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古代社会制度文化研究——教育制度文化（二）

　　第二节　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

　　土家族地区的古代教育就其教育内容与教育目的而言，与汉族地区的古代教育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即重视儒学文化的灌输及儒家道德的教化，以科举取士作为民族教育的价值取向。同时，土家族地区的古代教育始终关注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把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摆在民族教育的首位，因而，其古代教育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一、教育内容

　　土家族的古代教育，除重视道德教化及知识传授外，还重视民族历史教育及民族艺术教育，因而，其教育内容的选择具有极强的民族性。这些反映民族特色的教育内容主要是由民间教育来完成的。

　　（一）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是土家族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土家族一直保留着尊老爱幼、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热情好客、以诚待人等传统美德，这些道德观念渗透在土家族的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之中，体现出土家族道德教育重伦理、重家庭、重群体的价值取向，也体现出土家族道德教育的民族性。因为，每一个民族的道德体系和道德规范都源于其传统文化的生存土壤，源于民族自身对道德需要的意识和追求。

　　尊老爱幼，是土家族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乾隆《来凤县志》载，“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亲族，外合乡党”。“凡为父兄者，固当加意教督；而为子弟者，尤宜潜心肄业，则日变月化，孝弟礼让之心，油然而生。”鹤峰第一任知州毛峻德在《广修学舍告示》中，把尊老爱幼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尔等既为圣世黎民，即当渐圣人至教；延引馆师，教之以纲常礼节，人伦五常”。公平、诚信的道德教育体现在土家族的生产活动中。例如，土家族的“赶仗”即狩猎活动，自始至终体现出团结友爱、共同劳动的协作精神。对于所获猎物的分配原则的规定是，除猎手可以得到兽皮、兽头和血口肉以示奖励外，其余部分均按“围猎赶仗，见者有份”的原则平均分配，体现了土家族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的道德风尚。家庭和睦也是土家族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土家族过年必吃“合菜”，俗称“团年菜”。其制作方式是将萝卜、豆腐、洋芋、白菜、大蒜、腊肉煮成一锅。大年三十夜，合家吃“合菜”，象征合家团聚、和和睦睦。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土家人讲究以诚相待。例如，鄂西土家人过年杀猪时，若遇有路人经过，则不容分说要留下客人吃饭，若客人不允，则持刀追赶，直到对方被逼得痛痛快快地吃喝一顿后才予以放行。土家人豪爽之情溢于言表。

　　（二）历史教育

　　民族历史教育是土家族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土家人以神话、史诗为教材，以口耳相授的方式，传承土家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开发武陵山区的艰辛历史。《制天制地》、《雍尼补所》及《摆手歌》，不仅是记载土家族生息繁衍的创世史诗，而且是土家族民族历史教育的生动教材。

　　《制天制地》主要讲述了天地再造和天神造人。作品以神话传说的方式，讲述了天神墨贴巴创造人类的过程。《雍尼补所》则讲述了在人类遭受洪水浩劫之后，天神墨贴巴如何拯救人类，使人类再度繁衍的经过。这两部创世神话，是土家族先民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它不仅反映了土家族“自然生成说”的宇宙观，而且反映了土家族“善恶二极”的历史道德观。从创世神话的内容来看，土家族先民以是否有利于民族的生存繁衍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天神墨贴巴拯救人类，这是“善”；雷公降洪水毁灭人类，这是“恶”。由此可见，土家族原始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关注民族的生息繁衍，其善恶判断体现在他们的神话想象中。这种“善恶二极”的历史道德观对后世道德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宽和、诚信、互助等道德风尚都是由此衍生的，因为这些行为及表现从根本上说都是有利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民族历史教育的生动教材，《制天制地》及《雍尼补所》把民族起源的认识置于神话想象中，反映了土家族先民探索民族文化源头的理性思维能力。

　　《摆手歌》是一部记载土家族艰苦创业的英雄史诗，全部内容共分“人类来源歌”、“民族迁徙歌”、“农事生产歌”、“英雄故事歌”四部分。其中“民族迁徙歌”歌颂了神巴公公、神巴婆婆不畏艰难险阻、开创土家族基业的创业精神；“农事生产歌”则表达了土家族先民热爱劳动、安居乐业的乐观精神；“英雄故事歌”则歌颂土家族创业祖先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斗争精神。因此《摆手歌》的民族学价值，不仅在于它汇集了土家族丰富的生活经验及本民族特定的文化事项，而且在于它记录了土家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变迁过程。《摆手歌》的传承过程，其实就是土家族感受民族历史教育的过程。

　　（三）技能教育

　　世居于武陵山区的土家族，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探索出适合于本民族发展需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能和生活技能。这些生产技能和生活技能以言传身教、口耳相授的方式，世代传承，并成为土家族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

　　农业生产是土家族的主要生产方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土家族探索、积累了许多耕作方式、作物种植、畜禽饲养等方面的生产技能。在耕作方式方面，土家族经历了由刀耕火种到开土造田的转变。在渔猎经济时代，伐木烧畲，利用沃土灰肥，就地播种黍、稷、粟、荞等杂粮构成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的全部内容。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无法提高粮食产量而最终被开土造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土家人将开挖过的坡地砌坎保土，建成梯地。随着水稻种植的推广，再将有水源的梯地改建成稻田。于是，在土家族地区，逐步形成了环山绕溪、层层连片的梯田。在作物种植方面，土家族的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包谷、小麦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棉、麻、烟叶、花生、油菜等。对于粮食作物及经济作物的种植，土家人讲究因地制宜、精细管理，根据耕作制度及作物习性确定栽培方法、管理方式。土家人还十分重视蔬菜的种植，春天种植黄瓜、南瓜、冬瓜、苦瓜、丝瓜、辣椒等；夏天种植莲藕、胡萝卜、芋头等；秋天种植白菜、花菜、菠菜、韭菜等；冬天种植莴笋、豌豆、苋菜等。在畜禽饲养方面，土家人积累了一整套饲养方法。猪、羊、牛、鸡、鸭是土家族的主要家畜家禽。养猪方式多为大猪圈养、小猪放养，并且习惯养黑猪，因为土家族忌白色。土家族养牛、护牛工作十分精细。户户有牛栏，栏底均铺厚木板，木板底下是牛粪坑，牛栏的周围装有木栅栏，上节通风防暑，下节密实防寒，顶楼铺上条木或板片，供护牛人打铺睡觉。土家族地区适宜养蜂、养蚕。土家人养蜂，惯于家养。养蜂人的家里，备有圆形蜂桶，将里层涂上蜂蜜，置于转角木楼向阳而又阴凉之处，如发现分房蜂群骤然飞过，则敲竹筒、簸箩等响器进行挽留。养蚕也是土家人的喜好之一。蚕有家蚕和柞蚕两种，家蚕一般是春天孵化，夏天结茧缫丝，留种茧羽化为蛾，产卵做种。柞蚕则以蛹越冬，经过一定时间的低温滞育，然后羽化产卵。家蚕以桑叶喂养，柞蚕以马桑叶喂养。土家族的诸多生产技能，伴随着土家族的壮大与发展而不断丰富与完善。所以，土家族生产技能的教育是从这个民族诞生的那一刻开始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发展。

　　土家族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他们在漫长的现实生活中逐步学会了各种生活技能。在衣着服饰方面，起初，土家族男女均穿斑斓花衣（琵琶裙）和八幅罗裙。成年男子一般头包青布帕，有的将布帕包成“人”字格，额前现“人”字形，左边垂一截过耳。老人穿满襟衣，短领、捆腰带。青壮年穿对胸衣，缀布排扣，领高，袖小而长，袖口滚边。裤子不分老少，皆为青、蓝色布，白布裤腰，裤脚大而短。脚上也很讲究，老人穿象鼻鞋，青壮年穿瓦鞋，均为青布面子，白布里子。老人穿布袜，青壮年包裹脚布。后来，除部分老人穿满襟衣外，大部分男子穿轻便对胸衣和中山装了。土家族女服更加讲究，老年妇女服饰是头包青布帕，穿青、蓝布矮领、滚花边满襟衣和带有白裤腰的青、蓝色裤。壮年妇女的服饰通常是穿一件绣花围裙，上衣衣肩与胸襟及袖口缀一道青布边。青年女子喜爱穿青、蓝、绿、红色外托肩上衣，内着白色汗衣，款式贴身合体，线条分明。在饮食方面，土家族也颇有特色。土家人用各种粮食与泉水加工酿制“烧酒”。油茶汤，也是土家人常备的饮料，先将青茶叶拌包谷籽或黄豆，加少许芝麻，用沙锅炒熟，酌上油、盐、水，把水烧开之后再放些炒米，煮泡一阵即可饮用，喝起来香、咸可口。腊肉、灌肠肉、血豆腐、霉豆腐、豆渣、豆豉是土家族比较有特色的菜类，其制作工艺极为讲究。土家族的“小吃”极为丰富，主要有米粉、米豆腐、麻辣牛肉及萝卜干、辣椒酱。在居住方面，土家族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土家族长期生活在大山之中，居住以吊脚楼为主，并形成不少吊脚楼群和村寨。在运载工具方面，竹制的运载工具有用于背柴、背猪的柴背篓，用于挑粮食的箩筐，用于挑秧或挑草的竹夹；木制的运载工具有用于背粪的背桶，用于挑草的扦担，用于抬东西的打杵等。

　　（四）艺术教育

　　土家族的艺术教育主要体现在织锦、挑花、刺绣、制陶、印染、雕刻、编织等工艺美术活动中。工艺美术教育在土家族地区，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许多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学习到的。当然，也有人专门系统地学习一种或几种工艺美术技巧。正是这些人，继承和发展了土家族的工艺美术技巧，并把土家族的工艺美术教育不断推向前进。

　　土家族织锦是在木制机上完成的，其艺术图案形式多样，别出心裁。土家族织锦的题材范围很广，有表现动物、植物及生活用具的织锦；也有表现风俗习惯的织锦；还有表现历史事件的织锦。挑花和刺绣也是土家族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挑花又称十字绣，土家族姑娘在直纹平布上，按照布纹的经纬十字交点，用与底布颜色相反的线挑成图案。许多土家族姑娘在大人的指导下，从小就开始学习挑花刺绣。挑花讲究选料与配色，要根据底布的颜色来挑刺花色图案。刺绣，就是先将要绣的花用纸剪成花样，贴在绣花底布上，然后照着纸样用丝线绣入底布。土家族擅长制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能够制作灰陶、黄陶、黑陶、白陶、彩陶等，这些陶器中纹饰多样，工艺精湛。土家族的印染方法独特，他们将一种天然植物放在岩池中，加入石灰等原料，经过发酵制成一种蓝色的染料——蓝靛，再用它来染制花布。染制出来的花布既有蓝底白花的，又有白底蓝花的，还有双面印花的。雕刻主要指石雕和木雕，制作程序是先绘画、后雕刻，自画自雕。土家族的石雕和木雕艺术品多取材于自然物象与动物图案，包含着丰富的生活气息。土家人的编织可分为藤编、草编、竹编三大类。土家族的编织制品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如以藤和竹为原材料制成的箱、椅、席等生活用品，又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在这些工艺制品中，常见的艺术造型有“嫦娥奔月”、“哪吒闹海”，“天女散花”、“仕女舞剑”、“丹凤朝阳”、“喜鹊闹梅”，等等。

　　二、教育方式

　　在土家族漫长的古代社会，因受中央政权管辖的情况时紧时松，其教育所受辖制和影响亦与汉族地区大相径庭。其中，表现为“以育人立世为主旨，以耳濡目染为能事”的儒家教化主要是由学校教育来完成的；作为反映民族特色的教育内容，则是通过本民族的宗教活动、农事活动及民俗活动来完成的。

　　（一）宗教活动

　　在土家族地区，由梯玛（敬神者，也叫土老司，是神与人之间的代言人）主持的宗教活动，可分为大型法事活动和小型法事活动。大型法事活动是由梯玛主持的集体祭祀仪式；小型法事活动主要是根据家族或家庭的需求而举行的，一般是由梯玛独立作法，包括“还愿”和“解结”等法事活动。

　　梯玛作为土家族宗教活动的主持者，保存和传播了土家族的历史、文艺、民俗等文化遗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梯玛就是土家族粗放农业时代教育中的教师。他们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授寓于宗教活动之中，使之成为一种教育后代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使土家族传统文化得以世代沿袭的有效方法。同时，由梯玛主持的宗教活动又体现了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还愿”活动中的宗教情感和对神的敬畏实际上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规范，宗教观念成为人们的最高观念，梯玛成为沟通神人关系的群众领袖。“还愿”活动的现实基础是满足信仰者在恶劣生存环境中的生存需要，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依托，强化了人们对异已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抗争的信心。因此，由梯玛主持的宗教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教化活动。正是借助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土家族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得以历经沧桑而传递至今，并深深扎根于民族意识之中。

　　（二）农事活动

　　用民歌形式描述生产过程，向青年一代传播生产知识及劳动观念，也就是土家族的一种形象化的教育方式。土家人在农事活动中创造了一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艺术形式——薅草锣鼓歌。它的歌唱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对劳动过程本身的歌唱，又有对良好社会道德的赞扬。据清同治《来凤县志》载，“四五月芸草，数家共趋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芸毕，复趋一家。一人击鼓，以作力气，一人鸣锣，以节劳逸。随芸随歌，谓之‘薅草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薅草锣鼓歌的演唱方式趋向多样化，有独唱、对唱、合唱等诸多表演形式。由于地域不同，薅草锣鼓歌的结构也不尽相同。但是，薅草锣鼓歌的文化意蕴是以歌抒情，以歌言志，是土家族在农事活动中创造出的一种传统教育方式。

　　首先，薅草锣鼓歌具有指挥劳动、鼓舞情绪等特殊功能。对于这些功能，历史文献多有阐明。综合历史文献所记，可以将其功能概括为：提高劳动效率，如乾隆《龙山县志》载：“闻歌雀跃，劳而忘疲，其功较倍。”监督劳动，如明代王圻《三才会图》载：“防其所以笑语而防务也。”鼓舞干劲，如李勖《来凤县志·风俗志》载：“一人击鼓，以作气力，一人鸣钲，以节劳逸。”乾隆《长乐县志》记载：“盖欲耕耘者，乐而忘疲也。”活跃劳动气氛，如乾隆《辰州府志》载：“耘草间有鸣金击鼓，歌唱以相娱乐者。”其次，薅草锣鼓歌还具有传授劳动技能及宣扬伦理道德观念的功能。例如，传授劳动技能的歌词有：“一下地来几十凯，中间夹些细崽崽；包谷窝蒿子铲不到，放下锄头用手逮；逮了蒿子鱼鳅串，这块薅了薅那块。”“正月里来是新年，劝郎一心要种田；种田莫玩花儿灯，十五立春备春耕。”“十月里来打了霜，胡豆豌豆要种上，劝郎多种豆和麦，明年春夏好接荒。”“农家无冬闲，天天都要忙；天晴种冬粮，落雨翻板田；冬草沤下深深犁，趁冬整好冬水田；要得明年吃饱饭，隔年工夫做一半。”土家族的薅草锣鼓歌中还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劝世警言。例如，劝人和善、孝敬父母的歌词有：“堂上双亲你不顾，何必朝山去拜佛，兄弟姐妹你不顾，何必拈香拜手足？家中妻子你不顾，何苦柳巷去歇宿；有朝一日论是非，称钩钩你背脊骨。”劝人莫赌的歌词有：“三劝郎来莫学赌，赌博之人无下落，哥哟妹哟哟依哟，先卖田来后卖屋。”宣扬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歌词《十把扇子》，把“杨家将”的功过是非叙述得清清楚楚。“六把扇值六分，递给杨家杨六郎，六郎戍边忠朝廷，屡破契丹成名将。七把扇子值七分，送给杨业大将军，大举北伐建奇功，被俘绝食传美名。八把扇子值八分，送给巾帼穆桂英，跃马大破天门阵，杨家女将第一人。九把扇子值九分，送给杨母佘太君，十二寡妇挂帅印，巾帼英雄人人敬。”

　　（三）民俗活动

　　摆手活动是土家族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清雍正《永顺府志》载：“每岁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民齐集，披五花被，锦帕裹头，击鼓鸣铳，舞蹈唱歌。……谓之摆手。”整个摆手活动有歌有舞，通过舞蹈动作，配以唱词和音乐，将土家族先民开天辟地，率众迁徙，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再现一遍。很显然，作为土家族特有的民俗活动，摆手活动生动地展现了土家族先民粗犷的生活风貌及开拓疆土的艰辛历程。参与摆手活动的表演者与观众，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民俗活动中感受民族历史，接受民族教育，吸取精神力量。因此，摆手活动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民俗活动，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

　　毛古斯的表演，是摆手活动中的又一文化景观。原始戏剧毛古斯是穿插于摆手活动中表演的艺术形式，其表演内容与表现形式与摆手歌舞有紧密联系而又相对独立，演出风格及呈现的艺术氛围与摆手活动粗犷神秘的巫文化主调相和谐，是附属于摆手活动的一个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我们在深入研究毛古斯主要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之后，就会发现这种表演活动具有极强的教育功能。其表演内容是直接取材于土家族先民生活中的各种谋生事象，如耕种、渔猎等；表演形式则是各种劳动动作的反复模仿，可以说是劳动技能的现场示范；人物道白、说唱则是对生产过程的解释。从而，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传授劳动知识与技能的表演体系。因此，毛古斯的表演，对于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和生存本领发挥了一定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