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土家族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第二节  土家族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一、湘鄂渝黔边区古人类活动的遗迹
　　
    湘鄂渝黔四省接壤地区的人类社会历史，随着该地区古人类及伴生动物群化石的发现，已较我国古文献记载的时代大大提前，证明这个地区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
　　
    我国古人类学者于1970年夏，在建始县高坪龙骨洞发掘出南猿、巨猿和20多种伴生动物的化石。其中，在和巨猿化石同一层位里，发现有3颗高等灵长类的下臼齿化石，另外，在巴东县中药材经理部发现1颗下第一臼齿化石。这4枚化石经有关古人类学者鉴定，确认是南方古猿类的4枚臼齿化石。这些牙齿的大小和形状与巨猿或大猩猩的下臼齿不同，与齿冠咬合面脊纹复杂的猩猩和黑猩猩的下臼齿也不同，具有齿冠褶皱比较简单，齿尖较尖较高，齿冠较长，牙齿硕大等特点，可能与南猿较为接近。南猿隶人科，其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晚期。鄂西建始、巴东等地南猿的发现，说明了鄂西远在更新世的远古年代，可能已有最早的古人类在那里生存活动。
　　
    1956年，在长阳县下钟湾的一洞穴堆积中，发掘出以1件残破的左上颌骨和1颗左下前臼齿为代表的“长阳人”化石。长阳人的上颌骨鼻腔底壁不如现代人那样弯曲；犬齿隆凸显著，上端超过其鼻腔底，可见其齿根发达；上颌骨间保存的前臼齿硕大，臼齿虽已磨耗，可是仍能看见其咬合面上的许多皱纹。“长阳人”上颌骨腭面凹凸不平，其门齿孔与上颌间缝距离很短等，已具有现代人的性质。虽然上颌骨并不完整，但是，依然可以窥视出其鼻前棘不发育的情况，其梨状孔约28毫米，较宽，可说与黄色人种较为接近。“长阳人”化石是晚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化石，“长阳人”则为旧石器中期的古人类。在长阳一带距今10万～15万年之间，已有古人类在今清江流域繁衍生息。
　　
    在土家族地区近年来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1973年夏，在泸溪县的浦市二中和五里洲，发现2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浦市二中遗址中获得石斧27件（其中有大型、厚重、横断面近圆形，多打制、少磨制的石斧17件）、石锛1件、槌击器5件、石锄5件，陶器有泥质红陶、灰陶和夹砂粗红陶，其可辨器形有泥红黑灰钵、泥黑光盆、小口或折口罐、黑陶盖、灰陶豆等。从石器陶器特点推断，可能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在遗址锅底形灰坑内，有螺蛳壳和烧过的兽骨等，说明这些人类可能以渔猎为生。
　　
    麻阳县火车站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近十年来在湘西地区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之一。该遗址出土了众多石器、陶器。其中，石器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钻、石锤、石凿等，陶器则有夹砂红陶、夹砂碳黑陶及红陶、白陶，还有部分陶衣。纹饰有几何印纹、旋纹、乱绳纹等。器形有釜、罐、盆类，不见三足器、尖鼎器和平底器。陶质多夹砂陶，多几何纹，时期数量多，器形厚重，有打制的大型石锄。该遗址的时代大体相当于大溪文化的早期。
　　
    1978年5月，在龙山县里耶溪口台地，发现新石器遗址。该处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约100米，堆积层约0.3～0.1米之间，积土呈灰褐色。遗存石器有磨制长方形石斧、刮削器、磨石棒及打击石片、石料等半成品，陶片为泥质黑衣和红衣，可辨器形为盒、盆、罐、豆，器饰多粗绳纹、竄纹、网结纹、兰纹、划纹、条纹、方格纹、菱纹等，其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大庸县（现张家界市永定区）古人堤遗址，长约1公里，文化层最高处为1米多。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工作队判明，该遗址下层属原始社会晚期文化。
　　
    湘西地区和沅水中上游，属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有怀化石高坎垄遗址。该遗址出土的石器有长条形的大型有肩石斧、小型的近方形石斧、带肩石锛、圭形石凿、石刀、石铲、纺轮等。陶器有大型单耳罐、单耳和双耳直壁杯、曲腹杯等。器形较大，轮制，多黑皮陶系，饰有凸、凹弦纹，有少量彩陶。高坎垄遗址的文化属性与屈家岭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又保留了自己区域性的文化风格。
　　
    近年来在湖北长阳县武落山北麓的固仓坪，获得磨制石斧2件。头岩西脚偏岩屋石室内藏有天然石斧、尖状器等。五峰县的长东坪、桥河、渔洋关，利川县的大塘等地，都有新石器出土。
　　
    从上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址及其出土文物来考察，还无法断定其族属问题，但作为现今土家族地区的远古先民，这些石器时代的古人与土家族存在着渊源关系则是无疑的。
　　
    二、土家族的传说时代
　　
    西汉时刘向在所撰《世本》-书中，可能根据巴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追述，记载了关于“廪君”的传说：“廪君之先，故出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啤（音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五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其剑于石，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请廪君日：‘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其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  [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这个朴素的并带有某些神话色彩的传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巴人的起源、迁徙及其经历过的漫长的原始氏族公社的历史。“廪君之先，故出巫诞”，“诞”即“蜑”，许慎《说文解字》释“蜑”为“南方夷也”，说明廪君之先，是“南夷”的一种，即以后“南蛮”的一个族类。“巫蛋”是以地名族，指“巫”地之夷。楚巫郡的郡治“在夔东一百里”，即汉代的巫县，主要指三峡周围地带，南抵清江和武陵部分地区。
　　
    廪君传说比较明确地反映了巴人经历过的原始社会的概貌。巴人最早居住在武落钟离山，即今长阳县境内。《水经注》卷三十七记载：佷（音“恒”）山县附近有石穴，相传是廪君掷剑处。佷山县，汉置，今长阳县境。唐代杜佑在《通典》卷一百七十五中记巴山县（今长阳）“武落中山有石穴，即廪君拂刃处。又有夷水，即廪君乘土船所也”。“武落山一名难留山，在县西北七十八里，本廪君所出也。”这些记载说明巴人早期的活动区域在湖北长阳县一带。
　　
    “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说明巴人最早曾经历过穴居生活。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到了廪君时代，已进入父系氏族阶段。巴氏、樊氏、晖氏、相氏、郑氏是逐渐繁衍而成的五个氏族。他们“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以掷剑和乘土船的原始民主形式，推举“能中者”和“能浮者”为氏族的酋长。于是最有本领的巴务相受到其他四个氏族的拥戴，共立为氏族或部落首领，由五个氏族联合起来的氏族联盟或部落联盟已经形成。
　　
    这个联盟形成后，开始迁徙，“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水经注》载：“夷水，即假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盐阳，史书上不见其名，惟北周置盐水县，故城在今恩施县治东四十里，唐废置。恩施县的清江曾名盐水，唐李贤注《后汉书》说：“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盐阳可能在盐水之阳，即清江北岸，今恩施县境（有人认为，盐阳在长阳县的白虎城）。廪君率领各部行至盐水，与居住该地以“虫”为图腾崇拜、处于母系氏族的盐神发生冲突。廪君和盐神斗争的传说，虽带有某些神话色彩，但它曲折地反映了巴人在其漫长的发展中，曾经历过父系氏族战胜母系氏族的历史过程。
　　
    廪君战胜盐神后，占据了“鱼盐所出”的广大地区，定居于夷城。夷城名不见史载，可能在夷水，即清江沿岸立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这里所指的“君”与“臣”，还很难说有国家产生后的“君臣”含义，从整个传说的内容看，“君”与“臣”反映了氏族联盟或部落联盟的关系。“君”系指氏族联盟或部落联盟首领，“臣”指氏族酋长。因此，这个时代的巴人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联盟或部落联盟阶段。“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于是，白虎就成为巴人的崇拜神，并以“人祠祭祀”。
　　
    三、巴人的早期活动
　　
    巴的出现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在《殷契粹编》、《殷墟文字乙编》、《殷墟文字丙编》中，有五片提到“巴方”，即巴氏族的居住地。商代武丁时，妇好伐巴方，说明武丁之前就有巴氏族存在。
　　
    公元前11世纪，巴人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以“勇锐”著称，载入史册。殷周之际，巴人主要活动于江汉之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而《正义》解释：“巴、濮、楚、邓，中夏之国；惟濮为远夷耳。”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巴人的主要活动地域，与殷地不会相距太远，否则很难参加武王讨纣战争。
　　
    武王克商后，开始大量分封诸侯，封其亲族姬姓于巴地，名巴子国。《华阳国志·巴志》中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反映出周王朝要加强对巴人的统治。从此以后，巴人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一定的联系。《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巴人以比翼鸟（至）。”说明巴人参加了周朝的诸侯集会，并贡献方物。在以后的文献记载中称渝东、鄂西一带为巴子国。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今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其畜牧在沮，今东突硖下畜沮是也。……故巴亦有三硖”可见巴人以渝东、鄂西为主要活动区域。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称霸争雄，社会动荡不已，以渝东、鄂西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巴人势力，消长变化较大。春秋初，楚仅地方千里（战国盛时六千里），“楚西之国庸为大，庸之西接巴，巴接于蜀，此春秋时代西南之大校也。”巴国的东西与鄂西竹山古上庸之地的庸国接壤，并与河南南部的邓国郑、鄂西当阳东南的权国等相邻。巴楚为邻，时和时战。公元前703年春，巴子、楚子都想与邓国修好，均派出使者报聘前往，结果，使者遭害，聘礼被夺；楚子复遣使往邓，又遭拒绝。于是，巴楚联师围邶，邓师援邶，三次击退巴楚联军的围攻，但最后在巴师与楚师夹攻中，“邓师大败，邶人宵溃”。可见，巴楚和好，势力并不强大，仍在江汉之间继续活动。
　　
    公元前676年，楚要巴伐申，引起巴人震动。这时，巴人已开始逐渐强大，不仅不应邀出兵北上，反而派军攻打被楚迁那处（鄂荆门东南）的附庸国“权”，一直打到那处城门，楚尹游水逃命，遂占领那处，并继续向楚都郢挺进。鲁庄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春，楚于津（今枝江）设防，巴师的攻势才被遏制下去。巴楚虽曾和好了一段时间，但彼此势力稍有增强时，又互相争斗起来。城濮之战以后，楚军遭到秦的打击，而有所削弱；巴又与秦修好，以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地位。
　　
    公元前661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巴人灭庸之后，获得庸人和古鱼国（今奉节）部分地方，再次打开渝东与鄂西相通的夔峡大门，势力更加强大。公元前5世纪，楚共王与巴姬结君长”，并以秦女下嫁巴人首领，对巴人进行笼络。接着，秦又夺取被楚占据的巴人故地——黔中、巫等地，因而，秦楚之间的斗争更加剧烈，公元前312年和前299年，秦曾两次乘机要挟楚割黔中。公元前277年，秦取巫郡及江南地为黔中郡。可是，次年，楚以重兵反攻秦军，又夺回该地，直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南郡、巫郡、黔中郡的巴人成为秦的编民。
　　
    四、定居在湘鄂渝黔边区的巴人
　　
    秦灭巴以后，巴人的势力急剧衰落，有的被迫迁徙。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曾利用英勇善战的巴人平定三秦，战后，有的遣回，有的移居于商洛之地。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巴人反抗东汉王朝的统治，东汉王朝派刘尚率军镇压，并将七千多人迁往湖北江夏（东汉郡治在今云梦县东南）一带，被称为“沔中蛮”。东汉永元十三年（101年），“巫蛮”（今巫山）许圣等又起而反抗，这部分巴人亦被迫迁至江夏。到了南北朝时，江夏一带的巴人发展很快，逐步活动到湖北东北部和河南东南部，被称为“荆雍州蛮”、“豫州蛮”、“五水蛮”。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春秋战国时散布和活动于广大地域的巴人，以及以后迁往江夏和湖北东北部、河南东南部等地的巴人，大都融合于汉族，小部分融合与之近邻的其他民族，只有定居于湘鄂渝黔接壤地带的巴人才是土家族的先民。
　　
    秦灭巴之后，定居于湘鄂渝黔毗邻地区的巴人，虽然经历了历代王朝更迭和战争变乱，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大的迁徙，一直比较稳定地生活于这一地区，繁衍生息，延绵不断。考古发现和大量的历史文献都充分证明，土家族的先民是定居在湘鄂渝黔边的巴人。
　　
    1．巴人以虎为崇拜神。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今土家族及其邻近地区，发现了大量以虎饰为主要特征的巴人文化遗物，其中有巴人的军乐虎纽锌于。齐建元中（479-482年）巴蛋所居涪陵郡（今酉阳、黔江一带）的田健住地，曾获一錞于，当地人以为神物，奉祀之。宋代的《宣和博古图说》载十九镎于，中虎錞七，其最大者重51斤，小者7斤。但未载发现地点。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在慈利县周赧王墓旁五里山的古壕中，发现虎纽錞于1件。绍兴三年（1133年），长阳县发现重35斤的虎錞。清嘉庆九年（1804年），施南府发现“大小二虎錞，大者五十余斤，小者二十余斤，形制悉与（宣和）图说相合。”1804 1921年间，“施南长阳附近屡获此錞，殊不可解”。新中国成立后，长阳县武落山下、清江南岸西上几里处出土1件完整的虎錞。五峰、巴东、建始、恩施、利川等县出土虎錞10余件。龙山、保靖、花垣、泸溪、慈利、石门等县发现錞于27件，其中虎纽錞于22件，蛇纽与马纽各2件。纽不明者1件。最近，桑植、保靖、吉首等县又出土大量巴文化遗物，其中亦有虎錞。除虎錞外，尚有铜戈、铜剑、铜钺等器物，大多饰有虎纹。湘西、鄂西出土的大量带有虎饰的器物，考古工作者断定为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的巴人遗物，与重庆涪陵小田溪、四川巴县冬笋坝和广元县宝轮院出土的巴人遗物，在造型、纹饰和风格上一致。这绝非历史的偶然巧合。具有巴文化典型特征的虎饰文物，集中出土于湘鄂渝黔边地区，正是巴人定居和活动的历史见证。
　　
    2．巴人重祀之俗相沿很久。明万历年间，永顺土司祭祀时，“杀人亦献首于其庙。……闻楚徼外，保靖、石柱、酉阳诸土官皆然”。此说虽无更多史料佐证，但应该说是巴人遗风。土家族在历史上同时有过敬白虎和赶白虎的信仰，因为他们的先人认为有两种白虎神，一种是“坐堂白虎”，它是好神，每户都得有白虎堂，敬它求其保佑；另一种是“过堂白虎”，它是恶神，如它跑到哪户过了堂，就得请土老师去其家赶过堂白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白虎神，都与定居于此的巴人崇虎的原始信仰有关。隋唐之际，定居于湘鄂渝黔边的“蛮”人，还较为完整地保存着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隋书·地理志》中说杂“南郡、夷陵……沅陵、清江……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避处山谷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巴人的某些文化和风俗习惯长期延续，历久不衰，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土家族保存的跳丧、摆手、竹枝词，以及重祠祀、敬鬼神等文化和风俗，都与巴人有着承袭的关系。
　　
    3．土家族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不少有关“巴”的地名。长阳、巴东都傍巴山筑城，施南府卫城南二里有“巴公溪者，相传郡南有巴公塚，昔有巴国大栅王世葬于此，或呼为巴公山也”。现在，恩施地区仍有巴西坝、巴勇、巴息，长阳县有巴山河、巴王沱、巴业山等古地名。巴人语言虽早已消失，但从个别词汇中还是有线索可寻的。夔峡地区汉代有大量巴人居住，扬雄少时曾在此地度过，他作《方言》中说：“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今土家语中称虎为“李”，称公虎为“李爸”，母虎为“李你嘎”。汉人把“李爸”记为“李父”，“李你嘎”记为“李母”。鹤峰州的“李虎坡”应是巴语与汉语的混合地名。这种语言相混的情况，在施州还是比较多的。南宋王象之所撰《舆地纪胜》中说：“施之地虽杂夷落，稍近华风，故乡者则蛮夷，巴汉语相混。”
　　
    4．从西汉末“武溪夷”田强开始，到明末清初，活动在湘鄂渝黔边地区而被称为“蛮”或“夷”的田、向、覃、冉、彭等氏首领，一直绵延不断，见于各代史册。这些姓氏的首领在历史上虽然出现的时间先后不同，势力消长时有变化，但是，他们始终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强宗大姓。田、向、覃、冉、彭等姓正是现今土家族中人口众多的主要姓氏。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土家族是由定居于湘鄂渝黔四省市接壤地区的巴人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步形成为单一的民族。但是，土家族发展过程中也融合了与之邻近的部分其他民族，包括迁徙进去的少数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在内。
　　
    研究土家族的来源，必然涉及唐末五代时崛起于湘西、割据称雄、世代延续、建立了八百余年土官土司世业的彭士愁的族属问题。一般认为彭士愁是彭瑊之子，从江西吉安府迁来的汉人，其主要根据是明正德年间永顺宣慰使彭世麒所撰的《永顺宣慰司志》。但该书现存的残本中，彭士愁之父及其以下多代，俱已失散，无从查考。而彭世麒建祠时刘健为其作<世忠堂铭》文中说：“唐之季世，乱起民忧，有讳瑊者，刺史辰州，族人戴之，愿立其子。事闻于朝，朝议顺旨。自是，子孙官守其地。”明确说明彭瑊为其始祖。光绪《龙山县志》卷六说得更加具体：“土人家乘称：其先有志蛮头吴著冲，……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著冲，著冲败走猛洞。瑊复率众击之，遂匿洛塔山。时有漫水司（今隶湖北来凤县）土官之弟向伯林，骨肉不和，归瑊。城令伯林攻吴著冲，著冲困死于洛塔山洞，瑊以洛塔之地酬向氏，余土归城。……又有惹巴冲者，与吴著冲结为兄弟，……后亦为瑊所并。城于梁开平间归顺，命为溪州刺史，子彦唏（一名士愁）为靖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依据上述资料证明彭氏原系汉人是不可靠的。
　　
    对彭氏谱序中彭士愁先世的真伪，早就有人提出质疑。乾隆《永顺府志·杂记》中对《保靖司家乘》把彭氏之先追述至唐懿宗进士彭辅时说：“彭辅之说，……子孙夸大其先人，恐未足凭也。”谭其骧教授撰文认为彭士愁为“蛮族血统”，与彭玕、彭碱“为风牛马之不相及，断乎为绝无关系者也”。
　　
    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彭士愁不是汉人，而是溪州“土著”。从五代时彭士愁与马希范订立的《复溪州铜柱记》中可以看出，在彭士愁之前，彭氏在溪州的势力早已强大，自署或袭职州刺史的已不乏其人。在《复溪州铜柱记》题名的19人中，有彭氏8人，而其中以“前溪州诸军事守溪州刺史”职名的有彭允瑫、彭师佐2人。可见彭士愁之前担任溪州刺史的不是彭瑊。《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页载：“蛮酋彭师暠降楚，楚人恶其犷直”，明确指出彭士愁之子彭师嵩（应作师杲）为少数民族。《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直称彭士愁为“溪州峒蛮”。南宋陆游在《南唐书·彭师瑊传》中说“师暠不知其家世”。如果彭瑊确系彭师暠的祖父，曾任辰州刺史，又系当时江西的名门望族，彭师暠何以忘其祖先？“不知其家世”，似乎难以理解。清人王士祯在谈《复溪州铜柱记》的按语中，根据陆游《南唐书》叙述了彭师暠与马希崇的关系后说：“然则彭氏虽溪蛮，乃马氏之忠臣”。《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上》中说：“北江蛮酋最大者日彭氏，世有溪州。”元明之际的史籍中称彭氏为“蛮”的更是不胜枚举。
　　
    另从彭氏谱系中可以看出彭士愁的后代有以土家语取名的。永顺司系传至第七代，有彭福石宠之名；保靖司系传至二十二代后，有彭药哈俾（又名药司徒）、彭麦谷踵、彭大虫可宜、彭南木处（或忤）等名。土家语呼“长官日冲，又日送，又日踵，又日从”。显然这些名字是土家语。这些资料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彭氏之先是“土著”，而非汉人。
　　
    彭瑊是否进入湖南担任过辰州刺史？在史籍中，只有《楚纪》中说：“开平四年，吴敖骈围赤石，辰州刺史彭瑊调所部征之，被执不屈，阖门遇害。”而《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所载与此截然相反，“梁开平四年六月，……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歼弟瑊于赤石，楚兵救瑊，掳骈以归。”与《十国春秋，吴世家》所载相同。其他有关五代诸史均无彭城曾任辰州刺史的记载。因此，《楚纪>中说开平四年彭瑊当辰州刺史，是不可靠的。彭城被吴军围困于江西吉州赤石，何以能到千里之外的湖南辰州去当刺史？这也是难以解释的。
　　
    彭世麟修谱时，把自己的先世追溯到彭瑊，究其原因，主要是在长期的民族压迫下，为了避免民族歧视，抬高自己的门第，有利于其家族的世袭统治，攀附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作为自己的始祖。这种现象，在土家族现存的其他姓氏的族谱中，也不乏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