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改土归流以后的土家族

    第二节 改土归流以后的土家族
　　
    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其实施
　　
    清朝初期，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继续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沿袭明制，各地土司只要表示归顺，即准其袭职。清王朝经过康熙年间的大力经营，国家统一，政权稳固，可以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中南、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度，建立直接统治。
　　
    明末清初，地主经济普遍发展，但是在土司统治下，土地不准买卖，土民不得迁徙，劳役繁重，剥削残酷，土司制度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土司在其境内实行苛虐暴政，“其土民分居各旗，生男力则报书于册，长者当差，赋敛无名，刑杀任意，抄没卖，听其所为”，“土司杀人不请旨，亲死不丁忧。”土司的家奴，更是可以随意处置，唐崖土司覃鼎夫人田氏，优游四川峨眉山，随身携带奴婢百余人，沿途进行择配。永顺土司“凡舍把准理民间词讼，无论互婚田土及命盗各案，未审之先，不分曲直，只以贿赂为胜负。迨既审后，胜者比索谢恩礼，负者亦有赎罪钱。甚有家贫无力出办者，即籍没其家产，折卖其人口”。经济上，土司对土民更是任意盘剥，肆意敲诈，名目繁多。“永顺则名火炕钱，民间炊爨，每坑征银二钱二分。保靖则名锄头钱，每一锄头进入山，纳银三五钱不等。桑植则名烟户钱，与火炕钱相等。所交秋粮即从此内拨解。”土司在苛索土民的基础上，则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容美土司饮宴“有十二茛，樽用纯金。”“女优之属，皆十七八好女郎，生色俱佳。”
　　
    土司之间因争袭位，夺财产，互相仇杀，连年不休，给土家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彭御彬承袭保靖土司之职，其叔彭泽虬、彭泽蛟谋官夺印，带领土兵围攻衙署，互相抄抢杀戮达数月之久。以后，彭御彬又勾结桑植、容美土司以追捕彭泽蛟兄弟为名，率领土兵焚毁庄寨六十余处，掳掠土、客男妇千余人，折卖于酉阳、施南等处。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桑植土司向国栋与容美、永顺各土司，因利害冲突，彼此寻衅仇杀。土司之间延续不断地相互混战与仇杀，弄得社会不安，民不聊生，甚至连清朝官吏也承认“土民如在水火”、“土民不堪其命”。土家族人民大批逃亡，以摆脱土司的暴政，保靖司“人民离散，田园荒芜”，容美地区“二十余年民不聊生，流亡转徙，存者寥寥。”。因此，酉阳、保靖、桑植、容美等地土家族人民列举罪状，向清官员控告土司，“一时呈词，蝈集大半。”“土民纷纷控告。迫切呼号，皆恋改土”。甚至酉阳土司家族中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冉裕荣也因“土官横恣”，为害乡民，而具状上告，要求设流。雍正十一年（1733年），容美司土家族人民举行暴动，“抗粮结党，携家带眷”，于黑夜将把守关卡的土官捆缚，逃出土司辖区。
　　
    与此同时，土司之间因战事需要，又往往或相互结盟，或君临他司，形成较大的割据势力，造成国家统一的隐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容美土司与保靖土司再申旧盟，五十九年，又与桑植土司结为同盟，使容美土司得以确立其在鄂西南地区的土司霸主地位。“其余忠峒、唐崖、散毛、大旺、高罗、木册、东乡、忠孝等，名目不可悉数，皆仰其鼻息而懔其威灵，若郑卫邾营之事齐晋。合诸司地，不知几千百里，屏藩全楚，控制苗蛮，西连巴蜀，南通黔粤。”此种情势，与清朝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
　　
    土司还依靠自己的势力不断向边缘一带汉族地区扩展，侵占大量汉民土地，甚至在临近的州县地区委派官吏，直接影响清廷在这些地方的统治。木册、散毛、腊壁、唐崖、施南等土司，先后侵占附近汉族地区土地不下数百余处。土地纠纷层出无穷，诉讼案件累年不息。施南土司覃禹鼎、东乡土司覃昭楚因横行不法，清地方官府传讯问罪，容美土司则收纳庇护，不许州县拘审。容美土司还在临界的四川府县地区私自委派官吏，每年派遣土目滥收赋税，给清廷在该地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土司的对外扩张，对邻近汉族地区的州县造成较大的影响，往往使社会动荡，生产遭毁。雍正年间曾多次为此遣官勘界，立汉土疆界碑，以示禁绝，但收效甚微。
　　
    清廷在上述形势下，于雍正五年(1727年)至十三年(1735年)，先后在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中，清廷采取剿抚兼施、恩威并用的政策。一面部署兵力，密令彝陵镇总兵官整饬营伍，以防堵土司前路；又调衡州副将周一德领兵驻扎九溪，澧州、永定两营兵马听其节制，以防堵土司后路。如果土司反抗，即可两面夹击。又命令周一德、湖南按察使王柔、总兵刘策名分赴永顺、保靖、桑植等司，晓以利害，争取土司自动请求改流。永顺、散毛、忠峒、东乡、腊壁、高罗、木册等土司，和茅冈、麻寮千户所土官，在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土民控告、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特殊情况下，被迫自请改土。保靖、桑植、施南、酉阳等土司不甘心轻易放弃自己的权益，对此迟疑不决，清廷根据广大土民的控告，列其罪状，强迫改革。容美土司田明如拒绝改土，清廷则施以兵威，派遣大兵压境围困，其属下五峰长官司张彤柱等率众倒戈，擒其私党，“土民解押从犯，投请设流”，田明如众叛亲离，四面楚歌，被迫自缢。
　　
    在土家族土司改流的历史过程中，思南、思州二宣慰司的改流是个特殊的案例，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改流时间之早上。二土司的改流在明初永乐十一年（1413年），其改流时间之早，不仅其他土家族土司难以相比，即使在整个土司体系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二土司的改流起因于双方的仇杀，《明史·贵州土司传》给予了详细的记载。思南、思州土司改流后，明朝廷在其地设立了把府，分别是：思南、镇远、铜仁、乌罗、思州、石阡、黎平、新化。
　　
    清朝对土家族土司的改流，进行得颇为顺利，整个改流过程基本上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完成的。历史上一向以强大著称的土家族土司，在清王朝改土归流的大潮中，有些出人意料地被改流，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清廷所采取的切合实际的改流策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些策略包括：
　　
    1．武力威逼与和平招抚并用。土家族土司的改流，虽没有一兵一卒的正面冲突，但在策划改流的过程中，鉴于诸土司一贯号称的强大之势，清廷并没有丝毫大意，因而在正式改流之前，都做了一番军事上的调动，对拟改流的土司形成了有效的军事防范和武力逼迫。永顺土司、保靖土司、桑植土司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动请求改流的。
　　
    2．以不同借口裁废土司。这种策略或因土司“暴虐”、“不法”等罪名而改流，如容美土司以“穷凶极恶”改流，施南土司以“淫恶抗提，拟罪改流”，忠建土司以“横暴不法拟流”；或以土司“恳请”、“自愿”而改流，如忠峒等鄂西南十五土司“齐集省城，公恳改流”，茅冈土司、上下峒土司等自请改流；或因承袭问题而改流，如酉阳土司兄弟二人争袭司位而被改流等。
　　
    3．以湘西促鄂西南改流。湖广四大宣慰司，除容美土司在湖北，其他永顺、保靖、桑植三土司均在湘西。当时清廷的策略就是，“桑植一司为后户，永顺、保靖乃其犄角，抚数司郡县之，则容美自困。”这一策略颇为奏效，湘西土司改流后，就有了鄂西南忠峒等十五土司齐集省城的公恳改流。
　　
    4．集中力量打击强大不法土司。这一策略主要是针对鄂西南地区的土司改流。该地区土司众多，但容美土司为众司之首。统治者认为，只要解决好了容美的改流问题，其余众土司的改流就可以迎刃而解。为此，在对容美土司的改流中，主政者煞费了一片苦心。先是揭发容美土司的各种恶行劣迹；其次是调动兵力，军事震慑；再是调土司主田明如进京；最后是策动民变以分化瓦解。这一策略运用得颇为成功，结果是土民逼使土司田明如自尽，并拘押众多土官向清军投诚。这一方面是深受压迫的土民爆发出的反抗，同时从某种层面上也不妨视为主持改流的官员策动的结果。
　　
    对于改流土司的安置问题，在实施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清廷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自请改土的土司分别委以参将、外委、千总、把总等官职，并准其世袭；强行改土的不再封官；抗拒改革的则以罪革职。并且采取调虎离山之计，令土司及其直系亲属迁往江西、浙江、辽东、河南、陕西、武昌、汉阳等地，以防隐患。土司属下的土官，则令其“各归本土安业”。
　　
    根据这一策略，永顺宣慰使彭肇槐在“自请”改流后，被授为苗疆参将，赐拖沙喇哈番之职，并准世代承袭，另赏银1万两，让其在江西祖籍地方立产安插。同样“自请”献土的桑植上下峒长官司向玉衡、向良佐二人，被授以世袭把总职衔，茅冈长官司长官覃纯被授以千总职衔。其他方面，鄂西南忠峒等15个土司分别给予外委、千把总等职衔，酉阳土司所属4长官司授予千总职衔，石柱土司则改为土通判，准世袭。
　　
    在改流中采取对抗或本身就是以罪改流的土司，则都受到严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容美土司。容美土司田明如因公开对抗改流，抗旨不遵，虽以自缢而终，仍受到严厉惩罚。据乾隆《鹤峰州志·沿革》所载《原题部文》，其妻妾子女，按犯斩绞土司之家口安插远省例，解交陕西安插。田明如属下多人解交广东极边地方、河南等地分别安插。其他因罪改流的保靖、桑植、酉阳土司，均远徙外省，以示严惩。其中保靖宣慰使彭御彬以罪安置辽阳，桑植宣慰使向国栋安置河南，酉阳宣慰使冉元龄及其子孙十人迁往浙江仁和县。
　　
    除以上业已迁徙的大中土司外，余下多为长官司级的小土司，改流后仍留在原地，包括永顺土司所属的3个土州和6个长官司，保靖土司所属的五寨、竿子坪等长官司，桑植土司所属的上下峒及茅冈长官司，容美土司所属的五峰、石梁、椒山、水浕4个长官司，酉阳土司所属的平茶、邑梅、石耶、地坝4个长官司等。对这些已经改流的小土司，清廷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控制，所以，把它们留在原地不予迁徙，朝廷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改土归流是一次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的土官，并不甘心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一有机会，他们就进行反抗。在永顺彭肇槐纳土后不久，由于清官员“约束太严，整饬太骤”，土官田尔根传令各旗40余人，并随从100余人，拥人城中，围攻官府，捆绑守卫衙役，企图反抗改革。清廷遂将为首的土官、舍把斩首，其余的发配充军。
　　
    纵观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在土家族地区改革的程度，比中南、西南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较为彻底。
　　
    二、改土归流后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
　　
    （一）清廷的政治军事设施
　　
    改土归流后，由清廷直接委派流官代替世袭土官，解散土司，设立与全国各地一致的府、县地方政权机构。在湘西设立永顺府，辖永顺、保靖、龙山、桑植4个县。在鄂西设立施南府，辖恩施、宣恩、咸丰、来凤、利川、建始6个县，设立鹤峰州、长乐县。在川东南设立酉阳直隶州，辖酉阳、秀山2个县。石柱改为厅的建制。原边沿地带卫所地区的土官，一律裁撤，并入邻近各县。府、县之下，设立保甲以代替旗制。每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正，以加强清廷对基层政权的控制，防止土家族人民的反抗。
　　
    这些政治上的改革措施，在当时是进步的。它打破了元、明以来“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土家和汉族人民的自由往来与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封建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清廷为了实行有效的统治，还在土家族地区直接派军队驻防；施南、永顺两府设协，派副将一员领官兵约千人驻守；各县设营，派游击一员领官兵六百余人驻扎；重要的军事要地和关口，设置营塘讯所，派外委带兵巡防。乾隆年间，清廷下令设立团练，组织地方武装。日间在村寨巡逻，夜晚伏路守卡，以防土家族人民的反抗。
　　
    （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伴随着土司制度的废除，封建领主经济亦随之解体，地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改土归流后，将土司、土官占有的大量良田沃土，一部分以“赐地”的形式，留给土司的下属土官，这些土官从此失去领主地位，变为地主。其余大部分土地为清廷没收。除少量土地留作“官庄田”，以供官员俸禄外，大部分土地由土民耕种，仅龙山县听民自占田地就达290多顷。土司占有的官山，由民自由开垦，“土司之官山，任民垦种。其鱼塘、茶园、竹木、树林、崖蜡等项，令民采用，一无严禁，并不存为公家之物，而民咸优游往取，视若已有矣”。农民开垦和耕种的田土，只要每年向清廷交纳“秋粮银”，即为自己所有。对于地主的祖遗产业，或者用价置买，或者招佃开垦，已经成熟的田土，只要将价值与数量陈报，地方官即发给执照，确定“有产之家，永为世业”，使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受侵害。
　　
    为了保证购买土地的合法权利，清廷还颁布了“禁违例争赎远年田产”的法令，对改土归流前“轻价出售田土，或将田土立契给人”，只要“无回赎字样及失业多年之产，毫无凭据者，一概不许勒赎、索找，……如违，定行严拿，照例治罪，决不宽贷”。这些法令。保护土地自由买卖的权利，为地主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土家族地区的土地买卖因而更加盛行，田土价格亦日益昂贵。永顺府在改土归流后的二十年间，大批汉族农民人山开垦，商人迁入，买产落籍，土地价格日贵一日。一有土地出售，都争先议价，抢购土地，致使不少农民相继失去土地，沦为贫农和雇农，土地愈来愈集中于地主阶级手中。“富族奢丽，一里率二三家”，地主阶级的势力日渐壮大。
　　
    改土归流后，废除了土司时阻碍生产发展的各种陋规，实行清查土地，按田亩计征秋粮，以统一的赋税制度，代替土司以“火坑”、“锄头”等名目强行征收的落后制度。官府派差给予夫价，并将夫价银两，刻于石碑，“使人人共知”，代替土司时繁重的无偿劳役。官员到任或下乡巡视，一律不准收受礼物。一切杂派私征，严行禁止。这些革废措施，对于减轻土家族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清廷为了巩固改土归流的成果，还把赋税稳定在土司时交纳的限额之内。永顺府所辖四县每年交纳秋粮银280两，田亩未清查前全部蠲免，清丈后按亩征收，永不加耗。施南府的两年秋粮，也于乾隆初年全部蠲免。四川酉阳地区的粮赋则有所减轻。这样，当然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二）社会生产的发展
　　
    土司制度废除后，广大农奴摆脱了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由农民，并拥有自己开垦的私有土地，赋税负担较土司时“十不及一”轻，因而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
　　
    改土归流后，汉族农民和商人随之大批迁入，带来各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土家地区落后的农业生产大为改观。木犁、木耙已很少使用，代替它的是铁犁、铁耙等铁制农具；大量使用牛耕，“高低田地皆用牛犁。……牛犁所不至者，则以人力为之”；修塘筑堰，重视水利；灌溉工具有提水用的水车、筒车、手摇式“蜈蚣车”，还有引水用的冲筒、利用水力推动碾米、磨粉、榨油的水碓、水碾、水磨等。来凤县城西南与东边的沙沱坪、桐梓园、牛车坪一带，地势较为平坦，因无水利灌溉而荒芜。临近的土家族人民在该县知县的倡导下，开山修渠，引水灌溉，把被人们称为茅草滩的荒地改造成了良田。
　　
    清朝官府鼓励土民开垦荒地，并招募汉族贫苦农民前往垦种。对穷困无力之家，只要保正出具证明，官府即借给农具、种子，限期开垦为成熟田土，开垦百亩以上者，则“重加奖赏”，许多荒山坡地逐渐被开垦成为良田沃土。仅施南府属各县二十年间，即开垦出5.5万余亩成熟田土。
　　
    农作物种类也逐渐增多，和附近汉族地区大致相同。稻谷有中、晚稻，品种古丈坪厅有9种，来凤达20多种。但因地处山区，粮食作物仍以包谷、小米、养子、红苕为主。稻和杂粮的种植面积比例，一般是“米三粮七”。过去不种或种植很少的棉花，也在土家族地区普遍种植。油桐、油茶、茶叶、养蜂、采集药材等副业生产都有较大发展。在耕作方法上，土家族人民汲取汉族的先进经验，改变了过去那种不事耕耨、“农不知粪，圃亦不知粪”、刀耕火种的粗放耕作制。田间按季节播种、复种、施肥、除草，还积累了休耕、稻田过冬、沤青肥等生产经验。生产工具、水利设施与耕作方法的改善，使农作物的产量显著提高。汉族地区的百艺工匠于改土归流后大量进入土家族地区，定居于各大小城镇，以至乡村，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女勤于织，户多机声”的农村家庭纺织业，在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土家族妇女利用自己种植的棉花、荸麻，纺纱织布，满足自己家庭的需要，也有以产品出售的，“家织斑布，散卖诸落，以为恒业”。但所用织机，低而小，布宽不足1尺。汉族手工业者带去比较先进的纺用脚车，生产效率高，日夜可纺纱8两，且质量好，土民“渐次有效之者”。手工业的分工愈来愈细，“土、木、竹、石、裁缝、机匠之属，各有专司”。一些手工业者逐渐脱离农业生产，以出售手工产品为生，“或居肆制物以货，或代人造作，课其成，以给费若干”。手工业者的数量不断增多，仅建始县的板桥子、高店子等处集场，就有数十家铁匠铺，制造各种农具。当地手工业者学习汉族的手工技艺，技术水平迅速提高。木工的雕镂、刻画，铸工、金工的铸枪、炼刃以及各种农具，都制造得精致坚牢。手工产品不仅供本地使用，而且远销外地。永顺县修建的利济桥，长26丈，宽1.8丈，高3.2丈，建筑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作坊已经出现。一些专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手工业工人被组织在同一作坊内生产。这些手工业作坊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每逢赶集，附近农村妇女携带自己纺的纱，到织布作坊换取布匹或棉花，“城乡皆善纺绩，……惟不善织，村市皆有机房。布皆机匠织之”。手工业工人的工资低微，收入不固定。年岁好时，每日工资勉强维持两三口之家的生活，如遇荒年，一般不能自饱，更难养家。当时手工业工人的生活是很艰苦的。
　　
    采矿业也有发展。龙山县普口车、茨岩塘、细纱坪等处的铁矿，桑植县水瑞塔铺、彭家山的铜矿，以及咸丰、恩施、来凤、建始、酉阳，秀山等县的硝矿，于乾隆年间陆续开采。但是，矿业的开采主要依靠手工，成本高，产量低。桑植彭家山铜矿，一年用工价银千余两，仅得铜1 500余斤，官府又以二八分成，取铜300斤，矿主无利可图，加之清廷时禁时放，因此，采矿业的发展极为缓慢。
　　
    改土归流后，废除了土司对商人进出勒索的限制，货畅其流，临近各省和远至福建、广东的汉族商人纷纷前来进行购销活动，土家族地区的商业贸易空前活跃。商路分水、陆两路。水路由沅水、酉水达永顺府；由长江、洞庭湖可达施南府、鹤峰州、石柱厅；沿乌江而上达四川秀山、酉阳、黔江一带。陆路由桃源、澧县可达保靖、龙山，由四川、贵州经来凤再转附近各县。这时来凤已成为通往湘、鄂、川、黔四省的要道。各府、州、县所在地与水陆交通要道的集镇，已经成为商旅四至、百货聚集的重要贸易市场。龙山县以北的牛场已形成牛的主要集散地。“川贵牛只聚集，陆续驱至。自辰（州）、常（德）以及长沙，大半从此市去。有市自桃源者，亦此间贩去者也”。在这些城镇集市，不但有逢集赶场的摊贩，还有开设店铺的坐商，古丈坪厅已出现油商兼营钱庄的。城乡物资交换，各地乡村的集市贸易相当活跃，交易“或期以三日，或期以五日，其交易之区，日场亦有以市镇街店称者”。土家族人民以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到集市出售，购买农具及日常生活必需品。交易尤以铁制农具、布匹、桐油、茶油、盐、碱为大宗。仅古丈坪厅罗依溪的油、碱交易每年就达数万金，占整个交易中商品额的8/10。盐的销售量大增。土司时，盐价昂贵，只有富贵人家食用，土民甚至终身不知其味；改土后，设专商经营，城乡设店分销淮盐、川盐。永顺府每年销售3200多引（1“引”为344斤），施南府在清乾隆三年销售川盐1400多引。商品交换日益发展，土家族中脱离农业而专事经销的商人随之出现，改变了过去“土民不事商贾”的状况。“土著亦能贸易，多贩米粮”。甚至川、陕、滇、黔、湘、鄂、闽、广等省，都有永顺商人的足迹。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土归流的实施，在客观上顺应了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发展，符合人民的要求。但它毕竟是清廷实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土家族人民在改土归流后的负担虽有所减轻，而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此外，清廷在实行改土归流过程中，还推行强迫同化政策。把土家族的一些固有的风俗习惯也列入土司陋规，强行加以革除，因而，土家族的某些民族特点逐渐丧失。
　　
    三、反封建的白莲教起义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后的社会经济虽然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广大的贫苦农民仍然只有少量土地，或者没有土地，不得不租佃地主的田土和“官庄田”耕种，或者出卖劳动力为地主做长工，忍受高额重租的盘剥和劳动力的榨取。“有产之家，大半佃于疲苦编氓”，“贫穷之家，佃耕为业，并雇役于人”。地主利用自己占有的大量良田沃土，通过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役地租和雇工等形式，剥削广大贫苦农民，其中以实物地租和雇工为主。佃户租佃土地，必须先交纳租金，一般田土的地租实行“对分”，良田沃土则四六分成。分租时，必须约田主同去验收，如田主未到，佃户收割，就会被地主以“抢谷”的罪名加以控告。此外，佃户每年还要给地主送礼，“听田主唤使”，为地主无偿劳动。有的经营地主，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租来土地，然后转手出租，利用新旧佃户辞田、承佃之机，“一味苛索佃户。……此所以贫者益贫，富者益富也”。地主阶级利用积累的大量财富购买土地，或者霸占田产，致使“田价既昂，荒山亦贵”，争田夺产，“颂牍繁兴”。
　　
    乾隆后期，统治阶级日益腐败，赋税不断增加，广大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贫苦农民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土，三年后必须向清廷交纳田赋。仅施南府从乾隆十九年（1754年）到三十九年(1774年)的二十年间，垦出55396亩土地，就增收粮银2244两。至于丁银的征收，更是急剧增长。乾隆十年(1745年)，鹤峰州派征丁银九厘四毫，到了三十一年，竟猛增至一两之多。此外，保靖、龙山二县新增牙税银，永顺、桑植二县新增田房税银，尽征尽解，自无定额。差派夫役更加繁重，“分地而派，按期而征”，清地方官吏趁机中饱私囊，以至经常有数十穷苦土民，守候在衙门数十日，准备随时听从差遣，“甚至典巡之扫门、牧畜，各班役之行李，往来负担，笞骂如牛马，皆吞声受之，是为害民之大者”。每当青黄不接，年成不好，或遇天灾人祸，农民多被迫向地主、富商借贷，忍受高利贷的剥削。当时龙山县的高利贷就有年利高达80%左右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后，湘西地区连年灾荒，粮食歉收，“斗米值钱三千六百，民有食土与革而病死者，有一粉团易一妇者，有以钱四百文买一妇一女一子者”，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乾隆六十年，清廷为镇压湘西永绥、乾州、凤凰和黔东的苗民大规模起义，又向邻界的土家族地区加重征派粮食，摊派夫役。于是，广大土家族人民忍无可忍，便与苗、汉等族人民一道掀起反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斗争。
　　
    （一）以来凤为中心的白莲教起义
　　
    清仁宗嘉庆初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而土家族地区的白莲教是其中规模较大、起义时间较早的一支。
　　
    乾隆时，河南鹿邑人刘松曾以白莲教组织起义，事发被捕，他的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分赴川、陕、鄂一带传教，信徒日渐增多。曾在陕西传教的韩龙、杨龙与陕西平利县人王子俊从襄阳深入到来凤、酉阳等土家族聚居区传教。贫苦的土家族男女老少纷纷习教，仅来凤县教首杨子敖一人就发展教徒四千余人。参加白莲教的大多是丧失土地、为地主“帮工耕种”的贫苦农民，在城镇依靠“雇工度日，并无家业”的手工业工人。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王子俊由襄阳到来凤，通知教友，约定日期，与荆、襄地区的白莲教同时起义。湖北枝江、长阳的聂杰人、张正谟领导白莲教于正月首先起义。接着来凤、长阳县的白莲教继起响应，斗争烽火燃遍来凤、龙山、咸丰、酉阳、宣恩、利川、建始、巴东、长阳、长乐等土家族地区。
　　
    二月十五日，来凤的胡正中、杨子敖、杨禹久、谭安象等教首，在小坳大教首唐贵家中祭刀，以白布缠头，白旗为号，举起义旗。大教首田谷敦于旗鼓寨，向文进于夹牛洞，王长清于亨康里闻讯同时起义。
　　
    来凤县白莲教起义后，集中打击贪官污吏与地主豪绅。教首王长清率领教民在红岩坨打死知县庄纫兰与典史等人，四百余清军、乡勇“死者十之八”对那些作恶多端的地主豪绅，重则处死，轻则绑走，使地主阶级受到沉重打击。“查来凤殷实之家，均遭焚抢，百无一存，惟重岚叠嶂之内，寻踪不到，间有一二家保全。……阖邑富户，均为勒逼”。二月十八日，白莲教各部齐集，攻陷来凤县城。在短短几天，加入白莲教起义的土家、汉、苗等族人民达三四万人。各教首“每人名下，少者七八百人，多者三四千人，分布各处”。县境内的乡镇市集及一切交通要道，都为教民占据，只有清副将樊继祖带领的百八十名士卒，在卯洞一隅孤立困守。
　　
    为防止清军从四川出动进攻，他们充分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在重峦叠嶂、进可攻、退可守的旗鼓寨、茶园溪、小坳三处建立据点，以旗鼓寨、茶园溪为东西犄角，便于相互支援，彼此策应。聚集在这里达六七万的教民，在各据点积极修筑防御工事，将通往据点的山间道路全部掘断，并将石块堆积山顶，待清兵进攻时，用大石压下，以便固守。位于高山之上，树林茂密、路径曲折，长约八九里、宽四五里的中心据点旗鼓寨，周围均扎木城，遍插竹签铁钉，四周壕满坑陷，防御周密。他们搜集民间铁器，自己动手，制造武器。以“平日打铁营生”的瞿文青为头目，组织教民中会打铁的人，“起了三十座炉，日夜铸造”，制刀矛四五千把，过山鸟枪二十多杆，并从民间收集砍柴用的“蛮刀”作为武器。
　　
    来凤县的白莲教在构筑巩固据点的同时，又积极向外发展，一面令教民赴四川酉阳与湖北咸丰地区活动，一面派教民至湖南龙山县他砂里的招头寨、洗罗里的都车坝凉亭、阳雀坡、田条坪、锣鼓潭、洗车等地打击地主豪绅。龙山县广大贫苦的土家、苗、汉等族人民纷纷人教，加入反封建斗争的行列。白莲教攻龙山时，“邑人多附从者”。自来凤县石梁子以东的堰塘、茶园溪到龙山县的洗车、苗寨沟、兴隆坳一带，都为白莲教屯聚。
　　
    三月十四日，白莲教趁龙山营汛清兵调往镇压湘西苗族起义、城中防务空虚之机，攻打龙山县城。由于清朝官吏日益腐败，龙山县“城多坍坏，枪炮刀矛间有库存者，率朽缺不堪，既闻警，内外惶然无措”。知县林隆章只好组织地主乡团，且筑且守。白莲教民身背大木板，手持短刀，或者执长梯，攀援城墙，龙山县城破在旦夕。这时，四川建昌镇总兵诸神保率领大批清军到达，抄义军后路，义军被迫放弃攻城计划，撤出包围。
　　
    白莲教在来凤初起时，清朝地方官员以为白莲教只不过是“乌合之众”，在短期内“清剿一两次，即可瓦解”，不足为惧。但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从教者日益增多，活动区域愈来愈大，甚至连四川总督孙士毅也不得不承认白莲教不但“人数实在众多，其中凶悍之徒亦复不少，看来存心作逆，为时已久”。孙士毅面对日益发展的白莲教起义军，一筹莫展，只能“防守龙山，不敢顾此失彼”。清朝廷极为恐慌，深感兵力不足，不敷调遣。嘉庆帝一面下诏命诸神保迅速带兵镇压来凤、龙山的白莲教，防止湖北白莲教与湘西乾州一带苗族起义军相互联系，认为“此为最要”；一面令福康安、和琳专督清军镇压苗族起义，“不宜轻动”，“不必兼顾湖北”。湖广总督福宁则组织地主乡团，协同清军，沿桑植、永定一线要隘处所，添设兵卡，防范来凤、龙山与长阳、枝江、宜都的白莲教连为一体；又于咸丰、宣恩一线交通要道，增拨兵力，昼夜防范，企图阻止白莲教扩大蔓延。
　　
    清统治者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之后，四川总督孙士毅从四川调集兵力，于三月十八日进攻义军据点小坳。孙士毅慑于义军人数多，地势险要，不敢正面进攻，亲自督率一千官兵，从四川绕道至小坳背后山梁，趁义军不备，于深夜进行突然袭击。经过激烈战斗，义军死伤三四千人，其余突围，撤至旗鼓寨，小坳失守。接着清军分兵四路，先将堰塘、兴隆坳、下洗车、苗寨沟、石将军、拦马山、铜盆井、上洗车、唐家嘴等处义军击溃，然后集中兵力，分路攻打茶园溪据点。茶园溪义军“见官军一到，率众抗拒，全无惧怯”，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最后因寡不敌众，茶园溪被清军占据。
　　
    小坳、茶园溪两处重要据点失守后，宣恩、咸丰、龙山、桑植四县教民约数万人，齐集旗鼓寨一隅，分为九营，声势复振。屯聚在红岩堡的数千义军，积极修筑防御工事，准备痛击清军的进攻，并“时时侦探官兵消息，毫无忌惮”，迫使清军很长时间不敢轻举妄动。五月下旬，清军多次进攻红岩堡，都被义军击溃。四川总督孙士毅忧心焦虑，气急而死。义军乘胜向三堡岭、韭菜园与宣恩县的红鱼泉、七茎纱等处主动出击。
　　
    七月初，湖广总督福宁与成都将军观成率领川楚两省大量清军，分兵四路，合攻孤立无援的旗鼓寨义军。当诸神保军从大堰坪渡河时，义军“分作数路，前来抗拒”。他们利用大雨之后道路泥泞、陡坡狭径，英勇杀敌，“毫不畏却，冒死直前”。正当两军对阵，激烈战斗之际，义军突然分兵两三千人向龙山河边迂回，以抄清军后路，袭击防务空虚的龙山县城。福宁见势不利，“以龙山关系紧要，……县城只存兵一二百名，势难堵御”，“诸神保亦恐龙山失守”，急令撤兵至龙山河边。白莲教义军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与灵活的战术，粉碎了清军的大规模进攻。清军对旗鼓寨久攻不下，“且其木城甚坚，枪炮叠施，毫不损动”。他们派遣叛变的教民、龙山武生向清与安定邦，赏给行营把总顶带，带领少数官兵，潜入旗鼓寨，暗中勾结寨内杨在奇等数十人作为内应。清军四面围攻，向清、安定邦等乘机放火焚烧，“房屋茅蓬，同时并燃”，万余义军危在旦夕，“舍命抵御，枪炮石块直如雨下”。双方伤亡很大，“义军伤亡甚多，而兵勇被戮者亦复不少”。
　　
    经过几天的激烈争夺，义军的中心据点旗鼓寨，终于七月十八日在清军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下失守。近万名教民壮烈牺牲，教首田谷敦、唐贵、胡正中、杨禹久、覃一视等与二千余教民相继被俘，瓦屋楼房一千数百间，草房草棚数千间，所有囤积粮食、火药全部被烧毁，旗鼓寨化为灰烬。清军对溃退逃散的教民残酷屠杀，“经各卡兵勇拿获正法者，无日不有”。福宁假借发给衣粮之名，把旗鼓寨被俘的二千余人诱至龙山县城，全部杀害以邀功。魏源对此次暴行曾发出这是“坚贼党从逆之心，失朝廷招抚之信”的感叹！甚至被俘获的家属，上自八十余岁的老人，下至一两岁的幼儿，不论男女，一律斩首，无一幸免，真是残暴已极！
　　
    （二）以长阳为中心的白莲教起义
　　
    与来凤、龙山白莲教起义遥相呼应，长阳县的林之华在九州河，覃士辉在宗溪花儿屋场，覃佳耀在榔坪于同年二月率众起义。起义后各部义军在榔坪合营，覃佳耀、林之华率领一万五千余教民转移至地势险峻的黄柏山建立据点，组织营伍，封官委爵。覃佳耀为老营，林之华为中营，另分左右前后四营，设立都督、军师、先锋、提巡、提点等官职。与此同时，巴东县的对马山、马鬃岭、杨树坪，宣恩县龙马山的教首李登敖，恩施县的朱德洪，长乐县葛浦溪的土人兰光先、劳廷柱等先后闻风响应，揭竿而起。有的数十人，有的“众至数百人”，其中巴东县金镶坪起义的教民约一千余人，宣恩县龙马山李登敖率众多达四千余人。这些起义军，除覃佳耀、林之华部外，其余各部由于人数较少，力量分散，孤立无援，被清地方官兵纠集地主乡团很快镇压下去。
　　
    覃佳耀、林之华屯聚黄柏山后，在长阳县的查角石、秀峰桥等地，击溃数千清军与乡勇的进攻，并主动分路向长乐、巴东、归州（今宜昌）一带出击，以牵制清军兵力。同时，四川奉节县的白莲教进入利川县的长堰塘、楼子坝一带，与当地教民近两千人屯集，遭到奉节、恩施、利川三县清军和地主乡团的疯狂镇压。同年九月，楚抚惠龄，将军成德、观成，提督文图率领大量官兵围攻黄柏山，四川总制福龄领军从四川会合，湖广总督福宁镇压来凤、龙山白莲教之后，亦移师榔坪一带。清军有隘必守，层层堵围，又分兵三路进攻。覃佳耀、林之华部众依恃广袤百余里、冈峦丛阻的黄柏山天险，与清军对峙。而清军“兵力既分，亦难深入”，相持达半年之久，清军久攻无效。
　　
    第二年三月，威勇侯额勒登保率兵增援，清军向黄柏山发动全面进攻，“大炮昼夜轰击，声振数百里”，义军寡不敌众，突出清军重围，撤至鹤峰州界的巴叶山。这次战役义军伤亡很大，人员大量减少，于是他们改变策略，采取“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的灵活机动战术，在建始、长乐、宣恩、巴东、归州等地的崇山峻岭中流动作战，抗击官军。义军每到一地，都得到土家、汉族贫苦农民的支持。将军明亮上书说：起义军“所至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逼胁之人为之向导负运”，当义军由湖北建始到四川巫山的铜鼓包、平隆坝一带时，沿途乡民加入义军作战的达两三千人，足见义军深得民心。
　　
    八月，正当覃佳耀、林之华义军出没鄂西山区抗击官兵时，四川奉节教首杨秀漋、汤永礼两股义军合并，各聚众数千，进入利川县的五家坝等地屯聚。利川教首陈大朋、陈维新等率众活跃于石庄坪、鸭公头等处，牵制官军。杨秀漋、汤永礼又令王作金等潜赴恩施县境，联络恩施教首陈耀川等在木贡聚集千余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杨秀漋、汤永礼聚集万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攻至利川县南坪地区。
　　
    义军四起，清朝统治者极为震动，深感兵力不足，“不敷剿捕之用”，惟恐义军攻陷不到百里的施南府城与仅距四十里的利川县城，又怕这支义军与毗连不过一站之路的巴东县覃佳耀、林之华部连成一片。嘉庆帝再三下诏斥责四川总督宜绵：“身为总督，在彼剿办多时，毫无筹画，听任贼匪奔窜。又至阑人楚境，实属无能、无耻。”一面从直隶、山东、山西、江西、吉林、黑龙江等省调集兵力，一面大力组织地主乡团，用以弥补八旗、绿营官兵日渐腐败，丧失作战能力的缺陷，规定“所有绅士乡勇人等”，“择其尤为出力为首者给六品顶带，其余分外出力者酌赏七八品顶带”。于是，地主豪绅纷纷组织乡团，协助官军作战，追杀义军，或防守要隘，或保护城池，或为乡勇供应米谷，有的甚至“独捐家资，铸大炮送官”，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十月，各省官军云集鄂西，地主乡团助桀为虐，致使各地义军惨遭镇压，甚至一些无辜平民也被屠杀。当清军攻打假扮官兵、屯聚长乐县白溢寨的义军时，福宁竟下令，凡生擒义军一人者，“赏钱五千”。“兵勇相率捉平民以邀功，至营，皂白不问即杀之。”林之华战死于巫山县大茅田。覃佳耀率领部众复至长阳县的株里寨，旋又流动至归州之终报寨。嘉庆三年（1798年）春，覃佳耀、张正潮等义军首领被建始县地主豪绅俘获。土家族地区为时两年的白莲教起义，便在清军与地主乡团的镇压下完全失败了。
　　
    这次声势浩大、活动范围较广的湘鄂川黔边白莲教起义，从首领到部众，大多为土家族人，部分汉、苗贫苦农民亦相继加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却使清朝的封建统治受到沉重打击，迫使其不得不采取某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宣布蠲免恩施、利川等地两年的钱粮，对来凤、龙山有田产者酌情给予种子牛具，使其尽快恢复生产。这次斗争，土家族中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至今仍在土家族中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