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土家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土家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五四运动”后，土家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既有以反对苛捐杂税为主的自发斗争，又有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加强，群众自发性的反抗逐渐变为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自觉斗争。
　　
    一、土家族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
　　
    来凤、鹤峰、巴东、五峰、长阳、恩施、咸丰等县，先后有许多农民武装出现，称为“神兵”。参加“神兵”的绝大多数是土家和汉族的穷苦农民。他们是“为了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而组织起来的”。“神兵”纪律严明，不贪财爱宝，不淫邪；平时种地，有事就敲锣打鼓，集中起来，准备打仗。打仗时，他们在梭镖、马刀上系红布，头缠红巾，专跟军阀、地主作对。但是，“神兵”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借助咒语“身穿铁盔铁甲，脚蹬铁靴铁袜，头戴铁龙帽，身子赛铁塔”来提高士气与战斗力，认为默念咒语，就可刀枪不入。有少数“神兵”组织，由于地主、流氓渗入，篡夺了领导权，成为地主阶级危害人民的工具。
　　
    “神兵”经常袭击军阀部队，攻打地主团防。1920年，湘西军阀张学济带领部队援川，途经来凤县中坝垄时，来凤县的“神兵”乘其不备，突然袭击，打死张学济，将其部队大部歼灭，余部溃逃。
　　
    1921年夏，鹤峰县麻水地区遭受严重水灾，群众生活极其困苦，红岩坪的黄文定带领30多贫苦农民，冲进地主田易寿等家中，打开粮仓，背走粮食（民间称为“背篓会”），分给贫苦农民，以度饥荒。地主扬言告状，黄文定理直气壮，置生死于度外，抢先跑到县衙门，公开承认自己背粮，并说：“要捆要杀由你们”。县知事看到灾民义愤，惧怕引起农民暴动，不敢受理。1924年夏，该县荞云贫农刘汉清带领60多人，分赴响溪坪、大五里坪等处地主家，背走包谷10余担。梅坪、五里坪等地都先后发生多次灾民抢粮事件。
　　
    巴东、建始、鹤峰三县交界地区邬阳关的土家族陈连振、陈宗瑜父子，一向为人正直，扶弱抑强，好打不平，曾先后打死抢劫其家财物的士兵和仗势欺人、企图霸占民女的建始县区大队长，因而为地主豪绅所憎恨。他们扬言要“灭掉邬阳、杀绝陈家”。陈氏父子被逼得走投无路，遂于1926年初组织“神兵”，提出“抗捐抗粮．抗夫抗兵，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的压迫。陈氏父子的义举，得到邬阳关一带穷苦的土家和汉族农民的响应支持，在很短时间内，加入“神兵”组织的达百余人。陈氏父子率领“神兵”四面出击，英勇作战，先后击败建始、鹤峰、五峰等县的团防军，击毙建始县官店区区长。
　　
    但是，由于当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农民的自发斗争组织分散，彼此联系较少，其斗争目标和打击对象都极其有限，而且易于被地主武装各个击破，甚至有时为地主豪绅所利用。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家族人民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土家族人民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样，从党诞生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和争取翻身解放的希望寄托于党。在武汉、长沙等地学习的土家族优秀儿女，追求真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入党的组织，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
　　
    1926年，中共湖南省委在常德设立湘西特委，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宣传革命，建立组织。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土家族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同年11月间，泸溪县即有3个区、17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1306人；到1927年4月，加入农民协会的会员迅速增加至万人以上。加入农民协会的除贫农、雇农、中农外，还有手工业者和小学教师。农民协会领导广大贫苦农民，集中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支援北伐军。原在长沙、常德读书的共产党员谷及锋、彭玉珊等同志，返回家乡桑植县，发动农民，组织县、乡农民协会，打击封建势力，处死为害人民的大恶霸朱愚农，广大贫苦农民无不拍手称快，其他豪绅地主闻风丧胆，纷纷逃匿。与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遥相呼应，恩施地区的农民革命的风暴亦迅速兴起。当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在武汉求学加入党组织的来凤县张昌岐、刘岳生、杨维藩，咸丰县的土家族黄兴武、黄子全等，鹤峰县的陈子杰，巴东县的黄大鹏、张华甫，长阳县的田进武、陈策南等，奉湖北省委之命，返回自己的家乡，发动农民斗争。他们深入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革命口号，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于是农民协会、工会、商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在来凤、咸丰、巴东、长阳、五峰等县相继建立。来凤县的土堡还设立农民夜校，组织农民读书识字，讲解革命道理，并建立农民自卫军。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迫使北洋军撤离来凤县境。同时，他们根据国共合作确定的原则，在来凤、鹤峰、咸丰、巴东、宣恩、恩施、五峰、长阳等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建立国民党县党部，以合法身份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2月，张昌岐在来凤召开三千余人大会，庆祝北伐军的胜利，会后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不久，公审处决了鱼肉乡里的大劣绅张佑新。农会会员还逮捕了伪县长向炳焜。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解散农会、工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实行白色恐怖。土家族地区正在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下去。
　　
    但是，经过革命斗争洗礼的土家族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所吓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总结经验，从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斗争，聚积革命力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出其不备，打击敌人。同年底，咸丰县的黄兴武、黄子全，来凤县的杨维藩、刘乐生，恩施县的郑连交、金裕汉（后叛变），建始县的聂冬青、张学秉等共产党员，在咸丰县龙潭司建立中共施鹤部党委，继续领导革命斗争。他们在咸丰、来风县重新组织农民武装，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农协会等组织。党员徐锡如、汪毅夫、李良耀等人在鹤峰组织共产主义训练班。桑植、大庸、五峰等县零星的农民武装仍然坚持斗争。贺龙同志的姐姐贺英、妹妹贺满姑、妹夫向生辉（土家族）等领导的几支农民武装，顽强地战斗在桑植、鹤峰边界。贺满姑在桑（植）鹤（峰）一带建立以土家族成员为骨干的农民协会，继续打击土豪劣绅。1928年2月，咸丰县农民武装两三百人在龙潭誓师，准备攻打成丰、恩施县城。他们高举红旗，手持梭镖、土枪，向咸丰县城迸发，中途遭敌阻击而失败。与此同时，巴东县伪政府以筹集军饷为名，乘机敲诈勒索，引起民情激愤，共产党员黄大鹏、张华甫挺身而出，组织甘坪、平阳坝、三峡湾等地的大刀会，攻入县城，击毙伪县长、团总等官吏，建立巴东县人民委员会，公开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占领县城两个多月。后经敌人围攻，被迫撤出。这些此起彼伏的斗争虽然处于分散状态，但为湘鄂西根据地的建立积蓄了革命力量。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家族人民
　　
    （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揭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新的一页。在贺龙等同志领导的部队中，有不少英勇善战的土家族战士。
　　
    1928年1月，党中央根据湘鄂西农民运动此伏彼起的形势和该地处于四省边陲，距离长沙、武汉等反动势力强大的城市较远，敌人力量比较薄弱，革命力量易于发展，以及崇山峻岭、森林茂密、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等自然条件，派贺龙、周逸群同志到湘鄂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贺锦斋等一行10余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土家族居民较多的桑植县洪家关。这个消息像闪电一样，迅速传遍远近的山寨，亲友们奔走相告，聚会欢迎。贺龙同志向亲友和群众分析当时的局势，讲解革命道理，号召大家组织革命武装，建立工农政权。于是，一度沉寂的桑植县的革命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贺龙同志的姐姐贺英、妹妹贺满姑、贺容姑和刘玉阶等亲属将各自掌握的农民武装1000多人，交给贺龙同志指挥；其旧部王炳南、李云清、钟慎吾等人也带领人枪前来参加。在很短的时间，湘鄂边前委就组织武装3000多人，许多土家族儿女踊跃参加革命队伍，不久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军长。工农革命军建立后，势如破竹，一举攻克桑植县城，建立了桑植县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委。
　　
    同年4月，国民党乘工农革命军立足未稳，派四十三军龙毓仁旅，突然向桑植、洪家关发动进攻。经过洪家关、苦竹坪两次激烈战斗，我军战斗失利，桑植县城和洪家关失陷。周逸群同志转至荆江两岸领导鄂西的武装斗争，贺龙同志退至鹤峰县的红土坪一带，收集失散的部队。当龙毓仁旅从桑植撤走时，贺龙同志率部伏击敌后卫部队，再次攻占洪家关，军威复振，工农革命军又由三四百人发展到1500多人。7月，建立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由贺龙同志任书记，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士兵中发展党员，大队设立党代表，加强党的领导和对士兵的政治工作，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同年8月，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贺龙同志率领部队东进石门，支援澧县、常德地区的革命斗争，牵制敌军对湘东红军的进攻。当部队进至石门县境时，石门南乡的农民暴动已经失败，部队作战缺乏群众斗争配合，又遭敌十四军李文杰部和团防两次袭击，伤亡200余人，部队被迫撤至鹤峰县堰垭一带坚持斗争。这时，国民党派遣大批军队，在桑植、鹤峰等县团防配合下，在桑鹤边境围剿，他们占据市镇村庄，封锁道路，给工农革命军在人员补充、弹药补给和粮食供应等方面造成严重困难。胸怀革命必胜信念的汉、土家、苗等族革命军战士辗转于崇山峻岭之间，风餐露宿，以野菜充饥，单衣御寒。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贺英同志不畏艰险，雪中送炭，及时给部队送去棉花、棉布、子弹和银元，为支援工农革命军作出很大贡献。
　　
    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贺龙同志认为“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革命武装在本地没有机动的间隙”，和中共施鹤部党委联系后，决定在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恩施、宣恩、咸丰、利川一带，发展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部队经过整顿，除留部分兵力在桑鹤边界继续坚持斗争外，贺龙同志带领91人的精悍部队，于年底进至鄂西，将咸丰县黑洞王锡九和利川县汪家营李长清的地方武装全部解决，并争取部分群众参加革命，部队很快扩大到300多人。接着，率军攻陷建始县城，活捉伪县长。建始县贫穷的土家族人民纷纷加入革命队伍。接着部队转移至鹤峰县邬阳关附近的斑竹园，经过共产党员徐锡如同志的长期工作，邬阳关的土家族陈连振父子领导的“神兵”200余人正式加入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特科大队”，陈宗瑜任大队长，覃甦（共产党员）任副大队长。收编“神兵”使工农革命军队伍迅速扩大，已达六七百人，这些“神兵”经过改编整顿，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红色“神兵”。
　　
    1929年1月，贺龙同志率领部队从邬阳关斑竹园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攻下鹤峰县城，打死伪县长，消灭驻守的反动武装，建立县工农民主政权。鹤峰县的土家、汉等族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庆祝自己的解放。与此同时，中共长阳县委在都镇湾成立，积极组织革命武装。同年3月，鹤峰县团防头目王文轩，以湘鄂西民团总指挥的名义，纠集五峰、桑植、恩施、巴东、建始等县团防共4000余人，进攻鹤峰县城。贺龙同志率领主力部队集中打击王文轩部，在红鱼溪峡谷将王文轩击毙，其余各部团防闻讯溃逃。占领鹤峰以后，贺龙同志根据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和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一面整顿部
队，在连队建立党团组织，设立政治机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将工农革命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面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解放桑植县城，建立县苏维埃政权，同时收编地方武装覃甫臣部300余人。长阳县人民自卫团于6月曾攻占县城，杀死县长，后遭张发奎进攻而失败。鹤峰、桑植两县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后，立即派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击地主豪绅势力，在区乡村镇建立基层政权，成立农民协会，武装农民建立赤卫队。鹤峰县10个区中，有7个区、87个乡都先后建立民主政权。广大土家族人民积极参加民主政权建设，参加农民协会和赤卫队，许多人成为其中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农民协会领导农民与地主豪绅作斗争，使地主阶级的威风扫地，广大贫苦农民从此扬眉吐气。扛着梭镖、大刀的赤卫队员日夜巡逻，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组织起来的儿童团站岗放哨，防止敌人破坏。鹤峰、桑植两县连成一片，根据地的建设粗具规模。鹤峰、桑植根据地的建设，为红四军的发展和红色区域的逐步扩大奠定了基础。
　　
    （二）粉碎敌人围剿，扩大根据地
　　
    湘鄂边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蒋介石责令湖南省主席何健组织“桑鹤剿共指挥部”，何健急命独立十九师师长陈渠珍为总指挥，进行反扑。1929年7月，陈渠珍调向子云旅和各县团防2 000余人，直逼桑植县城。贺龙同志采取避敌锋芒、诱敌深入的策略，“让敌人渡过澧水，迫其背水作战”，组织小股部队节节阻击，佯为败退，引诱敌人深入，集结主力于桑植县附近，以逸待劳，准备反击。当敌军进至桑植县城附近的吴家坡时，红军主力发起猛烈反击，敌军措手不及，无力还击，仓皇后撤；红军乘胜追击，于澧水岸边歼灭大部进犯敌军，并击毙敌团长周寒之。
　　
    但是向子云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依仗其兵多势众，于7月中旬亲自率领3 000余人，复向桑植县城进攻。向子云貌似强大，实际十分虚弱。他慑于红军及“神兵团”的威力，为了给其部下壮胆，出发前准备了许多竹筒，装满乌鸡狗血，并对他的部队说：“有了这玩意，撒到那些神兵身上，他们那神法就不灵了。”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贺龙同志决定设置空城计，将红四军全部撤出县城，埋伏在城北梅家山、八斗溪一带，待敌进城；同时分兵一部把守城南，断敌逃路。向子云率部渡过赤溪河以后，直逼桑植县城，发现是一座空城，满以为红军早被吓跑，便大摇大摆地长驱直入。当敌人进入城内，立足未稳，红军伏兵四起，冲入城内，杀声震天。由陈宗瑜率领的红四团进至东门时，守城敌军闻风丧胆，纷纷弃枪逃窜，边逃边喊：“神兵来了！”敌人互相践踏，乱作一团，大部被歼。向子云率领残部夺路出城，拼命逃窜。红军尾随追击，在赤溪河畔将大部敌人缴械，向子云拉住骡子尾巴渡河逃命。泅至河中间，被洪水淹死。赤溪河大捷是红四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歼灭敌人2000多，缴获枪支千余支，红军声威大震，已发展到4000余人。为了扩大革命影响，红军分出部分兵力，向大庸、永顺一带发展，歼灭大庸县西教乡大地主熊相熙的反动武装，在永顺县万民岗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赤溪河大捷，使国民党反动派愈益惊慌。何键调集第四师吴尚部和陈渠珍、周燮卿（外号“周矮子”）、罗效之、朱际凯（外号“朱疤子”）诸部2万余人，再次大规模向湘鄂西进攻。鉴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红四军主动放弃桑植县城，向桑植县西北转移。当红军转移至章耳坪时，因侦察失误，敌情不明，遭敌袭击；加以内部伍琴甫部叛变，战斗失利，团长陈宗瑜、贺桂如壮烈牺牲，部队伤亡三四百人，被迫撤至鹤峰县境。，红四军在鹤峰县红岩坪稍加休整后，出邬阳关，先后攻克五峰、长阳县城，建立县、区、乡各级革命政权，同时恢复农民协会、赤卫队等组织。当红四军主力转移时，由长阳、五峰地方红军组成中央独立师，继续坚持斗争。接着红四军主力先后攻占恩施县的红土坪、石灰窑，巴东县的金果坪，建始县的大荒口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建立革命政权。在土家、汉、苗等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紧密配合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逐步建立了以鹤峰为中心，包括五峰、长阳、桑植和恩施、巴东、建始部分地区在内的湘鄂边根据地。
　　
    1930年7月，根据党中央指示，贺龙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挥师东下，与周逸群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两军合编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约2万余人，贺龙同志任总指挥，周逸群同志任政委。
　　
    红四、六军的胜利会师，使湘鄂边、洪湖、鄂西北等被分割的小块根据地连接起来。北起潜江，南达洪湖，沿清江、澧水西至武陵山区，在方园数百里的土地上，飘扬着革命的红旗。
　　
    红四军主力东进洪湖时，从红四军中抽出一批骨干组成独立团，由贺炳南任团长，配合桑鹤游击支队、五路指挥陈连振等部共2000余人，保卫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和附近各县地方团防趁红军主力撤离之机，疯狂向根据地反扑。独立团和各路游击队，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先后粉碎了朱凯南部和宣恩伪县长李培南保安团的多次围剿，使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
　　
    1930年10月，湘鄂西特委会议和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作出开展土地革命的决议。湘鄂边根据地的各族广大贫苦农民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地主、教堂、祠堂和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一律没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农民所欠地主债款，一律取消。仅鹤峰县免除地租谷即达1000余万斤。分得土地的各族贫苦农民无不兴高采烈，到处集会游行，庆祝土地革命的胜利。土地革命的进行，使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广大农民努力生产，给红军和游击队提供粮食，积极参加各级民主政权和农民协会等组织的建设工作，踊跃参加赤卫队，保卫根据地，保卫分得的胜利果实。仅鹤峰县城关区在土地革命前各乡赤卫队只有100余人，土地革命后激增至500多人。全县10个区，每区都建立了游击队和赤卫队，武装力量迅速扩大到4000余人。
　　
    正当红二军团胜利发展，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时，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错误地要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配合进攻长沙，致使红军半途遭受重大损失。1931年3月，红二军团转移至长阳县枝柘坪，改编为红三军，贺龙同志任军长。不久，夏曦到洪湖，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大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他全盘否定湘鄂西党组织长期艰苦斗争的工作成绩；在根据地建设中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把富农赶出苏区；在党内军内制造分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大批优秀干部惨遭杀害，结果，断送了洪湖根据地。蒋介石调动10余万军队，大规模地围剿湘鄂西，红三军被迫撤离洪湖，转战南北。
　　
    “左”倾路线的推行，使湘鄂边根据地遭到严重挫折，处境极为困难。许多忠于革命事业的优秀干部被错误地杀害，使革命武装力量大为削弱。1931年7月，国民党调动周燮清、罗启疆、罗效之和朱际凯等9个团的兵力，以及恩施、宣恩、建始、桑植等县团防共1.5万多人，向湘鄂边层层设防进扑。面对强大敌人的疯狂进攻，红军独立团和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敌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在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中，湘鄂边根据地的土家、汉、苗等各族人民积极支援，紧密配合红军独立团作战，仅桑植县即组织了4个赤卫大队，下辖12个中队，共1500余人。赤卫队提出“赶走朱疤子（朱际凯），拖死周矮子（周燮清），活捉罗效之”的口号，与敌英勇斗争。当朱疤子进攻毛垭乡时，早已获悉情报的赤卫队员设下埋伏，毙敌40余人。不久，朱疤子又准备袭击，毛垭乡的赤卫队员趁敌尚未出动，突然奇袭敌军驻地，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红军独立团和游击队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围剿，伺机消灭敌人，转战于湘鄂边10余县，虽曾打过一些胜仗，消灭了敌人部分力量，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难以粉碎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到1932年7月，湘鄂边根据地相继丧失，桑植、鹤峰县城被敌占领，革命力量遭到更加严重的摧残，只剩下少数游击队员在贺英、徐焕然、廖汉生等同志带领下，被迫撤至桑鹤边界深山密林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
　　
    国民党军队和各县地方团防占据湘鄂边后，对根据地各族人民残酷镇压，血腥屠杀。他们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共产党员”的叫嚣下，制造白色恐怖，大批残杀党、团员，各级干部、农协会员、赤卫队员，有的全家被害，亲戚朋友都遭株连，受到迫害，甚至连老人幼儿也难以幸免。
　　
    随着国民党的围剿，过去慑于革命威力逃跑在外的地主豪绅纷纷返回。他们大肆反攻倒算，从贫苦农民手中夺回土地，强令农民加倍偿还“债务”，配合国民党军队逮捕革命干部和群众。鹤峰县平山民主政权建立较早，居住着200多户土家族贫苦农民，当地地主引导川军血洗平山，85栋房屋被烧毁78栋，10余名土家族农民惨遭杀害。面对国民党的疯狂屠杀和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许多土家族革命干部和群众守口如瓶，视死如归，宁可牺牲自己，绝不出卖同志，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
　　
    （三）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率领红三军从洪湖突围后，转战七千里，于1932年12月越过巫山，从巴东西南渡长江，攻克巴东县城，重返湘鄂边，后在鹤峰县毛坝，与贺英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会师。红三军经过频繁战斗，长途奔波，由15000人减至9000余人。1933年1月，红三军相继收复鹤峰、桑植县城。但是，居于中央分局领导职务的夏曦一意孤行，继续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肃反”为名，使大批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遭到杀害；借口“清党”，解散党团组织，取消军队中的政治机关；放弃发展和巩固湘鄂边根据地的工作；强令红三军“四面出击”，向敌人防御牢固的永顺县进攻，结果战斗失利，被迫撤出桑植、鹤峰，长期流动于宣恩、巴东、建始边界地区。由于贺龙、关向应同志抵制“左”倾路线的破坏干扰，红三军主力在宣恩、咸丰、利川等县开辟新苏区。当红三军经过咸丰黑洞时，200多人加入红军；利川县的青岩、夹背一带也有300多人加入红军。在这一带的土家、汉族贫苦农民共有千余人参加红军，使红军力量再次壮大。咸丰等县建立民主政权，29个区和100多个乡建立了政权，并在这些县恢复和建立了地方武装。惨遭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豪绅迫害的土家族人民踊跃参加游击队、赤卫队，配合红军保卫根据地，许多土家族贫苦农民担任县、区、乡各级政权的领导工作。
　　
    1933年夏，国民党派14个团的兵力，加紧向湘鄂边进攻。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夏曦继续坚持王明的“左”的路线，将地方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力量一律编入红军，搞外线奔袭，四处游动，使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失去依靠和领导。国民党大规模围剿，“左”倾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内外夹攻，到年底，红三军从9000人锐减到3000多人，不得不被迫转移。
　　
    1933年底，在宣恩县大村召开中央分局会议，决定放弃湘鄂边苏区，向川黔边界发展。1934年春，贺龙等同志率领红三军撤离湘鄂边根据地，4月攻克利川县城，又在该县十字路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接着红军主力先后攻陷酉阳、黔江、彭水等县城，旋即退出。经过长途跋涉，于5月从酉阳、秀山进入贵州，在川东南、黔东北开辟新的根据地。贺龙等同志从部队抽出一批干部从事地方工作，在川黔边界的贵州沿河、印江、德江和四川酉阳、秀山部分地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酉阳、秀山等县的土家、苗、汉等族人民积极参加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成立游击队、赤卫队，配合红三军消灭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建立了纵横两百余里的黔东根据地。
　　
    同年8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转移，党中央命任弼时、萧克、王震同志率领红六军团西征。红六军团在湘赣边界突破敌人防线，于10月进入贵州印江县的木黄，与红三军会师。后到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红三军改为红二军团，组成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决定在永顺、大庸、龙山、桑植等县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武装，开辟根据地，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10月底，红二、六军团主力从酉阳县南腰界出发，向湘西挺进。10月30日，攻克酉阳县城，11月7日，占领永顺县城。陈渠珍急忙纠集龚仁杰、周燮卿、杨其昌3个旅的兵力，企图把红军主力消灭于永顺县城。任弼时、贺龙等同志决定主动撤出永顺县城，将红军主力埋伏在永顺县北九十里的十万坪地区，以一部兵力与敌周旋，边打边退，诱敌深入。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伏兵四起，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歼灭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的大部，红军主力星夜乘胜追击向永顺县城逃窜之敌；又在把总河击溃杨其昌旅的进攻，收复永顺县城。十万坪大捷，俘敌参谋长以下2000多人，缴获长短枪2 200余支，以及其他各种军用物资。接着红军在湘西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敌人5万兵力的第二次“围剿”，先后占领大庸、桑植县城和龙山部分地区。
　　
    红军节节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大小村寨，深受苦难的土家族农民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他们扶老携幼，赶到几十里以外迎接日夜盼望的红军战士，热烈慰问。土家、苗、汉等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红军迅速扩大。1934年11月26日，在大庸县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军区和革命委员会，由任弼时任书记，贺龙任司令员兼革命委员会主席，后首府迁至永顺县土家族聚居区的塔卧，形成以龙山、永顺、桑植、大庸为基础，包括慈利、鹤峰、来凤、宣恩等县部分地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加紧根据地的建设，从红军主力中抽调干部，深入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广大土家族人民的革命热情极为高昂，他们高举红旗，召开大会，敲锣打鼓，积极参加各级政权，庆祝革命政权的诞生。不到半个月，永顺、龙山、桑植、大庸等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33个区、308个乡都建立了红色政权。如永顺县的塔卧、龙家寨、首车、石堤、凤栖……龙山县的龙车、正河、马蹄寨、洗车、捞车，以及桑植县的陈家河、凉水口，来凤县的东流司，宣恩县的沙道沟等土家族聚居地，都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在这些县、区、乡政权建设中，大批土家族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随着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各区、乡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亦相继建立起来。在各级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土家族干部和农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财物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斗争最坚决的是贫雇农，他们大都成为各级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的骨干，积极宣传土地法令，注意团结和保护中农，把斗争目标集中对准地主阶级。对于那些抗拒土改的地主，组织群众进行斗争，狠狠打击。凡乘机袭击农会、杀害农会干部而藏匿洞穴的地主，农民协会领导赤卫队员寻山觅洞，跟踪追击，以除后患。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斗争，龙山、永顺、大庸、桑植四县和鹤峰、恩施、咸丰等部分地区都实行了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使广大的贫苦农民从封建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土地的主人。据不完全统计，仅永顺、龙山、大庸桑植四县就有14万多土家、苗、汉等族贫苦农民分得土地。
　　
    土地改革的实行，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红军队伍迅速扩大。土家族人民怀着保卫根据地、保卫胜利果实的革命激情，大批参加红军和游击队。龙山县茨岩塘半塞坪的土家族农民彭武才，一家5口都参加了红军。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场面到处可见，大小村寨都洋溢着参军的歌声：
　　
    团团转转亲和族，
　参军革命我带头。
　你有儿子随后去，
　要为穷人把血流。
　送郎当红军，
　一心往前进，
　打土豪，杀劣绅，
　一个莫留情。
　嗨哟！我的哥呀！
　一心往前进。
　　
    在短短的时间内，参加红军的土家、苗、汉等族人民就达4000多人，使红军很快扩大两倍以上。年轻人参军，老人和妇女也纷纷组织起来，’支援红军作战。平时妇女们替红军补衣服，做鞋袜；战时抬担架，运粮食。各级地方武装也普遍建立，日益壮大，仅龙山、永顺交界的土家族聚居区，即组织了3000多人的游击队。各级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保卫革命根据地。
　　
    （四）英勇保卫革命根据地
　　
    红军在湘西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极为惊慌，不得不将大批军队调集至湘鄂边地区。1935年1月中旬，蒋介石调动10多个师和各县团防，约十几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凭借其优势兵力，采取层层设防、步步为营、逐步推进、紧缩包围圈的方针，先后占领大庸、永顺、桑植县城。红军主力在任弼时、贺龙等同志指挥下，主动从根据地中心的塔卧、龙家寨撤离，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时机，突破敌人包围，转入外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4月13日，红军在桑植县陈家河，以优势兵力，歼灭孤军深入之敌五十八师1个旅，击毙敌旅长。陈家河大捷后，红军声东击西，扬言要攻打桑植县城，但却向西转移，这时驻守桑植县城的敌纵队司令陈耀汉闻讯南逃。4月15日，红军在桃子溪突然袭击，猛烈进攻，歼灭敌人1个旅和1个师部，陈耀汉带着自己的特务连逃走，我军乘胜收复桑植县城。
　　
    陈家河、桃子溪战役后，红军主力乘胜进逼大庸，围攻敌李觉师，在永顺县石堤西歼章亮基部援兵1个团，随即进入王村。5月，收复塔卧，歼灭钟光仁旅2个团。6月，红军围攻龙山县城，在召头寨歼灭周燮卿部千余人。红军在湘西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由防御转入进攻。红军围攻龙山后，突然挥师攻击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鄂西地区，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以少部兵力包围宣恩县城，大部兵力埋伏在咸丰县忠堡一线，阻击增援之敌。6月12日，敌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带领9个团增援宣恩，行至忠堡时，我伏击部队突然出击，歼敌1个旅和1个师部，并活捉张振汉。8月上旬，红军在宣恩县的板栗园歼灭敌八十五师，又在芭蕉宅击溃敌陶广纵队10个团。9月，红军乘胜东下，打破敌人阻击，迅速攻占石门、澧县、津市等城市和广大地区。在红军转战过程中，沿途的土家、汉、苗等族青年纷纷参军，使红军扩充了3000多名新战士。红军中的土家族战士在频繁的反“围剿”战争中，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许多优秀儿女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广大土家族农民为了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提供大批粮食，通风报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红军伤员和革命干部，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密切配合红军作战；在战场上，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抬着担架，抢救伤员，回家护养，家家户户几乎都成为红军的战地医院，为巩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噼呖叭！噼呖叭！
　托起枪，向前杀。
　杀尽反动派，巩固苏维埃，
　嗨！我们苏维埃的红旗插遍天下！
　　
    这首当年流行的民歌，充分反映了湘鄂川黔边各族人民为保卫根据地、英勇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红军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140多个团兵力的围攻，毙伤敌军1万多人，俘敌8 000多人，缴获枪1万多支。这些连战皆捷的胜利，不仅保卫了湘鄂川黔根据地，而且牵制敌人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实现战略转移。土家族人民在创立和巩固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将永远载人史册。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国民党调集14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将红二、六军团消灭于龙山、永顺、桑植等县的狭小地带。11月中旬，红军从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线，绕道湘东南，进入黔西，长征北上。许多土家族青年跟随红军，北上抗日，站在保卫祖国的最前线。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土家族人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和必胜的信念，送别了北上抗日的子弟兵。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又笼罩着湘鄂川黔边区。他们对土家族干部和贫苦农民实行疯狂屠杀，永顺县龙家寨被杀害的就有400多人；龙山县茨岩塘在红军走后的三天之内，有150余人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之下；湖北来凤县一次被杀害的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竞达700余人。国民党纵容地主阶级从经济上对贫苦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用“罚款”、“拍卖逆产”、“充公”等形式，大量搜刮人民财产。但是，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并没有使土家族人民屈服。他们在白色恐怖中，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和收留红军伤员，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坚持斗争。
　　
    四、土家族人民参加抗日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富于革命斗争传统的土家族人民又投入抗日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洪流。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华北，发动了妄想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在民族危机极为深重、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倡议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家族人民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并坚持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鄂西特委和川东南工委先后派党员到来凤、咸丰、恩施、建始、利川等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和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动员群众抗日的同时，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来凤、咸丰、恩施、利川等县相继建立县委，在农村建立党支部57个，发展党员1 000余人。其中来凤县除建立县委外，还成立了三胡、旧司2个区委，在机关镇、老司城、东流坝、水田坝、车大坪等地建立9个党支部，发展党员196人。利川县发展党员170余人。许多土家族农民和知识分子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加入党的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党领导的“二·七巡回剧团”和“抗日战时社教工作团”，先后到来凤等县广泛宣传，动员群众抗日。新华日报鄂西总分销处义卖报纸三天，将全部收入捐献。在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救国会、救亡宣传队、歌咏队、剧团等各种群众组织和团体，在土家族地区纷纷建立起来。通过讲演、街头剧、推销进步报刊等各种形式，向各族人民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揭露国民党的顽固派对日妥协、投降的阴谋及其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城镇、村寨的墙壁上，到处都有抗日的标语。《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响彻湘鄂川黔接壤的城镇、村寨，极大地激发了土家族人民的抗日热情。
　　
    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长沙等地以后，派遣飞机对巴东、来凤、恩施、龙山、泸溪等县疯狂轰炸，使土家族地区各族人民遭到惨重损失。仅1939年7月中旬，日本飞机两次轰炸巴东，毁坏房屋数百栋，死伤2万余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更加激发了土家族人民的抗日热忱。龙山县上辰乡8名土家族青年，“见国难日甚，痛日寇横行，激于爱国热忱，自动申请上前方杀敌”。和顺乡的农民自动捉拿受日寇派遣、潜匿来后方刺探情报的汉奸。利川县一次就有700多名土家、汉族青年参加军队，开赴抗日前线。五峰县忠孝乡的农民送子参军，临别时嘱咐：“鬼子没杀完，你莫回家乡”，鼓励儿子英勇杀敌。五峰县各族人民为了运送军米，支援前方，在农忙季节出动1500余人，在短短二十天内，肩挑背负，长途跋涉，运送军米1.5万余包。老弱妇女组织生产队抢收抢种，并“代耕出运民夫田地”。甚至连小学生也表现出极高的抗日热情，该县忠孝乡中心学校高年级学生300余人，沿途高呼“前方流血，后方流汗”，“大家赶快出力，运米等于杀敌”等口号，往返七十余里，积极运送军米。当日本侵略军占领长阳县城和都镇湾等地时，受到当地土家、汉族人民的猛烈反击。
　　
    正当抗日救亡运动在土家族地区蓬勃发展时，1940年10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来凤、咸丰、恩施等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4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许多党员惨遭杀害，其他党员则撤退转移。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因而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愤慨。深受党的教育和影响的土家族人民在坚持抗日斗争的同时，又不断自发地掀起反对国民党苛征暴敛的斗争。1937年11日，咸丰县巴西溪的贫苦农民在熊树堂带领下，反对苛捐杂税，杀死3个税收人员，在短短十几天内，就有2 000多土家、汉族贫苦农民加入斗争行列，冲进区公所，一直挺进至咸丰县城。1941年7月，该县巴西坝被国民党强拉夫差的60多个贫苦农民秘密商议起来反抗，他们冲进保长办公处，杀掉伪保丁4人。1942年，来凤县遭受天灾，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但是，国民党竞不顾群众的死活，继续大肆派捐征税。狮子坪一带的土家、苗、汉等族贫苦农民600多人，在杨玉殿领导下，趁赶集之机，冲进县城，包围县政府，连续几天，打劣绅，吃大户。这些分散的自发的群众斗争都先后被国民党残酷镇压下去，其首领多被杀害。
　　
    1943年，永顺、大庸、桑植、龙山等县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的群众斗争。领导这次反抗斗争的是永顺县石堤西的土家族彭春荣，参加的大多是土家族和部分汉族、苗族的贫苦农民。彭春荣曾经提出“抗粮、抗征、抗日”的主张，以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为了严明纪律，彭春荣下达不准强奸妇女、不准抢杀耕牛、不准乱抓民夫的三大禁令，并规定不准抢劫贫民和行商，不准无故烧杀，等等。他们所到之处，张贴“打倒贪官污吏和害人的乡保甲长”、“打倒摊派捐款的乡保甲长”等标语。因此，受到穷苦农民的拥护，参加斗争的群众愈来愈多，并一度攻打永顺县城。这次群众斗争的爆发，使国民党在湘西的统治受到很大威胁，急令傅仲芳带领3个师的兵力，与各县保安团队配合进行镇压。国民党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剿不掉就抚，抚不成又剿，两手交替使用。经过在永顺、大庸交界地区的激烈战斗，彭春荣部众损伤很大。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彭春荣未能坚持斗争，被迫接受了国民党收编。
　　
    1945年春，永顺、龙山、桑植三县的土家、苗、汉等族贫苦农民约万余人组成“神兵大刀队”，提出“抗粮、抗兵、抗税”的口号，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们“头裹红巾，身佩神符，以大刀为武器”，先后摧毁国民党的7个乡公所，并攻至永顺城郊。国民党急速调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神兵大刀队”死伤达数千人，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当“神兵大刀队”掀起反抗斗争时，彭春荣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出，又收集部众，起而反抗，与“神兵大刀队”相互呼应。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反抗斗争，国民党深感单靠武力“难以济事”，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软硬兼施的政策，用“族清其族、保清其保”的连坐方法以控制群众，并采用各种欺骗办法对彭春荣部众分化瓦解，然后以大量军队进行围剿。1946年7月，彭春荣率部转移时，遭保安大队袭击，不幸牺牲。
　　
    彭春荣在率众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过程中，为了摆脱国民党重兵围剿的困境，曾经和龙山县的巨匪瞿伯阶有过联盟。他牺牲后，其部众有的惨遭国民党杀害，大部溃散，有的流落为匪。
　　
    在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下，苦难深重的土家族人民时时刻刻怀念着党，怀念着红军，日日夜夜盼望着早日解放。他们把革命书籍、土改文件埋在地下，或藏在树洞里。许多革命歌曲，继续在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如：
　　
    高高山上云套云，
　星星跟着月亮走，
　年年拖账没得钱，
　啥时等得红军转，
　天下穷人心连心。
　哪天不盼老红军。
　顿顿吃饭没得盐，
　重振乾坤万万年！
　　
    这首民歌反映土家族人民期待解放的心情多么殷切！
　　
    1947年2月，江汉军区三分区一部在张才干、李人林同志率领下，横渡长江，攻至来凤、鹤峰一带，在湘鄂边开展游击战争，得到当地土家等族人民的大力支援，消灭了国民党部分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日夜盼望解放的土家族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积极行动，准备迎接解放。
　　
    1949年10月前后，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进军湘鄂川边地区，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土家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天喜地庆祝自己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