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古代社会制度文化研究——教育制度文化（三）

　　第三节  土家族古代教育的基本特点

　　土家族的古代教育，由于受本民族的社会生活条件和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土家族古代教育变迁的历史轨迹和总体面貌。

　　一、汉文化与土家文化相交融

　　土家族古代教育的发展与汉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土汉文化交流中虽然表现为双向互动式的交流和融合，即一方面土家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和生产技术而有所“汉化”；另一方面土家族文化经过汉族文化人的介绍和传播，使汉族社会更多地认识和了解了土家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但是，在土汉文化的双向交流过程中，汉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土家族的传统教育是在不断吸收和融合汉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发展的。毫无疑问，一部土家族传统教育史就是一部土家族不断吸收以汉族为代表的先进文化的历史。不断吸收先进文化，并与自己的民族文化相融合来发展自己，这既是土家族社会发展的特点，也是土家族传统教育发展的特点。

　　土家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土家族先民巴人与中原文化接触频繁。“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海内南经》又载有“巴蛇食象”的传说。巴人的图腾为“巴蛇”，巴蛇则是伏羲的随从。这一传说表明了巴图腾源于中原的蛇图腾。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并改设“巴郡”，从此，巴人地区成为秦朝疆域的一部分，汉文化与巴文化的交融逐渐加强。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宋均降伏五溪蛮夷之后，在当地建立学校，以改变“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的社会面貌。此后，土家族地区办学之风渐盛。从唐宋至明清，历代中央王朝为加强对土家族地区的控制，以羁縻郡县制度、土司制度来实现“以蛮治蛮”的统治目的。土家族地区与中央政权之间政治联系的加强为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儒学教育成了土家族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已渗透到土家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土家族文化系统中的主导文化。

　　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影响，往往是依靠国家制定的民族教育政策来实现的。这种有组织、有目的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又取决于少数民族的教育传统与教育发展水平。从历史上看，土家族对中原汉族文化的学习，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而是根据本民族的实际生存环境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借鉴中原汉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例如，唐宋时期，朝贡和回赐的交流方式使先进的物质文化通过朝廷的丰厚回赐而大量传人土家族地区。明代以后，大量移居土家族地区的汉民，充当了传播先进物质文化的使者，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技艺和经营方式。但是，另一方面，大量进入土家族地区的汉民逐渐融人土家族社会，他们适应和接受了当地的风俗习惯，而成为土家族社会中的一员，于是，这些移民由文化交流中传播先进文化的载体而转变为文化交流中先进文化的接受对象。这一现象或许可以被当做是汉民在精神文化领域向土家人学习的一个例证。

　　应该说，汉文化与土家文化的交流，密切了土家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以儒学为中心的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使土家人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认同了汉族的许多价值观念与风俗习惯；同时，汉族士大夫在给土家人传播汉文化的过程中，也对土家人的物质文化以及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生活习惯等精神文化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他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带回汉族地区，让汉族社会对土家族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汉文化与土家文化的双向传递构成了土家族传统教育的主旋律及核心内容，并成为土家族传统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官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相补充

　　在土家族古代教育发展史上，官学与私学一直呈现互为补充、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官办教育机构与民办教育机构共同构成了土家族传统教育的完整组织体系。官立学校的创办目的在于直接培养出合格的政府官员，而民办教育机构旨在教化民风，其学员必须通过科举，才能步入仕途。在土家族地区私学作为教育体系中的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一直扮演着传递土家族文化与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角色，尽管官学因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而始终居于教育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对土家族地区官学教育的记载最早始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56年），宋均治理“五溪蛮夷”，“兴立学校”，以改变“其俗少学者而信鬼巫”的社会状况。此后，历代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利用教育手段来加强对土家族地区的文化控制。从唐宋至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先后设置了社学、土司学校、官府学堂等多层次、多类型的官办教育机构，建立了官办初等教育及官办高等教育的教育体制。清雍正年间，官学教育几乎覆盖了整个土家族地区。雍正元年，施州卫改施南府，辖恩施、建始、利川、来凤、咸丰、宣恩六县。施南府学建于恩施城内象牙山上，恩施县学在原施州卫学宫旧址。当时，除恩施、建始有县学外，其余四县皆“学附恩施”。雍正五年，宣恩、咸丰、来凤、利川的县学差不多同时建立。这样，施南地区的一府六县七校的官学体系正式形成。其他土家族地区。如湘西北、黔东北、川东的官办教育，也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从无到有、从非正式到正式的发展过程。例如在川东地区，明清时期，官办教育机构长盛不衰、类型齐全。

　　土家族地区官办教育机构的办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土家族学生制定严格的学规。“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窝逃以免株连；定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仇愤以重生命。”二是，对土家族子弟入学给予照顾。如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年），朝廷明确规定各州县之官学，必须实行多取土童的政策，“以土三客一为率”，“在前朝人版籍者为土，在本朝入版籍者为客”。汉族子弟不准冒充土著入学，不准冒享土著之待遇。三是，推行汉文化学习制度。官学教育的内容大多是“忠君、尊孔”等封建儒学，教师讲授的大多是儒家经典。教师“日讲四书周易，拆衷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三礼义疏、孝经注、性理精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明史、朱子全书、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唐宋文、醇渊鉴古文……”

　　在土家族地区官办教育机构日渐兴盛的同时，民办教育机构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并成为与官学并存的又一种教育形式，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求学需求。土家族地区的民办教育机构主要有私塾、义学、书院三种形式，其中，义学的设立最为普遍。雍正七年“永顺府新辟苗疆，应先设立义学，择本省贡生生员，令其实心教诲，量予廪饩。”此后，各县纷纷建立义学。保靖县，“雍正八年，邑令王钦命详请设立义学四馆，设馆寨落，一在格诺，一在排大方，一在夯沙坪，一在葫芦寨。巡道傅鼐详请设立义学十四馆，内屯义学二馆，一在印山台，一在小萌场。新籍义学十二所，在毛坪、毪子寨、鼻子寨、碌碌向、夯沙坪、阿稞、矮坡等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家族地区义学更多。雍正十三年，酉阳州设义学8处，黔江县设义学3处，彭水县设义学8处。

　　总之，在历代中央王朝的政策指导和措施保障下，土家族地区初步形成了官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相补充的学校教育体系。从形式上看，不仅有地方官府设立的府、州、县学，还有带有民族教育色彩的土司学校；从层次上看，既有以培养治术人才为主的官府学堂，也有以承担蒙学教育为己任的私塾学堂。官办教育机构与民办教育机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土家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

　　三、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相结合

　　在民族地区，古代教育的特征之一就是宗教教育在向受教育者灌输宗教教义、宗教人生观、宗教道德观的同时，又充当世俗教育的手段和工具，服务于世俗教育及文化传播。宗教教育的世俗化及人文化特点，决定了它与世俗教育之间联系的密切性及内容的渗透性。在土家族地区，原始宗教及其活动也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与技术的教育功能，存在于土家族社会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就具有各自不同的教育内容。在此，我们要着重探讨这些原始宗教活动在历史上所起的教育作用。

　　土家族寄拜自然物的习俗颇为盛行。某户孩子如长期体弱，则被认为需要寄拜某种自然物为父母才能茁壮成长。所要寄拜的自然物包括古树、巨石、河流、太阳和土地，即是金、木、水、火、土五大属性。通过寄拜的方式，让人们认识金、木、水、火、土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寄拜自然物为父母是表达对自然“父母”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也是一种有关自然知识的传授方式。土家族普遍崇拜“五谷神”，每家都设有祭祀五谷神的神龛。祭祀五谷神的崇拜活动包括向人们叙述五谷的来源、五谷的种植以及农事管理等。不难看出，祭祀的过程，也是传播农耕技术和介绍植物生长的过程。

　　土家族的图腾崇拜对象是白虎。流传于土家族的摆手舞就是由祭白虎的舞蹈几经演化而来的，其舞蹈动作主要是模仿白虎动作的。可见，白虎图腾文化产生了土家族独特的舞蹈艺术，成为土家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白虎图腾崇拜体现了土家先民崇力尚勇的普遍信念和基本的伦理精神倾向。形成了土家族仁义无私而又勇猛无畏的民族心理机制，这一民族心理又升华为勇武仗义的民族性格和顽强进取的民族精神。因此，白虎图腾崇拜具有强烈的道德铸造功能及一定的文化创造功能。

　　祖先崇拜是灵魂崇拜的产物。土家族的祖先崇拜包括对“卵玉姑娘”，“春巴妈帕”等始祖的崇拜、对“向王天子”、“八部大神”等远祖的崇拜、对本宗族及本家庭的个体家祖的崇拜。土家族的祖先崇拜形式多样、内容繁杂，具有强烈的社会教育功能。从祭祀仪式和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祭祀祖先实质上成了土家人与祖先神灵的一种互惠互利的利益交换活动，人们敬献香火祭品，神灵还报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一遇灾难即求助于祖先神灵的保佑是土家人的普遍心态，欣逢吉利便向祖先神灵表示感谢成了土家人的行为习惯，缅怀祖先功德，绵延祖宗血缘成了土家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所体现的正是祖先崇拜活动对于增强血缘关系和巩固民族团结的教育意义。频繁多样的祖先崇拜仪式，使每个家庭与有着共同祖先的所有其他家庭联系得更加紧密，使家庭、家族乃至民族能够依靠血缘关系凝聚起来，并由此而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素质。

　　土家族的巫文化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傩舞、傩祭、傩戏为基本载体的傩文化就是巫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殊子系统。土家族的傩文化表达了山地农耕民族相对稳定的主神崇拜观念。在农耕条件下，影响人们生存繁衍的因素减少却又相对集中。因此，与恶劣气候、瘟疫、邪恶等进行积极的抗争，以求得风调雨顺、寒暑相宜、人寿年丰、六畜兴旺，成为人们祭祀的主要内容，农神成为人们祭祀的唯一主神。例如，土家族的祭祀歌就有大量的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内容：

　　敬酒啊敬酒，
　　向粮食的头领苦荞敬酒，
　　向粮食的新媳妇甜荞敬酒，
　　向粮食的毕摩包谷敬酒，
　　向粮食的嫂嫂燕麦敬酒，
　　向粮食的兄弟洋芋敬酒，
　　向粮食的女儿白米敬酒，
　　向粮食的仆人红豆敬酒。

　　土家族的傩文化也有重要的教育功能。傩戏表演的内容取材于人们各种谋生事项，如耕种、渔猎等；表演的形式则是劳动技能的展示。这无疑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知识素质和生存本领。而且，傩戏所倡导的尊敬长辈和师父、爱抚晚辈、家庭和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价值观念，无疑具有积极的教育功能。

　　土家族的傩文化还具有重要的激励功能。土家族傩仪面具色彩表现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把表演者的爱憎倾向通过色彩而具象化、鲜明化，这一点与戏剧表演的脸谱是一致的。如同戏剧有黑脸、红脸、花脸、青脸、蓝脸等不同脸谱一样，傩仪面具也逐步从简单到复杂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脸谱象征色彩体系，这些不同的色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例如，红脸的关公，红色寓意忠勇；黑色寓意刚直，如大将等开路先锋；白色寓意奸诈，如白骨精。傩仪面具的别善恶、分正丑、寓褒贬的人物造型原则，通过刺激观众的视觉与情绪的方式，表现出一定的激励作用，它告诉人们必须积极向善、扬善抑恶，才会修得正果、获得善报。“在土家族傩仪面具中，所蕴涵的种种象征观念体现了土家人在漫长而艰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的精神，吸引族人心理的向心力，以形成群体的团结、统一、秩序，增强群体为生存而拼搏的战斗力，它是土家人群体意识的象征，也是土家人进取精神的表象。”

　　当然，傩文化中也夹杂着一些唯心主义的观念，比如，信奉神灵、驱鬼逐疫等。这些观念或多或少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在关注土家族傩文化时，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彰显土家傩文化的艺术魅力的积极功能，剔除其粗俗内容和消极影响。

　　很显然，在土家族传统社会，宗教活动所具有的教育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先民们崇拜神灵，主要不是为了精神解脱，而是为了请求神灵帮助解决民生问题，消灾免祸，治病祛邪、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农耕民族祭拜天地、社稷、山川、日月、风雨、雷电诸神，最重要的目的是求得风调雨顺，保证农业获得丰收。”宗教活动常常成为传授生产技能和生活知识的活动，宗教祭祀仪式也往往成为社会教育的场所；宗教教育总是融于世俗教育之中，成为推进道德教化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