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封建社会前期土家族的文化与习俗

　　第三节　封建社会前期土家族的文化与习俗
　　
    早在公元前1122年，巴人在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就以“歌舞以凌殷人”而著称于世。《华阳国志》载：“巴师锐勇，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在战斗中，巴人高唱战歌，呐喊助威，手执武器，作出各种刺杀动作，史籍上被称为“前歌后舞”。巴人这种冲锋陷阵的作战方法，既表现了他们作战时的“锐勇”，又说明他们能歌善舞的特性，对汉文化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遇有重大祭祀活动举行的大武舞，与巴人的歌舞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它来源于武王伐纣时巴人的“前歌后舞”。战国时，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巴歌，以广泛的群众性而著称于史。
　　
    刚健有力的巴人歌舞对汉代的宫廷乐舞有极大的影响，在《太平御览》中也有所记载：“渝水，賨民锐气喜舞，高祖乐其猛锐，使乐人习之，故名巴渝舞。”汉高祖刘邦派乐师学习巴人歌舞，经过加工整理，使其成为宫廷舞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载入汉廷乐府。这种宫廷乐队，由巴人、渝人三十六位鼓员编成，按巴渝舞乐谱曲演奏，以伴其舞。魏晋间，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改巴渝舞为昭武舞。宫廷舞乐“宣烈舞有年弩”，即“汉巴渝舞也”。唐人杜佑在《通典》卷一百四十五中记载：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安台、弩渝、行辞，本歌曲有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说明巴渝舞本源古老，虽已很难读懂歌词，但其舞乐仍存宫廷。
　　
    古代巴人喜歌善舞。在西汉孝景帝时，巴渝民间往往“族举递奏，金鼓迭起”，用鼓、錞等乐器演奏，发出悦耳的谐和乐章，以伴舞蹈。巴人民歌丰富多彩，汉代文豪扬雄，儿时曾在巴东夔峡一带生活，洞悉巴歌，其所作《蜀志》，指出夔、归“讴歌”为巴人之歌。左思所赋《明发而耀歌》，李善注谓“耀，讴歌，巴土人之歌也。何晏日，巴子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也。”何晏，东汉末年人，他不仅亲临其境听过巴歌，还曾观赏过巴人载歌载舞的表演。魏晋南北朝至隋，包括酉溪、石堤土人在内的五溪蛮，“父母死，……打鼓踏歌，亲属宴舞戏，一月余日”。跳丧鼓的风俗和踏啼舞乐仍在民间流行。唐宋时更不乏记载。如云：“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巴人好踏啼，……伐鼓以祭祀，叫啸以兴哀，故人号‘巴歌’日‘踏啼”，。自汉历宋，始终不衰。
　　
    唐中叶以后，刘禹锡吸收土家族民歌的丰富营养，创作出独具一格的“竹枝词”，名震诗坛，对我国诗词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竹枝”源出巴人踏啼之歌，是巴人七言诗歌体裁，上四下三相随和声，牵手踏啼，悠扬婉转，充满着土家族的风雅气息。早在刘禹锡之前，土家族民歌已被汉人知晓记录。南北朝时，《水经》注家之一郦道元，曾任北魏东荆州刺史，漫游过夔峡地区，曾以汉语记录的巴歌之一为：
　　
    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啼三声泪沾裳。
　　
    诗情歌意浓郁，风格朴质潇洒，吟咏脍炙人口，实开中原仕人记录《竹枝》的先声。唐时顾况、白居易、刘禹锡、李涉、孙光宪等都居住或来往路经土家族住地，创作了不少反映土家族风土人情的竹枝词。顾况《竹枝词》“……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正式提出“竹枝词”曲牌。刘禹锡被贬官流放时，听到当地土人唱巴歌。他创作的十几首竹枝新词，出自湖、湘、夔、归地区。他被贬居的朗州是“杂以蛮蛋”的地区，“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峒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刘禹锡作了大量的“竹枝歌辞”，不仅进一步把巴歌介绍到中原地区，丰富了全唐诗库；同时，这些通过提炼升华的巴歌新作，又在土家族中得以推广，使“武陵夷俚悉歌之”，自然也推动了土家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如刘禹锡的诗作之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情还有情。
　　
    至今在土家族中，还保存着相类似的歌词，确是“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
　　
    到了宋代，黄山谷、陆游等诗人，也创作过不少竹枝词。如黄山谷夜宿歌罗驿（在今宣恩境内），即以梦李白宿歌罗闻杜鹃作《竹枝词》三首，与唐人的《竹枝词》在格律风貌上都一脉相承。
　　
    东汉以后，汉族统治者不断以汉文化影响土家族地区。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56年)，宋均降服“五溪蛮夷”以后，“为立学校”，以改变“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的社会面貌，实际上只起了“人皆安之”的作用。东汉和帝永元年间( 89-105年)，《风俗演义》作者应劭的父亲应奉作武陵郡太守，也曾在该地“兴学校，举侧陋”，虽然远近闻名，但多限于汉族官员子弟，对促进当地文化发展的作用恐亦微乎其微。东晋司马睿南迁以后，南郡、巴东等地，有的成为军事重镇，汉人与土家族彼此往来，互相影响。至隋，在交通方便的军事重镇附近，土家族学汉文化的风气就逐渐增强，有的土家族人与汉人已无多大区别。可是荆南的夷陵、沅陵、清江和属巴的黔州等郡州，交通很不方便，其居民接受汉文化影响就小得多，至唐代才稍有尚经籍之壬出现。唐初，在夔峡地区以“巴酋长子弟，量才授仕”，田世康就作了唐的第一任黔州刺史。唐玄宗开元、天宝间，赵国珍曾仕至唐乙部尚书。逝于酉阳的田英，习染汉文化较深而造诣颇高，唐廷曾命其为溪州刺史，进“上柱国”。巴东人谭伯亮，“好聚书”，生前曾手抄千余卷，临终前召集亲属，叮嘱他们要把这些手抄本保存好，如果子孙有愿学的还可以使用，无人继承，就把它烧掉，表示要后辈继续研读汉文学。
　　
    宋代，施州城及其附近土汉杂处地区，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较之他处更大，土人中有人能用汉文著作。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富州刺史向通汉曾将《五溪地理图》献给朝廷，表示效忠。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出身于施州都亭里的詹邈，考中进士第一，是博学宏词科状元。他家住在利川、恩施、建始交界地方，当地土人都称他为“乡贤”。施州地区的向九锡，勤奋好学，课习汉文典籍，也在元祐年间考上进士。出身于施州都亭里的土人向中之，也被考选为进士，宋廷派遣他作为管文教事务的教授。可见，在宋代确已出现了少数汉文典籍学得较好的土家族文人和官员。因此，史称施州蛮为“徼外熟夷”，这就曲折地反映出施州土家族在宋代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唐宋时期，雕刻、建筑艺术开始勃兴。由于羁縻制度的实施，土家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联系得到加强，土家人吸收了中原地区的雕刻、建筑艺术，从而使本地区的雕刻和建筑艺术得到了较大发展。除仙佛寺、溪州铜柱以外，还有：
　　
    湘西的祖师殿湘西祖师殿，位于永顺县老司城南三里处，为“晋天福二年（937年）修建，正殿柱四，大数围，上架木枋，其接榫处无斧凿痕，迄今不偏，真神工也”。今天见到的祖师殿为明代重建，为双檐歇山顶，殿长17.5米，宽13米，高20多米，全为木料结构。全殿用34根大柱支撑屋顶，柱基为双叠圆石基，柱榫接处是一半升和一斗三升的斗拱承鼎，平单层檐。宇殿斗拱雄浑古朴，梁架结构十分特殊，是土家族地区有代表性的建筑，它体现了土家民族高超的建筑艺术。
　　
    永顺老司城老司城又称福石城，在永顺县城东三十里处。司城四面环山，一条流水灵溪河绕城而过。史载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溪州刺史彭福石冲迁其治所于福石城。老司城历时593年，期间均为衙署所在地，是当时湘西政治文化中心。该城虽无高大城垣，但有东西南北4个城门，并有8条街道，其规模迄今仍保留完整，是研究古代土家族地区衙署建筑的典型材料。
　　
    巴东秋风亭  位于湖北巴东县信陵镇东南600米处的山冈上。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寇准任巴东知县，他在巴东教民生产，发展经济的同时，在江北旧城修建秋风亭，并亲自在亭前植树，登亭赋诗。南宋末年，巴东县城从江北迁到江南金字山麓（即今信陵镇）。此时，秋风亭仍傍立于江北，直到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还保持完好。后来由于长期经受风霜雪雨，亭子渐渐被剥蚀破坏。明朝盛杲为巴东知县时，便在江南仿旧建造新的秋风亭。秋风亭为石木结构，飞檐两层，赤柱彩瓦，雕梁画栋，四角尖顶，高20余米，颇为壮观。
　　
    唐宋时期，虽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在有些方面，土家族地区仍保持着自己特有的社会风俗习惯，除保持跳丧习俗外，还有：
　　
    信奉竹王竹王的传说流传于南方许多民族之中，许多民族都信奉竹王，土家族在唐宋时期也有不少人敬奉竹王，各地都修建有竹王庙祠。如《大明一统志》卷六十六在谈到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的祠庙时，有这样的记载：“竹王祠，在卫城东南东门山下，即夜郎祠也……宋崇宁中，赐庙额回灵惠。”
　　
    兴悬棺葬唐宋时期，土家族地区曾盛行悬棺葬，人死后，“于村侧廛之，待二三十丧，总葬石窟”。悬棺葬在峡江地区尤为盛行，人死后在陡峭的山腰凿洞建石窟，然后将棺木移进石窟。当时，这种石窟在峡江地区随处可见。宋代将军王果“经三峡，见石壁有物，悬之如棺，便取之，乃一棺也。发之，骸骨存焉”。王果所视之棺在“归州白狗峡东，地名亦铁棺峡”。
　　
    敬巫鬼重淫祀土家地区处巴楚两国交汇处，巴楚文化对其都有深刻影响。巴楚文化有一共同之处，那就是敬鬼、重巫，这对土家族产生了很大影响。唐宋之时，“吴楚之俗多淫词”，“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这时期土家族地区的崇巫敬鬼之俗也特别浓厚。宋代诗人欧阳修到峡州（今宜昌）时，有感于该地的风俗，写下了“楚俗岁时多杂鬼，蛮乡言语不通华。游女髻椎风俗古，野巫歌舞岁丰年”的诗句。《太平寰宇记》载峡州风俗日：“不知文学，其信巫鬼，重淫礼。”这时期，土家地区还盛行用人祀鬼神的风俗。如宋淳化二年（991年），“荆州转运使言，富州向万通杀皮师胜父子七人，取五藏及人首祀魔鬼。”朝廷对此多次下令禁之。如《宋史·地理志四》载：“归峡信巫鬼，重淫祀，故屡下令禁之。”《宋史·邹浩传》载：“荆沔风俗因人祭鬼，因捕治甚严，其风遂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