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期

    第五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期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外有强敌人侵，内有军阀割据，政局动荡，战火纷飞，处于危难之际。在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土家族人挺身而出，与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第一节　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土家族
　　
    一、辛亥革命中的土家族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一些在武汉的土家族革命者对促成这次武装起义起了积极的作用。1910年，巴东县的邓玉麟、利川县的牟鸿勋在武昌加入革命团体共进会，成为该会的骨干。他们在新军和两湖师范学堂中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联络革命志士，发展会员，设立秘密机关，使共进会成为武昌重要的革命团体。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经过邓玉麟的多方斡旋，文学社和共进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此后，他们积极参与起义计划的制订和武装力量的部署。武昌起义后，在协商组织军政府时，由于革命党人的主要成员不在武汉，有人提议邓玉麟出任都督，他以自己的军阶低、无号召力为由而谢绝。军政府成立后，邓玉麟出任第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指挥军队反击南下清军，保卫武汉；牟鸿勋出任中华民国公报社社长，大力宣传革命。他们都在武昌起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武昌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到鄂西土家族地区，土家族、汉族人民深受鼓舞，异常兴奋，无不“欢声雷动，争树汉帜，颂新国万岁”。但是，清朝地方官吏胆战心惊，对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实行封锁，秘而不宣。辛亥革命以前，施南府属各县农民自发组织的反封建秘密会社——会党的活动异常活跃，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心腹之患。清政府为了防止农民的反抗，特设鹤施兵备道，派遣巡防兵一营、陆军一营驻扎镇守。武昌首义后，他们深恐波及湘鄂川黔边区，惶惶不可终日。
　　
    10月18日，宜昌新军继武昌起义之后，很快宣布独立，设立鄂军驻宜司令部，推唐牺之为司令。当时由于宜昌起义军兵力不足，无力顾及施南，于是唐牺之一面电告驻施南陆军营管带李汝魁（一作李如圭），劝其起义；一面派稽查员张渭滨前往施南探听陆军营兵对革命的向背，以便策动陆军营兵响应起义。同时，宜昌民团代表曾广惠、翟燮阳等亦到施南府属各县活动。施南知府张凤鸣惊慌失措，陆军营管带李汝魁犹豫不决。经过张渭滨多方工作，详细介绍武昌起义及宜昌响应的情况后，在大势所趋、人心归向的情况下，李汝魁始联络绅学商各界，于10月28日起而响应，宣布独立，令道府州县交出印信，由李任鄂军驻施司令部长。不久，黎元洪派曾楚藩、徐战龙等至恩施，拟调陆军营兵援助湖北其他地区，竟将李汝魁枪杀，改派巡防营管带朱扬武为驻施司令部长。
　　
    辛亥革命在施南府地区是采取动员清军倒戈的和平形式实现的，因而清朝的势力并未受到沉重打击，权力轻易落在清军巡防营管带朱扬武手中。朱扬武利用窃取的权力，乘机“百端搜括，民不堪命”，致使“施、鹤人民受其毒荼蹂躏者达数月之久”。深受新灾难的土家、汉族人民，接二连三地赴湖北督都府，控诉朱扬武。黎元洪特派冯仁铨为施鹤安抚使，“以定人心”。冯仁铨抵达施南府后，撤销施鹤司令部，驻施军队归并到荆（州）宜（昌）司令部，由唐牺之节制，自此结束了朱扬武的反动统治。
　　
    11月，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接着酉阳、秀山、黔江等县相继响应。早在酉阳活动的同志会会长刘扬闻知武昌起义爆发，立即联络土家族会员白锦祯、彭安国等密谋起义，以期响应。他们在酉阳大商家瑞太利的资助下，秘密召集当地民团和绿林数百人，以白锦祯为统领，彭藻、彭灿为副统领，组织了武装起义。起义后分兵两路向驻防的清军进攻，白锦祯率领部分义军进攻秀山，在酉阳与秀山交界的石堤，与清军统带高玉林的巡防军激战，白锦祯父子英勇战死。彭灿率大部义军向酉阳州城、龙潭出击，高玉林闻警，复率清军驰往抗拒。土家、汉、苗等族人民纷纷起来切断清军后援。在起义军和各族人民的强大攻势下，高玉林孤军无援，不敢抵抗，遂率残部逃走。当起义军兵临酉阳州城时，城内各族居民起而响应，士绅陈燕士乘机迫令知州谢鹄显交出印信，谢携印潜逃。11月中，刘扬、彭灿率军人城，宣布独立，不久又收复秀山。
　　
    酉阳虽然赶走了清朝官吏，宣布独立，但是这些起义军的首领自己不去掌握政权，反而拱手把政权交给地主士绅。刘扬、彭灿入城后，推举陈燕士、陈菊餐、陈德元、冉遇隆、夏声等五人为司令，掌握酉阳政权。
　　
    与酉阳起义相呼应，黔江县也举起义旗。在1月川鄂边起义时被清军杀害的首领王克明之妻杨氏，因家破人亡，．执意为夫报仇。当她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组织百余人，托名革命军，并致书谭国材，促其迅速起义。这时因1月起义失败而逃亡在外的谭国材，闻讯从淮北返回黔江。谭国材以为革命军真的到来，遂率领百余人进入县城，召集士民开会演说，群情激昂。黔江知县王梁鼎便将曾经参加铁血英雄会的士绅王斐然逮捕，认其为“祸首”。杨氏大义凛然，挺身而出，直奔县署，公开声言：这件事是我干的，与王斐然无关，“若欲杀之，请先杀我。”王梁鼎见大势已去，将王斐然释放。黔江于11月13日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举彭铸臣为司令。
　　
    10月22日，革命党人占领长沙，宣布湖南独立，各府县闻风响应，唯独统治湘西的清朝官吏、辰沅永靖兵备道道台朱益濬负隅顽抗，拒不响应。他一面派所部清军向长沙进发，声言“讨贼勤王”；一面聚结兵力，严密布防，扼守凤凰厅城，并严查革命党人的活动。同盟会会员田应全在凤凰厅联络哥老会首领唐世钧，组织“光复军”，派人分赴四乡农村，发动苗、汉、土家等族人民准备起义，又派人与凤凰城中官兵联系，以便策应。10月27日，各路义军进攻凤凰厅城，由于提前起义，内外失去联系，义军伤亡很大，遂暂时撤退。以反革命政变窃取湖南都督的谭延闿特派李季洪为标统，率领一标新军，开往常德，堵截朱益溶所属清军，又令地方士绅招抚朱的部属。内有革命党人领导的群众起义，外有军队压境，朱见大势已去，被迫交出政权，12月底凤凰宣布独立。接着永顺、保靖等县亦告独立，成立湘西军政府。
　　
    二、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的政治
　　
    （一）土家族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
　　
    袁世凯篡夺政权后，对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血腥统治。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国民党成员宋教仁。“宋案”公布后，国内舆论哗然，孙中山主张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7月，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组织“讨袁军”，通电讨袁。接着四川等省宣布独立，熊克武在重庆成立“讨袁军”，四川各地军民闻风而起，酉阳县的土家、苗、汉族人民在邹杰的领导下起而响应，参加讨袁。不久，被投靠袁世凯的胡景伊镇压下去。
　　
    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怒和反抗，蔡锷起兵云南，发动护国之役，反对袁世凯称帝。酉阳县的土家、苗、汉族人民在李善波、王子履、王子骝领导下于龚滩起义，号称“复兴中华革命军”，开展讨袁斗争。袁世凯急令北洋军一营由湖北前往镇压。王子履等率领义军英勇还击，北洋军失利溃败，遂攻克酉阳、秀山等县。这时，奉孙中山之命的石青阳回川，任川东区司令，率军至酉阳，李善波等义军归属石青阳领导。5月，石青阳率军由酉阳进至彭水，驻兵劝学所，忽闻李善波部营长周麻子叛变，与支队长汤子模在酉阳发生巷战。石青阳随同秘书长张佐臣等三十余人，星夜兼程奔赴酉阳，集合汤子模部，并收唐鹏程部数千人，出黔江、石柱、涪陵，进逼重庆。
　　
    1916年2月，袁世凯派北洋军从湖南、四川两路进攻云南，镇压蔡锷的护国军。当北洋军第六、第二十等师抵达湘西准备进击贵州时，戴戟率领的护国黔军从贵州攻入湘西，双方在芷江、麻阳一带发生激战。袁世凯急忙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经调停，双方一度休战，部分黔军退回贵州。这时湘西各族人民纷纷起来，顽强抵抗北洋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庸县罗剑仇以湘西独立军为旗帜，联络会党，集结土家、苗、汉等族人民一千五六百人起兵讨袁。罗剑仇利用永顺县知事车赓“收验旧契”，不断增加验价而引起永顺各族人民普遍不满，以及巡防营兵撤离、城防空虚的大好时机，于3月19日率领三百余人攻陷永顺县城，入城后立即向城内居民宣布了“剿灭贪官”的宗旨，以安定民心。但罗剑仇惧怕镇箪巡防兵反攻，不到两天，即撤兵出城。
　　
    4月25日，会党首领张玉堂、伍少卿等在龙山县鸭绿滩集众千余人，攻占龙山县城，宣布独立，张自称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城内秩序稳定后，张玉堂委任伍少卿为指挥使，带领五百余人，在与永顺交界的扁担峡驻防，又委向晏清为团长，率领一千余人驻守与永绥（今花垣）交界的伏龙山，以防北洋军与镇箪巡防军进攻；同时，又派人与贵州护国军、四川酉阳独立军和在乾城宣布独立的张学济联络，以利彼此声援。驻扎永顺的北洋军刘虎臣与永绥镇守备向天爵分别率军向扁担峡、伏龙山进攻，经过激战，北洋军败退。
　　
    5月5日，保靖县隆头的土家、苗、汉等族农民暴动，涌人警署，夺取枪支弹药，推举警士罗振东为护国军独立团团长，宣布独立。很短的时间内，各乡农民三四百人进攻县城，驱逐袁世凯亲信汤芗铭委派的知事。保靖县知事王讷带领百余士兵前往隆头弹压，驻扎永绥的北洋军亦来救援。经过激烈巷战，农民军伤亡过大，被迫退出隆头。
　　
    由于湘西各族人民纷纷起来讨袁，在湘西的北洋军虽占有优势兵力，但是，他们既不能进入贵州，也不能控制湘西。处于不利地位的亲袁的湘西镇守使、镇筸军统领田应诏乃被迫于5月21日宣布湘西独立。
　　
    （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我国侵略，培植势力，使北京政府和地方军阀成为自己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支持和操纵下，控制北洋政府的各系军阀，奉行“武力统一”政策，对西南用兵；湖南、四川等省的地方军阀打着“湘人治湘”、“川人治川”和“联省自治”的旗号，乘机霸据一方，争夺地盘，以致战争连绵，混战不休。地处湘鄂川黔接壤地带的土家族地区，成为南北军阀、主客军阀之间激烈争夺的重要地区。
　　
    1919年6月，桂系军阀支持谭延闺为湖南督军。谭延闯在湖南站稳脚跟后，就想进一步统一湘西；而盘踞湘西的军阀，割据一方，拒绝接受谭的命令。受驻湘西黔军控制的湘西镇守使田应诏自称湘西军政处处长兼靖国联军湖南第一军总司令，辰沅道道尹张学济自称湘西民政处处长，接近桂系的湘西镇守副使周则范又自称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同年11月，田应诏指使周部团长廖湘芸杀周，周的部将蔡巨猷、刘叙彝又在谭延闽的援助下起兵讨廖，廖湘芸兵败逃走。谭延闽以此为借口，派吴剑学带兵向湘西移动，准备武力统一湘西。不久，直皖战争爆发，谭用兵湘西的计划才未能实现。
　　
    1920年，云南军阀唐继尧命滇、黔军进攻川军熊克武部，企图霸占四川。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黎天才、第一军军长蓝天蔚在鄂西不能立足，逃入四川，依附唐继尧，分驻万县、夔州、巫山一带。熊克武联合四川各派军阀，将滇、黔军赶出川境，又击退驻万、夔的鄂西靖国军，黎天才军退至建始、利川，蓝天蔚部退往恩施、鹤峰。同年7月，常澧镇守使王正雅被副使卿衡派兵杀害，其子王育寅在慈利县东岳观起兵为父报仇，自称常澧护国军总司令，攻占大庸、慈利等县。王自知声望不高，遂由林修海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自己退居副司令。10月，林修海军由大庸等地进攻常德、澧县，谭延闿急派旅长宋鹤庚率兵讨伐，先后攻占慈利、大庸、桑植等县，击溃林军。
　　
    1921年，直系军阀吴佩孚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兵宜昌，直逼四川。湖南、四川组织“讨鄂军”，川军占领巴东等县，进入鄂西。不久，“援鄂军”失败，旋即退出。
　　
    1922年，四川爆发熊克武、但懋辛与刘湘、杨森的“一、二军之战”，结果刘湘下野，杨森率残部退入湖北施南、利川，投靠吴佩孚。这次四川军阀之间的混战，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夺取四川创造了条件。
　　
    1923年2月，吴佩孚乘机派第八师师长王汝勤、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由鄂西进击川东，杨森由利川渡江袭击万县。这时，占据湘西凤凰一带的黔军袁祖铭部退人鄂西施南，吴佩孚命其与杨森合作。同年6月，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讨伐赵恒惕，人湘主政。而赵恒惕又请求吴佩孚援助，准备消灭湘西镇守使蔡巨猷和湘西绿营统领陈渠珍。谭延闿命蔡巨猷、陈渠珍等宣布湘西独立，指责赵恒惕依附北洋军，并组织讨赵军，从湘西分兵三路讨伐赵恒惕。
　　
    1924年秋，川军熊克武部奉孙中山之命，由四川假道湘西，出师北伐。湖南督军赵恒惕看到川军久屯湘西不走，派湘军叶开鑫、贺耀祖部向川军进逼；并密令驻保靖、乾城一带的陈渠珍攻击川军，经过激战，陈部伤亡很大，退守乾城。
　　
    1925年2月，杨森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势力日渐强大，企图消除异己，用武力统一四川，结果被刘湘、刘文辉与黔军袁祖铭联合击败。杨森残部退守鄂西，秀山、酉阳等川东十余县被袁祖铭占据。黔军袁祖铭因分赃不均，向刘湘进攻，刘湘又联合杨森，将黔军逐出川境，杨森复占据川东。
　　
    1926年，袁祖铭退出川境后，遂派嫡系王天培、彭汉章两部进驻湘西，妄图向外发展。湖南督办唐生智要求袁部移驻鄂西，交回湘西防地，袁置之不理。于是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烂在常德将袁祖铭枪杀，并将其部包围缴械，其残部由李燊率领窜往湘鄂川三省交界地区。
   
    同年6月，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从广东挺进湖南，杨森见风使舵，表示愿意参加北伐。四川各派军阀因在反吴佩孚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就推杨为北伐川军总指挥，企图顺水推舟，排斥其出境；而广州国民政府为使杨森牵制鄂西一带北洋军，委杨为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于是杨率部进至鄂西。
　　
    1928年3月，桂系在进攻湖南的同时，又派第二军鲁涤平部组织“西征军”，联系新归附的第三十军魏益三、第四十三军李燊等进攻鄂西，与杨森部川军激战。杨军退出鄂西，撤回川东驻防，其防地包括酉阳、秀山、黔江等地。这些军阀的所谓“北伐”，只不过是玩弄联甲倒乙、联乙倒丙的权术而已。激烈的战争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使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变化很快，地盘的得失变动很大。
　　
    各派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给土家族地区各族人民带来极其严重的灾难。军队往来穿梭，川流不断，甲军刚走，乙军又至。军队一到，便大肆派款抽捐，强拉兵夫，稍有不从，即遭捆绑毒打，甚至惨遭杀害。因此，兵灾成为土家族地区社会的一大祸害。人民视兵如虎。由于连年兵灾，农民流散，“辰州以上每有赤地百余里无人耕地者”。军阀混战给土家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长期盘踞湘西的陈渠珍，占据川东、鄂西的军阀刘湘、杨森，把各自的辖区变成“国中之国”。他们培植亲信，委派官吏，控制地方行政、财政等权力，他人不能染指；或者任免地方官吏，非经他们首肯，省政府不能定夺。陈渠珍割据湘西期间，设立各种军事学校，培养中下级军官，开办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在各县和水陆交通要道的重要市镇，设立百货保商局，控制贸易，把持税收；先后在保靖、凤凰开设湘西农村银行发行纸币操纵金融，把湘西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三）国民党对土家族的残酷压榨
　　
    1928年，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四派，因分配地盘和“编遣”军队问题，谈判不成，诉诸武力，爆发了新的军阀混战。1929年3月，蒋军包围、收编占据鄂西、鄂中一带的桂系军队，直接统治鄂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的力量日益强大，偏居一隅的四川、湘西军阀投靠蒋介石，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吏，国民党在土家族地区的统治逐渐确立。
　　
    1935年，国民党为加强对湘西地区的直接统治，在沅陵设立湘西绥靖处，以刘建绪为处长。并以“整顿吏治，绥靖地方，增进行政效率”为名，其下划分五个行政督察区，每区设专员，直接统辖各县的政治、军事，各级官员都由其定期考核。1938年4月，撤销绥靖处，设立沅陵行署，由陈渠珍任主任。同年8月，国民党又以“整顿后方，训练新兵”为名，在宜昌设立湘鄂川黔边区公署，派刘峙为主任、毛炳文为副主任。他们打着“开发四省边区”的幌子，实际是要强化在土家族地区的统治。各县建立警察局、法院、监狱，设立警备大队、保安大队，各乡建立区公所，配备武装警卫；在农村严密保甲组织，反复清查户口，实行保甲连坐。同时，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和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也随之相应建立。此外，还建立由国民党直接控制和操纵的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等民间团体，形成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从城镇到农村，工农商学，各行各业，无一不受国民党的残酷统治。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集团一面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一面玩弄“还政于民”的骗局，筹备所谓“国民大会”，以抵制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各县的豪绅、反动军官和政客，为争夺“国大代表”进行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大庸县豪绅李佑琦和彭正宇争当“国大代表”，各聚爪牙数百人，在该县北固乡动用武力，互相火并，双方伤亡十余人。国民党政治的黑暗，可见一斑。
　　
    在军阀、国民党的残酷压榨和黑暗统治下，土家族人民的赋税负担与日俱增，愈来愈重。
　　
    1923年，永顺县的田赋由夏、秋两次征收并为一次，将秋赋并入夏赋，提前开征。除田赋外，还有地方税、特别团捐、议员薪金、警务捐、学务捐、收据费等名目繁多的捐税。与此同时，县城设百货捐局，各乡间集市及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分局，专门抽税。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和进出口的牛皮、五倍子、棉花、棉纱、煤油及一切值钱的货物，无不纳税抽捐。甚至民间宰猪一头，要收大洋1.2元；宰牛一头，收大洋3元；即使猪、牛病死，也要征收半税。“似此赋重期促，人民负担之苦，无可奈何！”四川各派军阀为了进行战争，有的在自己的防区内，预征田赋竟达四五十年的税额。地处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等地，一向为刘湘的防地，农民除纳正税6元外，另征军费30元，附加税20元，临时派捐10元，烟亩捐6.3元，团防费6.5元，共70余元。加之乡镇保甲长依次附加，层层盘剥，一斗粮竞要缴纳90或100余元的捐税。
　　
    国民党直接统治时期，更是巧立名目，捐税有增无减，土家族人民的负担苦不堪言。咸丰、恩施、建始、来凤、利川等县，除继续征收田赋外，国民党政府又根据土地陈报，增收地价税。保靖县的营业税、烟酒牌照税均增加1倍以上，屠宰税增加1/5以上。其他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捐税，更是难以数计，弄得土家族人民旧税尚未交清，新税又接踵而至。国民党的税收人员一批接着一批地窜至集镇、农村，加紧催派，旧税新捐，“双管齐下，催征如火”，致使“农村凋残，民力疲竭”。此外，派征夫差，强拉壮丁，货币贬值，物价暴涨等，给土家族人民造成的损害，更是无法计算。
　　
    （四）土匪猖獗为害
　　
    从军阀混战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横行无忌的土匪，是土家族地区又一大的社会灾害。
　　
    由于军阀和国民党的残酷压榨剥削，广大农民濒于破产，各地的地痞胁迫一些生计无着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铤而走险，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军阀长期混战遗弃散失在民间的大量枪支，为土匪拖枪拉杆提供了武装弹药的来源。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区，森林密布，洞穴相连，交通不便，地势险要，便于土匪四处出没。但是，长期盘踞这一地区的军阀和国民党，纵匪养匪，窝匪收匪，则是土匪长期为患的主要根源。因此，在土家族地区形成了官僚、地主、土匪三位一体的血腥统治。
　　
    军阀和国民党官僚以收编、改编土匪作为扩大势力、巩固统治的手段，各股土匪一旦势力强大，军阀和国民党官僚则予以收编，大小匪首被封官委爵，给以营长、团长、师长、司令等官职，因此改编土匪成为他们的一大兵源。有些地主豪绅以养匪、济匪、窝匪、庇匪为能事，互相勾结，利用土匪势力，霸据一方。“匪首先行结合，煽惑纠众，俟有相当能力时，地方豪绅出而豢养，不肖官吏亦加庇护，匪势因之扩大”。“至于贪污土劣，蹂躏乡愚，习为常故，通匪窝匪，肆无忌惮”。一些地主豪绅就是占地为王的大匪首，或是作恶多端的惯匪。据龙山县统计，12031个地主中，参加反动组织的有6554人，占地主总数的54.48%；曾为匪首、惯匪的就有1994人，占地主总数的16.57%；其他通匪、济匪、窝匪、庇匪者，则为数更多。而大小匪首又以为匪作恶当作升官发财的捷径。“要当官，先为匪，后招安”，“有枪就有势，有势就有官；当官须为匪，为匪可当官”，这是各股大小匪首奉行的信条。匪首利用手中的武器，打家劫舍，拦抢商旅，强占民田，勒令农民种植鸦片，征收捐税，因而变成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成为军阀和国民党的官吏。如惯匪彭雨清，就是以空手当匪起家而致富的。杀害500余名无辜平民的古丈县匪首张平，收编后成为国民党的军官，后又被委任为古丈县县长。他依仗匪兵官势，大肆掠夺，强占民田达2 000多亩，成为最大的地主之一。仅有“破屋数间，光棍一条”的龙山县瞿伯阶，为匪起家，成为拥有人枪万余以上的巨匪，后被国民党收编委任为纵队司令。
　　
    军阀、国民党的纵匪害民政策，使土匪势力日益猖獗，长期为害。先后在土家族地区活动的土匪不下数十股。酉阳县有饶玉清、伍南卿、张少卿等3大股，每股有枪五六百支，此外还有10多小股，每股有枪三五十支，各股土匪近3 000人。匪首向作安在来凤县称王。湘西有巨匪10余股，“大股者两千余人，小股者亦有二百余人以上”。这些股匪各有其势力范围，他们以山河为界，各据一方，称王称霸；越界即大动干戈，互相并吞，彼此仇杀，乘机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地盘。1926年，在来凤县割据称王的巨匪向作安还建有兵工厂，制造武器，逐渐向毗邻的龙山县扩展势力。而盘踞在龙山县的股匪师兴王，在兼并股匪刘子良的部众和地盘以后，实力扩大，野心勃勃，企图并吞来凤，继续扩大势力，遂与向作安在龙山、来凤交界地区展开激战。由于各股土匪之间经常兼并倾轧，势力消长变化很大，加之军阀、国民党实行招抚政策，有的股匪被收编，委以官职，有的继续为匪作恶，因而土匪的股数虽逐渐减少，但其活动力和危害性却愈来愈大。到1936年前后，龙山县匪首瞿伯阶的势力日渐强大，作恶于龙山、来凤、宣恩、鹤峰等县。杨树成、张少卿等巨匪在酉阳、秀山、黔江一带为害。每到收获季节，这些股匪四处抢劫鸦片、粮食，抽捐派款。然后购买武器，扩大实力。1937年，瞿伯阶股匪攻占龙山县城达23天；1940年，他又自封司令，带领匪徒，窜至来凤，将鄂西桐油集散地白福市的桐油等物资抢劫一空。国民党的保安部队，整团、整营被土匪围攻缴械。土匪获得人枪，势力更加扩大。这些大股土匪攻城略地，围攻保安部队，使国民党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更使当地人民受到深重的灾难。
　　
    1941年，蒋介石以维护公路交通治安为名，任傅仲芳为剿匪总司令，带领3个师的兵力，并指挥湘鄂川三省部分保安团队，进驻土家族地区；1946年，又命潘文华带领3个师，在湘鄂川边界一带搜捕围剿。国民党军队名为剿匪，实是害民。他们强拉民夫，增派捐税，修筑碉堡工事；烧毁民房，毁村并寨，强迫农民集中，派兵驻守，防民甚于防匪；对无辜农民任意妄加罪名，诬其通匪、窝匪、从匪，乘机敲诈勒索，吊打枪杀，滥施刑法，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这样剿来剿去，“匪没有剿掉，却把当地老百姓整苦了”，“弄得参加土匪的人，无家可归，抱着毁家杀父之仇，意志更加坚定；一些无辜老百姓，认为横直国民党军队来了活不成，索性入伙为匪，尚可求得一线生机”。结果，匪患不但没有肃清，反而土匪越剿越多，为害愈益严重。待国民党军队撤走，分散隐匿、流窜他处的土匪，复而啸聚，返回原地，对无辜百姓又妄加通国民党军队的罪名，大肆抢劫烧杀。土匪和国民党军队，你来我往，百姓受害，搞得龙山、永顺、酉阳等县农村常常几十里无人烟。“酉阳县偏岩、柏溪、甘溪、麻旺等地，农民受其鱼肉，已成老死壮逃、十室九空之现象”。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兵灾匪祸交相迭来，“加以豪劣之压榨，贪污之搜刮，人民多在生活线上呻吟，死亡道上挣扎。水深火热，莫能自拔”。土家族人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颠沛流离，挨冻受饿，一般每年都缺粮半年以上，全靠挖蕨打葛度日。贫苦农民衣服褴褛，往往一件衣是几代人穿过的，寒冬腊月只好以蓑衣、破麻布蔽体，晚上就滚苞谷壳或烧柴火过夜。住的是低矮阴湿的茅草棚或四面通风的木竹编架的小屋。遇上兵灾、匪灾和自然灾害，就四处逃亡。龙山县桃子坪几十年前是一个有300多户的村寨，到新中国成立时只剩下六七户人家。
　　
    三、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经济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土家族人民的经济、政治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但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纵容下，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进一步加强，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7月悍然发动了一场长达八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战火燃烧到湘鄂川黔接壤地区，使土家族人民深受其害，加之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乘机深入土家族地区进行疯狂掠夺，土家族人民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要求彻底翻身的心情更加迫切，斗争的火焰更加猛烈。
　　
    （一）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掠夺
　　
    1914年6月至1918年11月，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我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暂时发展的机会。曾经占据土家族地区的进口商品减少了输入，让位于来自上海、武汉等地的国产商品。以棉纱为例，1920年从岳州关进口的洋纱3 100余担，价值23.9万余关平两，大多运至常德，销往湘西和湖北来凤、四川酉阳、秀山等土家族地区；而1923年经过岳州关的国产棉纱，达8.8万余担，价值414万余关平两，大大超过了洋纱的进口量。此后，经过岳州关销往土家族地区的洋纱逐年减少，并逐渐被国产棉纱取代。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美、日、法等国又卷土重来，加强了对土家族地区的经济掠夺。曾经一度来源中断的洋靛，到1924年，汉口又进口了7.8万多担，其中部分销往鄂西土家族地区，使土家族地区传统生产的土靛受到打击，失去销路，种植者日渐减少。美国在万县的美孚油行，英国通过买办在湘西所里（今吉首）设立的正大公司在湘鄂川黔接壤地区大量倾销煤油，并肆意抬高煤油价格，掠夺财富。1934年咸丰县煤油每市斤售价3角，而恩施县每市斤桐油仅值1. 76角，一斤桐油的售价买不到一斤煤油，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剥削极为严重。
　　
    帝国主义在土家族地区掠夺原料的规模较前扩大，数量增多，使土家族人民生产的传统土特产品紧紧依赖于国际市场，成为他们的原料生产基地。随着国际市场对桐油需求量的不断增多，英、美、日等国洋行蜂拥而至，在邻近土家族地区的各大商埠收购桐油。安英利、三菱、三井、日华、礼和、福中、福和、承大、丰利等洋行，都争先恐后涌至万县，大量收购鄂西、酉阳、秀山、黔江和其他各地的桐油。过去桐油由我国商人直接收购运至汉口，转销外国洋行，现在已被外商取而代之，中国商人遭到排挤。原先外国洋行收购的桐油，不经加工提炼，即以木桶或铁桶盛装，直接运输出口。1927年，美国施美洋行在万县租地设厂，桐油经过精炼后才直接输往美国。其后，生利洋行和聚兴贸易部、中华公司、同义、华通等油行亦先后在万县设厂炼油，因而万县桐油的出口急剧增加，从1912年的9 000余担，到1922-1931年间增至每年出口23万担左右，万县海关的贸易净值（主要货值为桐油），从1922年的1 400万海关两，到1931年增至1 700余万海关两。1922-1933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在常德设立洋行，掠夺湘西盛产的桐油，据岳州关统计，每年出口的桐油都在30万担以上，其中有三年桐油出口都超过45万担。外国洋行不但排挤我国商人直接收购，而且深入产地调查产量，根据产销变化，任意杀价，形势稍有不利，立即停止收购，致使桐油种植者深受其害。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广州、汉口相继沦陷，长江出口断绝，洋商买办见出口受阻，无利可图，立即停购，桐油价格猛烈下跌，每市担由四十七八元陡跌至10余元。农民被迫毁掉桐林，改种其他作物，因而桐油产量急剧下降，一落千丈。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黑手也伸进土家族地区掠夺资源。193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设立商业复兴公司，在湘鄂川黔等省收购桐油，自备车辆运输；同时，还颁布统购统销法令，对桐油、蚕丝、猪鬃等大宗出口物资实行垄断，并规定桐油由复兴公司独家购销。从此，土家族地区盛产的金色桐油，又成为官僚资本的财富。复兴公司收购桐油时，极力压低价格，农民出售桐油所得，还抵不上生产成本。秀山县战前桐油每百斤（每斤老秤18两）可换米1. 25石（约合7市石），到1944年，每担桐油的售价仅值每石米价的1/10湘西的农民出售一担桐油还换不上70斤盐。在官僚资本掠夺政策的扼杀下，土家族地区成片桐林荒芜，无人垦复，有的被毁当柴烧，湘西、鄂西及秀山等地桐油产量下降一半左右。
　　
    土家族地区盛产的茶叶也是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对象。1924年，英国商人通过买办在茶叶主要产地鹤峰等地，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开办工厂，加工红茶，经过广州、上海出口，销往英美。外国商人收购茶叶时，大杀茶价，以少量的资本掠夺大量的原料。1929年，英国洋行在汉口乘茶叶销售呆滞之机，极力压低茶价，每箱由过去白银40两压至十五六两。汉口尚且如此，鄂西茶叶产地更可想而知。抗战期间，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国茶叶公司”在恩施县芭蕉镇、建始县长梁子、鹤峰县留驾司等地，以“科学检验”为名，设厂制茶，垄断茶叶加工与购销，更加重了对土家族人民的压榨。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严重摧残下，茶叶产量逐年下降，恩施地区由战前年产200余万斤，到新中国成立前只有130万斤左右。产茶久负盛名的鹤峰县，茶叶价格低落，1947年老秤40斤茶叶只能换一匹布，5斤茶叶换一斤盐。茶农经营终年所得，还抵不上茶工和肥料的开支，茶农不愿继续经营，纷纷砍掉茶树，改种杂粮，以致1／3以上的茶园荒芜，产量锐减。仅红茶一项战前年产40万斤左右，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降至战前产量的1／3。
　　
    土家族地区出产的木材和五倍子等药材也是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对象。抗日战争前，湖南省木材主要产地之一的湘西，经沅水运至汉口、南京等地的木材，销售价值达2 500万元。五倍子是医药和制造颜料、染料、皮革的重要工业原料，湘西所产占湖南省总产量的85%，居全国第一位。其中尤以永顺专署所属各县产量最多，占全省产量的73%左右。抗战前湘西外销五倍子达400余万元。战后，在官僚资本的掠夺扼杀下，木材、五倍子等药材的产量日益下降。1947-1949年，湘西五倍子每年输出量只有1万担左右。
　　
    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结果，是土家族地区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农村手工纺织、印染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却日益增长。以桐油、茶叶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主义大量掠夺桐油、茶叶，桐油、茶叶价格上涨，占有大量土地与山林的地主见有利可图，遂将土地、山坡租佃给农民种植桐、茶，因而出现以种桐、茶为主的“桐农”、“茶农”，刺激了桐、茶业的发展。贫苦农民租佃地主土地种植桐树，必须签订契约，规定每年须向地主交纳桐子，称为“桐租”，有的主佃平分，有的主六佃四，甚至主七佃三，桐租成为地主的重要财源之一。每年桐农交纳桐租后，只能余少量桐子出售给油商或榨房，用来购买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
　　
    桐树种植业的扩大，带动了农村手工榨油业的发展。凡产桐之地，都有手工榨房，这些榨房多由油商和地主经营，雇工榨油；也有民间集资开设，收购桐子榨油出售的；或代桐农榨油，收取手工费用的。酉阳县有大榨房5处，每日可榨油300余斤，小榨房约100余处，每日榨油150斤左右。黔江县小榨房约150余处，每年冬夏榨油3～5个月，春夏之交则改榨菜油，一年平均可榨半年至10个月。
　　
    鄂西及四川酉阳、秀山的生漆，恩施县龙凤、屯堡、茅坝等地的苎麻，来凤县卯洞所产的常山、法夏、麦冬，石柱县的黄连、天麻等药材，产量相当可观，都是输往外地的重要商品。
　　
    （二）鸦片种植泛滥
　　
    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带来的严重祸患一鸦片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成为土家族地区最大的社会公害之一。鸦片是大小军阀生命攸关的重要财源，也是土匪赖以为生的根基。长期盘踞在川东、鄂西的刘湘、杨森和湘西的陈渠珍，为了购置枪械，增加兵员，扩充实力，在各自的辖区内，依靠武力，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然后巧立名目，征收各种烟税，作为他们“合法”的财政收入。在这些军阀的暴力压制下，土家族地区各族农民被迫将大量的良田沃土改种鸦片，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缩小。
　　
    鸦片的大量种植，给土家族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粮食难以自给，人民生活困苦不堪。“1921年，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及彭水，由于粮食缺少，发生饥荒，主要是因为把土地改种了鸦片”。但是，各种名目的烟税收入，却养肥了大小军阀。1932年，湖南军阀何键为了对付割据湘西的陈渠珍，筹划对策，在凤凰县设立吗啡制造厂，利用邻近各县和川、黔边界各县入境的烟土，制造吗啡，大发其财。大小军阀依靠源源不断的鸦片收入，购置枪支弹药，扩充兵力；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又要发动战争，扩大地盘，相互争夺。因此，鸦片和军阀之间的混战结下了不解之缘。“湖南数年来的战事，完全是为了鸦片问题，因为一般军人，多分据地盘，迫令农民种烟抽税。湖南的收税区域，要算湘西为最好，大家要想驻扎湘西，于是便火并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鸦片又成为国民党大小官僚、土匪和地主豪绅发财致富的重要财源。国民党反动政府虽曾表面上禁止种植鸦片，但是，名为禁烟，实为抽税，土家族地区的鸦片种植并未减少。外号“扫地王”的保靖县大恶霸、匪首徐世弟、徐世发兄弟，强迫农民每户至少种鸦片1000棵，征收50%以上的烟税；不种的，除吊打外，仍需交2两鸦片，名目为抽“懒税”。保靖县“水田乡隘口一带，烟苗遍地”。五峰县民族、民权、民生三乡交界处和民族乡境内的白岩园、茶丘、茅坪，民权乡境内的天堰坪、马子山、横冲、百马槽等地，烟苗颇多，约在1000亩以上。地主豪绅用武力保护种烟。古丈、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县所属的明溪、三梭、大达诸乡“鸦片年产约在一千担左右，……按现价格，每年收入至少在一千亿至二千亿之间”。鸦片更是土匪粮饷的最大来源，他们以武力强迫农民种植，凡属土匪“盘踞之区，莫不大种其鸦片”，“匪赖烟以存，烟赖匪以生”。“土匪和鸦片，几乎结成了共存共荣的密切关系”。因此，“鸦片成为土匪的生命线，湘西的土匪，以种烟为唯一之生产事业，严格言之，即当土匪的人，非种烟实无以为生”。
　　
    鸦片的大量种植与吸食，流毒严重，为害极大，致使有的地区“一村一乡，百业荒废，倾家荡产者不可胜计”。鸦片成为土家族地区的一大社会灾害，受到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国民党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有时不得不给地方官吏下令铲除烟苗；但是，贪污成性的国民党官员往往以接收贿赂而罢手，或者地主豪绅以持枪抗铲而终止。因此，鸦片的种植，非但没有减少，而且愈禁愈多。
　　
    （三）抗日战争时期手工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汉口、长沙相继沦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迁至恩施，湖南省政府撤至沅陵。土家族地区迁入的人口急剧增加，外地货物来源断绝，日用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因而手工业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会。
　　
    在各种手工业中，以纺织业和造纸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广大农村妇女利用农闲时间纺纱，每逢赶集，携带棉纱换取棉布，除满足自己家庭使用外，剩余的还可以出售。恩施县距城四十里以内的农村，多有妇女用单式手摇机纺纱，城南、城北各乡亦有以织布为业的零星机户，其中以龙凤坝为最多。1943年，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在恩施县城北红庙设立纺织工厂，有七七式手纺织机30台，宽铁机9台，以及窄木机等，职工120余人，每月可产纱1000余斤，布近500匹。由民间集资经营的巴施麻棉纺织合作社，建立于恩施城北农村，内有铁木机、窄布矮机、七七改良纺纱机约44台，男女工人80人，月产布1300多匹。在龙凤坝由私人经营的动力弹花厂，有锯齿式弹花机2台，以水力推动，每天可弹花200多斤。这些工厂的设立，带动了农村手纺业的发展，他们除自纺纱外，还将棉纱贷给附近农村纺户，然后收回土纱，按照土纱的数量与质量给以工资。过去有些不事纺织的农村，在这些工厂的推动下，农村妇女也多习纺织。永顺县建立的织袜厂，拥有48部织袜机，产品销售到附近各县市场。
　　
    抗战期间，随着一些文化、教育、新闻单位迁至土家族地区，对印刷用纸的需要日益增多，促进了手工造纸业的发展。过去土家族地区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就地取材，只能制造供油纸灯笼、油扇、包装用的土皮纸，以及供祭祀用的火纸，印刷用纸都要由外地购进。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为了出版报纸的需要，派出技术人员，利用咸丰、利川、恩施三县边境地区丰富的构皮原料，在构皮的聚集市场利川县毛坝，约集皮纸作坊主，改进技术，依照新法造纸。因此，毛坝乡的造纸业迅速发展起来，造纸作坊约200余家，其中有20余家经过改进技术，生产的产品可供印刷报纸使用，其余作坊仍制造皮纸和火纸。这些造纸作坊中，只有少数专业造纸，多数是农民在农闲时经营的副业，产量不大，一个熟练的纸匠，整天操作，只能生产3.5刀纸。1943年，永顺县由官商集资，合股经营，开办造纸厂，共筹集资金法币27万元，每股股金1000元，湖南省建设厅和永顺县政府各出90股，其余90股由民间集资。此外，铁质农具制造、印染、碾米等手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但是，各种手工行业的发展好景不长，抗战结束后，在国民党统治的摧残下，大都被迫停产。恩施县原有100多架织布机，到新中国成立前只有二三十部还在开工。
　　
    （四）公路的修筑
　　
    国民党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肆意掠夺土家族地区的经济资源，抗战前后在湘、鄂、川、黔边界地带大肆修筑公路。1935年，决定修筑湘川公路后，即分段加紧施工，经过一年多时间，途经泸溪、乾城、花垣、秀山、酉阳、黔江等县，全长1390余公里的湘川公路建成，在鄂西地区，由巴东经恩施至来凤公路，沅陵绕四川至恩施等公路相继通车。
　　
    这些公路的修筑，不仅成为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主力部队进行围剿镇压的重要军事补给线，而且成为官僚资本掠夺土家族地区土特产品的主要运输线，给沿线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筑路剿共”的政策下，大批征调义务民工，仅湘川公路湘西段，1936年春耕大忙季节，“为顾及民艰起见”，减少工役，“乾城减为二十万工，永绥减为二十万工，保靖减为十五万工，古丈减为四万工，永顺减为十一万五千工，凤凰减为八万工，共七十八万五千工”。农忙季节征调民工数量如此之大，农闲季节更可想而知。沿线广大土家、苗、汉等族民工，不但要自带粮食、工具，承担采石、运沙、平整路基等沉重的劳役，而且经常遭受监工们的毒打。仅湘川公路因繁重劳役、工伤事故和被监工毒打致死的民工就达6000人。
　　
    沿途因公路夺去土地、丧失生产资料陷入贫困境地的农民，亦为数不少。国民党政府在修筑公路的幌子下，极力压低土地价格，大量征购土地，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他们规定以每亩4元的低价，强行收买农民土地，但是，这些微薄的地价，国民党政府也长期拖欠不给，规定成为一纸空文，被公路夺去土地的农民一无所得。“‘公路成，民脂民膏尽’，这种沉痛的话，几乎响遍了沿途各县”。至于国民党通过掠夺资源得到的财富，那就更加无法统计了。
　　
    1947年，人民解放军李人林、王定烈部活动于鄂西，并时而进击湘西。国民党为了阻止解放军进入湘西，确保湘西“治安”，遂又以“义务劳动”的名义，大量强征民工，加紧修筑公路，企图建立湘西公路网。他们计划修筑永绥（今花垣）至永顺、慈利至大庸、大庸至永顺、慈利至桑植、永顺至桑植、永顺至龙山等线路，这些公路有的在民工日夜赶修下已经建成，有的因人民解放军的神速进军而被迫放弃。
　　
    湘鄂川黔边境公路的修建，虽然在当时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利，但客观上也促进了这一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家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土地集中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人民敲骨吸髓，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剥削也日益加强。地主阶级趁农村经济日渐破产，大肆购买和兼并土地，使大量土地逐渐集中在地主手中。在土家族地区，一般占农村总人口5%～7%左右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40%～50%，有的地区竟高达70%左右。咸丰县黄金洞占总人口1.06%的地主，占有63%的土地。龙山县苗市乡第二村的7户地主，占该村总田数的77%，山土的53%。有些大地主的土地横跨两三县，古丈县伪县长张平兼并抢掠的土地达1万余亩。恩施县新塘的大地主冯玉池，所占土地跨恩施、宣恩、鹤峰3县，有60多个庄户；白梁的大地主邓廉溪，占有的土地跨恩施、利川两县。来风县被称为“黄铁脑壳”的大地主，占有高达年收4万余担谷的良田，地跨来凤、龙山两县。地主除拥有大量良田沃土外，还占有大批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占农村人口90%左右的农民，只占土地总数的20%～30%。广大的贫雇农民被迫在山上和深谷的零星小块土地上耕作，许多已经完全丧失土地，陷于赤贫状况。地主阶级依靠拥有的大量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广大少地或无地的贫苦农民，被迫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农民租种土地首先必须向地主交纳押金，作为信用金额，否则，是难以租到土地的；即使租到土地，所负担的田租也很重。湖北五峰县称押金为上庄钱，多寡无定额；贫穷、无力交纳押金的佃户，其年纳课租较交纳租金者为重，民间称之为“庄重课轻、庄轻课重”。抗日战争前，四川租佃押金逐渐增长，比以前增加10%以上，其中川东地区的押金最重；在其他地区，佃户租地必须预先向地主交纳一年田租的60%作为押金，而在川东则需交纳80%的押金。酉阳、秀山、黔江等地无一例外。押金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重要手段，如果农民拖欠田租，或者林木损坏，地主即从佃户交纳的押金中扣除。
　　
    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是收取地租，其中主要为实物地租，亦间有货币地租。实物地租有分租制和定租制两种，以分租制为主，视土地的肥瘦，确定主佃分成比例。土地贫瘠者为对半分，土地肥沃者则为六四分（地主六成，佃户四成），也有高达七三分的（地主七成，佃户三成）。定租制系根据每年收获量确定租佃双方分成比例，租额很高，一般占收获量的一半，有的占60%～70%。当币值稳定，粮食价格低落时，有的地主往往改收货币地租。
　　
    地主对农民除地租剥削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额外剥削。逢年过节，遇有红白喜事，佃户必须向地主送礼；每到收获季节，地主查田和收租时，佃户必须准备酒肉进行招待；地主家需要劳务，佃户还要负担无偿劳役等。佃户如果不承担这些额外负担，就有被夺佃的危险。
　　
    雇工剥削也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重要形式。丧失土地的穷苦农民，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地主、富农当长工，打短工，以维持生计。雇工分年工、月工、日工三种。雇工的工资微薄，终年劳苦所获，仅够勉强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龙山县多谷乡有的恶霸地主仗势欺人，长工劳动一年，非但不给工资，反而将其赶出家门，不准别家雇佣。
　　
    每当农业歉收和青黄不接时，广大贫苦农民被迫向地主、富农和富商借贷，忍受高利贷的剥削。“一般农民为了生存及继续耕种的一切生产费用，不能不投高资本者的途径，求其赐助。因之高利贷的活跃，在农村中异常神速而普遍，累得农民无不债台高筑”。地主放高利贷分贷钱、贷粮、贷桐油，甚至鸦片也成为借贷的内容。借贷利率极高，一般借钱加息30%，借粮加息50%，甚至还有利加利，“驴打滚”，利率高达100%以上的。高利贷的盘剥使得农民往往无法偿还，就只好“以工抵债”。龙山县苗市乡有的贫苦农民向地主借桐油20斤，利滚利，逼得给地主扛了三年长工，还抵不上利息，反而倒欠地主30斤桐油。咸丰县大村乡有的农民向地主借钱，三年后利滚利，20多担田全被地主霸占，被迫为地主当长工。
　　
    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广大贫苦农民只有锄、柴刀等简单的生产工具，耕牛、犁、耙等生产工具十分缺乏，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因而农业产量很低，正常年景水田亩产两三百斤，山地包谷亩产百八十斤。这是封建地主所有制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