，我们认为：土家族来源于楚、秦灭巴后，定居在湘鄂渝黔接壤地区的巴人。但是，在有关巴人活动记载之前，这里就有古人类活动，这个地区是我国早期人类活动发祥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