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隋以前的土家族

    第二章封建社会前期

    第一节  隋以前的土家族
　　
    秦灭巴以后，巴人地区成为秦朝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间大致可分两段，秦至隋代的郡县和唐宋的羁縻州郡的设置。
　　
    一、秦至隋时土家族的政治
　　
    秦统一六国后，在巴人住地设巴郡、南郡和黔中郡三个郡，把巴、楚和巫郡一部分地并入南郡和黔中郡，分而治之。西汉继秦，将黔中郡更名为“武陵郡”。在武陵郡境内设迁陵县（含今保靖、秀山等地），酉阳县（含今永顺、龙山、黔江、酉阳等地），零阳县（含今龙山、永顺、慈利等），充县（含今桑植、大庸、来凤、宣恩等地），沅陵县（含今永顺、泸溪等地），佷山县（含今长阳、五峰等地）；南郡设巫县（含今巴东、建始、恩施等地）。东汉继西汉之制，建置没有变动，只是在溇中地区郡县之下，设立过“里”、“亭”等基层机构。三国至隋，由于封建王朝长期处于分裂动荡不安的状态，因而对这个地区的控制时弱时强，变动较大。《晋书》记载，吴、晋各有建平郡，辖巫、建始、沙渠等县；吴置宜都郡，下控假山、夷遭等县；吴设天门郡，控制零阳、溇中、充等各县。武陵郡的辖区虽较汉时缩小，但仍保存沅陵、迁陵，并从酉阳县分设黔阳县（今龙山）等地。蜀曾在今渝东设“巴东属国”，后改设涪陵郡，下设丹兴（今秀山、黔江）、汉葭（今彭水）等六县。隋统一中国后，继续加强对湘鄂渝黔边的统治。隋初，将荆州在北周管辖的施州改置清江郡（今恩施等地），辖开夷（今咸丰、黔江）、建始、盐水、巴山（今长阳）等县；改天门郡部分地为澧州，辖石门、慈利等县。开皇九年(589)，立辰州，直辖沅陵、大乡（今永顺等地）等五县。北周把渝东南原黔阳地改为黔州，隋又更名为黔安郡。在这些郡县所在地，由封建中央王朝直接派遣官吏控制，对于表示愿意归顺的首领，则委以官爵，治理其地，或薄徭轻役，重加厚赐，甚至互为婚姻，以示笼络；一旦反抗，就派兵镇压。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利用巴人首领，征发大量巴人定三秦。以后，汉武帝在经营南越和西南夷中，都曾多次大量征调巴人，并采取措施，“以化巴俗”。东汉时，仍以巴人首领治理其地，继续实行羁縻政策。
　　
    三国至隋时，各种势力相继激烈争夺峡江和五溪地区，土家族中的首领成为他们互相笼络的重要对象。有的首领依附于各方之间，或者时此时彼，以利自己的统治。吴、蜀争夺荆、湘，当吴克南郡后，“蛮夷君长皆降，（陆）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利用其首领以拒蜀。刘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又以“建平蛮”抗吴。西晋时，应詹在招来“天门蛮”、“五溪蛮”之后，采用“破铜券为盟”的办法，以求安抚天门、五溪地区各族。南北朝时，从司马睿起，继续实行羁縻政策。东晋大兴三年(320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瓂表示归顺，东晋元帝封向弘为折冲将军、平乡侯。南朝刘宋时，“建平蛮”张醭之等50人、“宜都蛮”田生等113人归刘裕，都得到重赏。到了南齐，在治理“蛮左”的奏折中，已把加封各族首领事说成“酋豪世袭，事炳前叶”。说明在土家族首领中早已盛行世袭制度。
　　
    湘鄂渝黔边土家族内部的社会组织状况，从稀少而不连贯的史料推断，他们按照姓氏聚居或散居于相邻的溪峒，从事生产或出征作战。率领他们作战的首领，在武陵地区的“零阳蛮”自称为“精夫”。“精夫”与民众间，还是靠同种或同族的种姓血缘作纽带，来维持其族内部联系。
　　
    土家族各部之间，在政治上没有固定的联系形式，往往各自为政，互不隶属，以至在反封建中央王朝的控制及起义斗争中，多被各个击破，或以“善蛮”攻“叛蛮”而失败。从魏、晋以迄南北朝末期，土家族各部之间的联系日渐增强，他们往往互相联合进行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在峡区及其相邻地带的冉、向、田氏各部人口众多，势力强盛，其他姓氏各部大者万家、小者千户，他们联合“黔阳蛮”（一作黔阳）田乌度、田都唐等抄断江路；“信州蛮”冉令贤、伯犂、冉安西与向五子、向宝胜等曾共同抵抗北周军，或屯据峡区，自称王侯。
　　
    总之，从秦至隋，各封建王朝虽在土家族地区设置郡县，委派官吏，但是控制比较松弛，时断时续。加之战争较为频繁，社会长期动荡不定，土家族内部势力消长变化较大，活动范围时大时小，因此，尚处于不很稳定的状态。
　　
    二、秦至隋时土家族的经济
　　
    巴郡、南郡和黔中郡境内的土家族居住地区，属于山区丘陵地带，雨量充沛，河流纵横，物产丰富，适宜农作物的生长。长期以来，土家族在这里披荆斩棘，辛勤开垦，在肥沃平坦之处种植水稻，在山区丘陵地带种植杂粮，以渔猎山伐为业，使这些地区逐步得到开发。土家族早已开始种植水稻，《汉书·地理志》在描述楚境的生产情况时说：“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赢蛤，食物常足。”南郡、武陵郡生产状况与之相类似。巴郡境内的江州（今重庆境），在汉代“有稻田，出御米”。居住于今酉阳、秀山、黔江等县的土家族也不会例外。但耕作方法十分原始，东汉人应劭亲眼见到当时人们种植水稻的生产过程：“烧草下水稻种，草与稻并生，各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这种火耕水耨的生产，还处于粗放农耕阶段，产量不高。山区丘陵地带多种粟类、豆类等杂粮，三峡地区又产燕麦。“三峡两岸土石不分之处，皆种燕麦。春夏之交，黄遍山谷，土民赖以充食”。此外，还靠渔猎山伐来补充食粮的不足。所以，史称“饮食还给，不忧冻饿”。这种粗放的农业生产除糊口果腹外，并没有剩余。《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西楚俗剽……地薄，寡于积聚”。《汉书·地理志》中也说：“故砦窳偷生而亡积聚……亦亡（无）千家之家。”到隋时，湘鄂渝黔边地区还是人烟稀少，经济不发达，这从当时的人口状况可以看得出来。如沅陵郡，统沅陵、大乡（今永顺、保靖）、盐泉、龙檦、辰溪五县，只有户四千一百四十；清江郡统盐水、巴山（今长阳、五峰）、清江（今恩施、利川）、开夷（今咸丰、来凤）、建始五县，只有户二千六百五十。这说明当地农业长期停滞在较为原始的粗放阶段，生产力低，人口也没有多大发展。
　　
    巴人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善于纺织“赉布”。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幏，南郡蛮賨夷布也。”“賨，南蛮赋也。”幏即賨布，很明显，巴人纺织赉布，主要是向封建王朝纳赋。西汉初年，巴人因伐三秦有功，遣返后，罗、朴、督、鄂、度、夕、龚等七姓巴人首领免除租赋，但其他姓氏和巴民仍需每年每人交纳賨钱四十。在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所赉布……”，所不同于秦的，已不再以户输赉赋，而在口赋上，有大小口和数量上的不同。从秦至汉，封建中央王朝令巴人以赉布交纳赋税，足见其手工纺织已比较发达。南朝宋时，刘裕在湘鄂渝黔边实行“强者不供官税”，“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蛮无徭役”，把交纳赋税由赉布改为粮食，这说明到南北朝时，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
　　
    三、汉至南北朝间土家族的反抗斗争
　　
    汉至南北朝时期，由于历代封建中央王朝不断加强对湘鄂渝黔边的统治，增派赋税，因而激起土家族人民的反抗。在这些斗争中，既有土家族首领反对中央王朝统治的斗争，又有土家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有时这两种斗争互相交织，难以分开。
　　
    （一）两汉时期的反抗斗争
　　
    西汉初年，改秦黔中郡为武陵郡，对居于武陵地区中的巴人实行羁縻政策，同时又令巴人，不论大小必须向其交纳賨布，因而引起巴人的不满。巴人虽时有反抗，但尚未影响西汉王朝在武的反控制斗争失败，东汉才达到“置长吏而还”的目的。东汉建初元年(76年)，武陵“澧中蛮”陈从起兵反抗；同年冬，“零阳蛮”五里精夫率众响应。这次联合起义，经历了约一年的战斗，后因势孤而被汉兵击溃。建初三年，“澧中蛮”（今慈利、石门）覃儿健等再次起义，在武陵郡和南郡的零阳、作唐、孱陵等溇水、澧水流域转战。东汉王朝以九郡兵力，利用五里精夫做内应，花了两年时间才于宏下（今沅陵县西南）打败起义军，覃儿健英勇牺牲，覃兵退还澧中，东汉不得不罢武陵屯兵，以息战事。
　　
    东汉后期，统治集团趋于腐化，豪强势力日益扩张，地方官吏任意压榨，胡作非为，因灾荒而四处流亡的农民到处暴动，反抗东汉王朝的斗争不断掀起。永元四年（92年）冬，“溇中、澧中蛮”在谭戎的统率下，烧毁邮亭，断其交通，杀死压榨成性的汉吏，东汉王朝派遣郡兵加以镇压。永元十三年，“巫蛮”（今巴东、巫山）许圣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揭竿而起，攻打南郡邻近的地方，向南郡郡治进发。东汉王朝慌了手脚，急忙征荆州几个郡（相当于唐朝的江陵、夷陵、澧阳、武陵、长沙、衡阳等六郡）的郡兵万余人来围堵，起义军才被击散，东汉朝廷把他们迁到江夏（今湖北云梦）一带监视起来。
　　
    东汉元初二年（115年），西北羌族起义军进攻武都、汉中和巴郡，溇中、澧中、零阳“诸蛮”对“郡县徭役失平”十分怨恨，在田山、高少的带领下，组成二千多人的起义队伍，攻打澧中附近的城池，惩罚和处死东汉派去镇守的长吏。澧州郡无兵可派，便利用“蛮人”与“蛮帅”间的内部矛盾，招募当地的五里、六亭“蛮兵”，在其精夫指挥下，把起义军打散。次年，溇中、澧中四千多“蛮人”再次起义。“零阳蛮”一千多人，头裹红巾作为起义军标记，陈汤、羊孙自称将军，组成起义军，烧毁东汉官家建筑，抄收官家财钱，起义烽火遍及溇水、澧水流域。东汉郡吏故伎重演，以分化瓦解的手段，招募“善蛮”来打散敢于反抗奴役的起义军。
　　
    永和元年（136年），东汉王朝派往武陵地区的郡守多是昏庸之辈，以为归服“蛮夷”可欺，要求按汉区增赋邀功，汉顺帝听从佞言，大增贡税。“溇中、澧中蛮因‘争贡布非旧约’，杀死乡吏，举起义旗。”起义军势力发展很快，第二年，两万多起义军围攻充城（今桑植境内），八千人一直攻到夷道（今宜昌境内），惩办贪官污吏。东汉王朝派遣武陵太守李进调兵遣将，进行镇压。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却迫使李进不得不“简选良吏，抚循蛮夷”，采取较为缓和的政策。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武陵蛮”詹山率四千多部众起义，逮捕了该地的县令，在深山溪洞间屯兵，继续坚持斗争。东汉只好调派军队，筑城守卫。直到永兴元年（153年），东汉王朝被迫不得不调换武陵太守，采取善抚办法，斗争才逐渐缓和下来。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天下饥馑，帑藏并尽”，长沙、武陵地区的少数民族相继反抗。“长沙蛮”屯据益阳，至延熹三年（160年）秋，势力扩展至万余人，攻郡县，杀官吏。同时，“零陵蛮”又攻入长沙。延熹五年，“武陵蛮”又集聚起来，以六千之众进攻江陵，荆州刺史、南郡太守等都弃城逃走，起义烽火遍及两湖。桓帝在给车骑将军的诏书中写道：“蛮夷猾夏，久不讨慑，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将吏，死职之臣，相逐奔窜，曾不反顾。”长沙、武陵地区各族人民大起义，给东汉王朝的统治以沉重打击。武陵地区各族起义军盛时已扩大到十万人。东汉王朝派车骑将军冯锟，大发丹阳兵、板檐蛮十余万人，才将武陵、长沙等各族人民的大起义镇压下去。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得到南方各族人民的配合和支持。中平三年，“武陵蛮”操戈而起，攻击州郡，成为当时全国起义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汉献帝建安中，武陵“蛮夷”纷纷起义，攻击城邑，一直打到武陵郡城。可是这时曹操、刘备、孙权已利用黄巾起义时机，互相争雄。孙权调黄盖为武陵太守进行镇压，黄盖开郡城门，待起义军半数攻人城内时，突然阻击，使义军丧师大半，再各个击破，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使“诸幽逐巴、醴（应作澧）、由、诞（应作蟹）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归顺于吴。
　　
    （二）三国至南北朝时的反抗斗争
　　
    三国鼎立时，渝鄂湘边成为孙吴与蜀汉争夺的重要地区。吴军将领陆逊、李异等率军抢先占领峡江地区的巫山、秭归等地，扼制蜀汉。章武年间（221-222年），蜀汉派吴班、冯习率蜀军击败吴军，占领秭归、夷陵一带。刘备占领峡江地区后，为了扩大势力，即遣侍中马良携带金银、织锦，前往笼络“武陵五溪蛮夷”，并授其官爵，取得他们的支持。“于是武陵五溪诸蛮相率响应，随其种落，布诸郡县居之”。不久，陆逊领吴军采取火攻战术，于夷陵（今宜昌境）击溃蜀军，南郡、武陵郡的一些地方又被吴据有。蜀吴的反复争夺，使峡区与五溪地区人民难以安生。吴国黄龙二至三年(230-231年)爆发“武陵五溪蛮”的反抗斗争。他们以数万之众，依恃山险，反抗孙吴的“清定南土”，一直攻打到长沙与朗州交界地方。孙吴急派潘溶率军五万残酷镇压，“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到了蜀国延熙十一年(248年)左右，“涪陵夷”中的徐巨（大姓酋长）率众反对蜀汉的控制，结果，蜀汉增派官军加以镇压。吴国永安六年(263年)，蜀并于魏，吴魏争夺武陵郡地，魏派驻守涪陵郡汉葭县（今彭水池）的郭纯，带领涪陵“夷”人进入吴辖武陵郡内的迁陵（今保靖、秀山地）赤沙屯驻，诱使其效忠于魏，并进攻酉阳县（今永顺县西），以阻止吴军西进，反对孙吴控制。孙吴派越骑校尉钟离牧率兵五万余人进行镇压，残酷杀其首领百余人及其部众千余人。
　　
    西晋末年，由于延续十几年的“八王之乱”造成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加上荒年饥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流落异乡，纷纷暴动。居于天门郡与武陵郡内的“诸蛮”也乘机起义，反对西晋的统治。晋怀帝永嘉初年（约307-308年），天门、武陵“诸蛮”起义，南平郡太守应詹率军前往镇压。由于义军势众，应詹难以镇压，遂采取招抚之计，与诸“蛮酋破铜券，订盟约”，维持短暂的相安局面。永嘉五年（311年），荆、湘两地的巴、蜀流民推举成都人杜弢为首领，起而暴动，攻占湘南各郡。杜弢部将王贡率众三千余人出武陵江，联合“五溪夷”，向武昌进发。长沙太守陶侃派郑攀、陶延率军于巴陵堵截，将流民与“五溪夷”的联合斗争镇压下去。
　　
    317年西晋灭亡后，在长达二百余年的南北各朝纷争中，居于湘鄂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区充满各种社会矛盾，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错综交织，形成复杂的政治局面。其中既有南北之间的争夺，又有土家族反对科派赋役的斗争，还有土家族首领占据一方，自称王侯割据，以及他们依违于南北朝之间，时南时北，以图稳定自己的统治。
　　
    东晋偏安江左，对江南各族虽仍行羁縻策略，可是它派往各少数民族地区镇抚的多为酷吏，压榨少数民族人民有增无已。东晋咸和四年（329年），“五溪蛮”聚众反晋，以解除东晋控制，长沙郡公陶侃派谘议参军张诞进行镇压。宁康二年（374年）聚居于溇中、澧水流域的“天门蛮”起而反抗，杀死东晋派去的太守，攻击天门郡治，东晋派遣将军桓豁前往镇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郭亮之与“武陵蛮”联合武陵屯兵奋起反晋，武陵太守弃城逃走。沈约率军反扑，七里涧一役，郭亮之战死，起义军斗争失败。义熙六年(410年)，卢循起义，江汉和巴东一带少数民族群众也纷起响应，当地的封建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刘裕继晋后，不断增加租役，以致“徭赋过重，蛮不堪命”，遂群起反抗。南朝宋元嘉十八年(441年)，天门郡“溇中蛮”起义，在田向求（一作田求）带领下，进击溇中县城，赶走淡中令。雍州刺史刘道产采取招抚办法，将“淡中蛮”一部迁至沔水流域。刘宋大明年间(457-464年)，“建平（今建始）蛮”向光侯率众向江峡进攻。刘宋以荆州刺史米修之、巴东太守王济率官军前去镇压，向光侯率众往清江转移，继续斗争，反对刘宋政权。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众继起，摧毁郡县，惩办郡守县令，“民户流散，百不存一”。虽刘宋不断派官军攻伐，也无法阻止四郡蛮人的反抗斗争。
　　
    泰始年间(465-471年)，荆州人民纷纷反抗刘宋政权，曾在东晋大兴时被封为“建平（郡治今恩施）夷王”向弘后裔向宗头，亦聚众反抗。武陵内史沈攸之一面派兵前往镇压，一面“断其盐米”，企图迫使向宗头屈服。但是，沈攸之多次出兵，都被向宗头部众击溃。与向宗头领导的反抗斗争相呼应的酉溪蛮（今永顺、保靖、龙山）田头拟，也起而反抗。沈攸之妄想用禁断鱼盐的办法，使其就范，结果激起五溪蛮的强烈反对。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死宋使，宋廷要勒索蛮赋千万，田头拟准备出五百万以息事端，可是沈攸之不肯让步，致使田头拟活活气死。田头拟之子田都逃亡僚人界中，以求庇护。田头拟之弟田娄候继称“蛮王”。发动五溪蛮起义，攻至武陵郡城下。后来刘宋利用酉溪蛮酋豪间内部争立为王的矛盾，诱使田娄候上当受骗，将田娄候囚入牢狱，召封田都为王，使这次反奴役、反压迫的斗争陷入瓦解。
　　
    建平、武陵等郡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加速了刘宋政权的崩溃。刘宋覆亡，南齐政权取而代之，建平、武陵等郡的土家族又相继展开反抗萧齐政权的斗争。建元年间（479-482年），武陵郡酉溪蛮田思飘率众反齐，欲摆脱萧齐控制。内史王文和率齐军深入酉溪腹地，田思飘率兵断其后路，齐军被围，难以进退。豫章王肖嶷急派中兵参军庄明率湘州郡兵千五百余人前往救援，田思飘继续与齐军酣战，不幸中弩矢牺牲，族众退出酉阳城（今保靖、永顺境），在山谷中坚持斗争。
　　
    萧齐永明年间（483-493年），建平蛮向宗头与黔阳（今黔江、酉阳）蛮田豆渠等联合起来反对齐的控制。他们率领五千多人，在山险构筑栅砦，与齐军对抗。巴东太守王图南派司马刘僧寿率郡兵沿山开道，攻其栅砦。向宗头、田豆渠等烧砦，退至深山老林，使齐军一无所获。
　　
    从东晋以后，居于湘鄂渝黔边的土家族，与邻近的诸蛮向外扩展，到南北朝时势力迅速发展，其活动范围几乎遍及荆、郢、雍、豫、司等州。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当六镇、关陇、河北等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抗北魏的起义后，沔、汉流域的“蛮左”和居于峡江地区的土家族起而响应，割据称雄。“又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使北魏很难从其近畿之地以援荆州。同时，北魏也难从益州、巴州等地派军沿长江而下救援。
　　
    南北朝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西魏与梁激烈争夺峡江地区，占据南梁州的巴西人谯淹派人至信州（州治今奉节境），煽动信州蛮归附于梁，结果引起蛮帅之间的分裂。蛮帅向镇侯、向白彪（一作白虎）起而应之，愿意接受梁的统治；而蛮帅向五子王则反对梁的控制，遂率众攻陷信州。西魏派遣李迁哲、贺若敦等率领重兵前往镇压。面对西魏的强大攻势，向五子王、向镇侯等早已构筑设防，阻止魏军南下。魏军无法进攻，又派出自白兽蛮的上甲黄土人扶猛，率其部众占领白帝城，李迁哲相随于此屯军，以防信州蛮再起。但是，魏兵耗尽军饷，以葛根为粮，不少人因疫病不能作战，只能困守白帝城内。这时向五子王联合向白彪聚众围攻信州，攻陷州城。黔阳（今龙山、保靖、酉阳、秀山等地）蛮田乌度、田乌唐（一作田唐）率众从江南击袭峡区，断决江路，与向五子王、向白彪相互呼应。后来西魏又一再增援，才把这次反魏控制斗争平息下去。北周武成年间（559-560年），信州蛮冉令贤、向五子王继续反北朝控制，又占领白帝城，杀死开府李长华，北周虽多次派军前往镇压，也无济于事。
　　
    天和元年（566年），北周企图加紧对峡江地区的控制，因而引起信州蛮更大规模的反抗。他们杀刺史、守令，自称王侯，实行割据，互相联结，以峡江为中心，周围联结两千余里。他们在夔峡地区屯田设防以反抗北周。冉令贤屯守的水逻城位于巫峡江北，四面高山壁立，只有一小路可通，构筑栅砦，军粮充足，部卒精锐，兵器精良。其旁还有险要的石胜城作为前卫，令其兄冉龙真父子镇守。另派其子冉西黎、冉南王于江南险要之地，置立十城，冉三公构筑三十余城，形成掎角之势。并远接涔阳蛮为其声援，北周军不敢轻取。江南向五子王屯守石墨城（今巴东），北面临江，三面环山峻岭，称为关险。其子向宝胜屯居石墨城北六十里处的双城，在明月山（今巴东县西北面十里）一带屯田，获得军粮，兵器也很精良，“有铁枪头长数丈，经数百年不见少损，日‘向王枪’”，与冉令贤彼此呼应。
　　
    北周派遣陆腾、司马裔率领大批将卒，从汤口分水陆数路，向峡江进攻，一路先取冉西黎、冉承公等守御的江南诸城，继之收买与冉令贤有矛盾的冉伯犁、冉安西作向导，以允许冉龙真取代冉令贤的职位为诱饵。冉龙真父子遂带兵直取水逻侧的石胜卫城，使水逻城孤立无援，然后以大军击溃冉令贤的精锐部众，占领水逻城。另一路北周军又进取冉三公在江南镇守的诸城，妄图招降向五子王和向宝胜诸部，遭到诸向拒绝。北周军用“周迥立栅，遏其走路”的战术围堵诸向，向五子王和向宝胜在石墨城和双城抵抗北周军，最后壮烈牺牲。在今土家地区还有向王天子庙或向王庙，祀祭向五子王（史籍有称为向天王的）。北周天和六年(571年)，川东蛮帅冉祖熹（一作“喜”）和冉龙骧又起而反抗宇文邕的控制。北周派赵訚率军加以镇压。
　　
    向五子王、冉令贤等相沿二十年的反控制斗争，相继失败，峡区终为北周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