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期

    第四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期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土家族
　　
    一、清末民初土家族地区的政治
　　
    （一）清朝的腐朽统治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土家族人民积极参加反抗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的斗争，清政府调集大量兵力前往残酷镇压。为了防止土家族人民的再次反抗，清政府在各府、州、县和重要的军事要地增派绿营兵驻防，同时严密保甲制度，并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进一步加强其反动统治。1856年，清政府下令加强土家族地区的团防，各府、州、县分别制定团练章程，根据自然村寨组织团练。规定年十八岁至五十岁之间身强力壮的男子充当团丁，无论贫富，家出一丁；由当地地主充任团总，负责清查户口，训练团丁。并且实行连坐法，“责成团清其团，族清其族，如一家有犯，九家同坐”。对于消极懈怠的团丁要“从重惩罚”。1905年，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裁革绿营兵，编练新军，先后在土家族地区建立警察制度，各县设立警务公所，妄图变换形式，以稳定其统治。
　　
    鸦片战争以后，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为支付给外国侵略者巨额的战争赔款，以及为镇压绵延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需要的浩繁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赋税，对全国各族人民实行残酷剥削。1855年，湖南巡抚骆秉章在省内征收厘金，在各地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遍设厘金局，对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无论大小贵贱，只要货物过境，全部征税；有的商品从原料到制成品要先后征税几次。各府、州、县为解决所需经费，也任意设局抽厘，敲骨吸髓。1892年，永顺知县因办大乡书院，经费无着，于王村设厘金局，征收商品过境税。其税以盐为大宗，油、碱次之。由四川途经王村运出的盐，每篓征税117文，入境的淮盐每篓征税70文；油一篓，碱一桶，各征收40文。征收厘金的结果，造成商品价格上涨，商人将这些额外负担转嫁到广大土家族劳动人民身上。
　　
    其他各项苛捐杂税也名目繁多。鸦片战争前，清廷在土家族地区只征收秋粮银一项，而且数额不大；鸦片战争以后，各种杂税逐年增加，仅四川秀山县的民间杂赋门户差就“日送新、日夏麦、日秋粮、日芝麻、日茶、日笋、日朝贡表笺、日月会费、日束惰、日助边镶、日户税，近苛敛矣”。1901-1909年的九年中，房契税正银一两征税由2分增加到9分，加重3倍以上。
　　
    夫马差役更是有增无已。凡官员往来过境，文武童生应试，都要向农民摊派差役，动辄需夫千名、数千名不等。“所当差者，均系无告贫民，竭蹙悲号，溢于道路”。土家族穷苦农民不但承担差役，而且夫谷夫钱也要由他们负担，“夫谷夫钱，有由一而累百累千者，小民不知不识，岁苦其供”。
　　
    清廷腐朽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辛亥革命前两三年间，广大农民抗粮、抗捐、抗税的斗争汹涌澎湃，席卷全国，因而清朝在土家族地区的统治更趋残酷。1909年，清朝派往永顺的新任知县，诬蔑对清政府腐朽统治不满的土家族人民为“匪”，竞扬言“非杀数万人不足以了此浩劫”，妄图实行血腥屠杀来阻止土家族人民的反抗。
　　
    （二）军阀混战及其黑暗统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支持下，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夺。从此，土家族人民又处于北洋军阀与当地大小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控制土家族地区的拥袁势力，在各县委任官吏，派兵驻防，并成立警备队，以加强对土家族人民的统治。他们在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下，纷纷组织团防。永顺县民国元年，由地主豪绅开会议定，将原保甲总局改为团务总局，各保设立团务分局，招募团勇，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
　　
    在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护国之役中，控制和盘踞在土家族地区的大小军阀，在“讨袁”的名义下，各树旗帜，纷纷宣布独立，实际上他们乘机攫取权利，扩大地盘，成为霸据一方的割据势力。这些大小军阀为了扩展实力，抢夺地盘，不惜大动干戈，相互厮杀，长期混战，弄得土家族地区岁无宁日。各股势力对永顺县的争夺，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1916年3月，张家界的罗剑仇率众攻入永顺县城，不久退出。绥靖镇营长孙炳炎领兵四百余人乘虚进驻县城，当其得知自称北伐讨袁军司令的田月卿率众千余人准备攻城时，星夜逃走，田月卿不战进城。不几日，尹桂卿亦率领百余人人城争夺，田月卿以尹桂卿私通北洋军为借口将其杀死。接着，僭称总司令的甘清平和号称统领的刘云山亦拥兵入城，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甘、刘以形势于己不利，又率众退出。于是，田月卿的势力逐渐强大，田趁保靖、桑植两县官员早已逃遁之机，派其弟田吉卿领兵攻打桑植，令部下杜标攻打保靖。甘清平、刘云山为雪田月卿威逼出城之恨，联合龙山县团勇，与田月卿军激战于钓矶岩，大战两昼夜，田军死伤惨重，溃退出城。甘、刘军尾随其后，田军逃走，甘、刘军复占永顺县城。田月卿投奔自称辰沅道尹兼湘西军政府总司令张学济，张即派乾城驻军团长姚忠诚、统领李必富前往永顺，攻打甘、刘，经过激战，甘、刘败退，姚、李军进入。1917年，绥靖镇总兵谢重光在姚忠诚军撤离时，立即率兵移驻永顺。不久，驻在辰州的靖国联军第五军司令林德宣以援助四川为名，图谋占据永顺，与谢重光的何之祯部激战于牛路河，林军败退，窜往桑植。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大小军阀及各股势力对永顺县城的争夺竞达七次之多。不仅如此，湘、鄂、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区，是四面交通孔道，因而成为北洋军阀和湘川黔滇等地方军阀激烈争夺的重要地区，以致军队往来穿梭，名目繁多。“其时统兵各员，随时设立名目：日游击、日队长、日司令，与一切护法、靖国、讨袁……诸军难屈指数。且来去无常”。
　　
    长期的军阀混战弄得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的土匪随之日增。他们打家劫舍，横行乡里，“甚者结党成群，名日拖队伍；掳人勒赎，名日捉肥猪；焚烧屋宇，名日扯红旗；骚扰地方，名日吃招待”。但是，这些为害甚烈的土匪却成了大小军阀重要的兵源。他们官匪勾结，相依为命。各派军阀专以收编有枪支之股匪为能事，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而土匪亦藉受招安为护符，到处搜逼枪支。因此，兵匪实属一家，今日为匪，明日即可为军。
　　
    各派军阀经过长期的激烈混战后，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暂时减少冲突，彼此妥协，议定在各自割据的范围内建立防区。酉阳、秀山、黔江等川东地区归石青阳管辖；争夺湘西的军阀张学济驻扎沅陵上游及辰溪等地；凤凰、乾城、麻阳等地归田应诏管辖；永顺、龙山、保靖、桑植由林德宣占据；进攻四川败北的北洋军阀皖军吴光新部则盘踞鄂西。这些军阀在各自割据的防区内，不仅控制财政，横征捐税，派差拉夫，而且所有行政、司法、教育等权都为其掌握。贪得无厌的军人深知防地的重要，懂得防地是军费的主要来源，有了军费，就可以不断扩军，随着军事实力的扩张，就能够以战争手段扩大防区，以致相互混战，干戈不休。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人们的乡土观念，建立效忠于自己的“子弟兵”，以亲属、同乡、同学掌握军队各级领导大权，结成封建军事集团。他们之间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往往彼此勾结，互相利用，一旦利害冲突，便翻脸无情，互相火并。
　　
    1911-1919年间，由于军阀混战不息，土匪横行无忌，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政治异常黑暗。如永顺县，在民国初年，时而裁县留府，时而裁府留县，建制不定；已经建立的府议会也因军阀的干扰而时立时散，成为“尚无定制”的状态。
　　
    各派军阀可以随意任免官吏，控制地方政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巧立名目，增加赋税，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土家族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1912年，湖南省议会以人民有纳税的义务为名，将清朝时在湘西采买的大量兵谷改为田赋，并停发采买银两，因此，农民的田赋负担急剧增加。永顺县政府规定：不按期交纳田赋者，以三期为限，每限以二十天为期，“初限者，每石加钱六十文，二限倍之，三限又倍之”。1914年又增加警备队、警察所、劝学所、守城营兵等附加捐税，与田赋一起征收。
　　
    1917年，仅湖南省长公署统计的永顺、保靖、桑植、张家界、龙山五县，每年征收的赋课竟高达2682万元。
　　
    此外，养兵费用及一切差役都由农民承担。频繁的军队往来，延续不断的混战，更是殃及商民。凡军队过境，都要向商民勒索招待费，或强迫代为筹集各项捐款，“自民五以后，攻城劫寨，习为常故，腰弹肩枪，俨然军队，犹复大张旗纛，或称北伐，或号讨袁，筹款捐货，无虚日月。政府中无计收拾，强事招安，卒之，此扑彼兴，为祸无已”。
　　
    那些驻扎一地的军人，更是如狼似虎，贪得无厌。张学济部团长向泽南驻防永顺县上下榔保时，“括财巨万，地方不堪其扰，土人赴辰诉者众”。张学济深恐于己不利，被迫密派李达武以筹划军情为由，将向诛掉。而李的贪婪较向尤甚，他把向所括巨万资财大多据为己有，并将永顺城附近的老校场、新校场、火药局、协署前后基地等官地，以武力相威胁，勒民分买，所得钱财尽入私囊。
　　
    把持地方权力的官僚、军阀还滥发纸币，肆意搜刮，大发其财。1912年，永顺知府连培基利用市面流通的官铸典钱和私铸市钱的区别，一面下令禁用市钱，一面派亲信强迫商民用市钱兑换典钱。当市面上流通的典钱日渐减少，市钱大量贬值时，又迫使商民用典钱兑换市钱，“往来盘剥”，利人私囊，商民深受其害。军阀张学济私设湘西银行，滥发纸币，不能兑付。当时仅仅湘西银行发行而流通市面的纸币就有湘西债票28万元，湘西银行银元票约120万元，铜元票20万串之巨。1918年，湖南银行发行的银元票、铜元票等各种纸币，因不能兑现，币值仅为票面的千分之四五。1919年春，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时，以整顿金融为名，令自己开办的裕湘银行发行纸币，又发行以五年为期的“惠民储蓄票”，不到几个月，张即败走，这些货币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以致“产业破产，商业停顿”。
　　
    长期的军阀混战，黑暗的政治统治，给土家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兵匪猖獗，无时不有，无处不遭蹂躏，成为当时最大的灾害。商业凋敝，市场时闭时开，物价飞涨日甚一日。农村田园荒芜，户口凋零，广大农民无法生产、生活。一遇歉收，粮价上涨，斗米千钱，贫苦农民只有靠挖蕨打葛，甚至剥树皮、草茎为食，生活极其悲惨。
　　
    一、帝国主义侵入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解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逐步深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无不牵动着湘鄂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区，使土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很大变化。
　　
    （一）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
　　
    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先后将汉口、沙市、长沙、重庆、岳州、万县等城市开设为商埠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随之相继运至土家族地区倾销。资本主义国家商品侵入土家族地区，主要由长沙沿湘江，经常德、津市、沅陵至湘西；由汉口、沙市、宜昌、万县等通商口岸至宜都，经清江至恩施、宣恩、利川等地；从重庆顺长江而下至涪陵，溯乌江而上至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一带。清文宗咸丰末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已经销售至来凤等地。
　　
    1861-1911年间，销往土家族地区的洋货主要有英、美、德、日等国的棉布、棉纱、呢绒、煤油、肥皂、火柴、香烟、快靛、碱、五金等商品。以棉纱为例，常德是湘西的贸易中枢，棉纱集散的重要市场，由岳州关进口的洋纱，其中7/10运集常德，分销于沅江上游及常德附近各县。沅江上游的销售市场中有永顺府城、王村，保靖县的隆头，龙山县的洗车、里耶等地。湖北的施南府，来凤县的卯洞，四川酉阳的龙潭、秀山的石堤，湖南花垣的茶峒等处，都是常德洋纱分销的市场。据统计，1900年岳州关进口洋货棉纱573担，价值14800余关平两，到1914年进口棉纱猛增至58 398担，价值1463600余关平两，15年间增加了100倍。1900年前后，宜昌进口的洋纱成倍增加，其中英国纱从1900余磅增至2 600多磅；日本纱由28000余磅增至141000多磅；来自印度的棉纱增长也很迅速。另据《湖北全省实业志》记载：1918年由汉口运至宜昌、沙市等商埠的外国商品，有洋布13万余匹、棉纱16万余担、洋靛5900余担、洋碱46800余担、煤油478万加仑、香烟26.9万余支、火柴20多万格罗斯。这些洋货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倾销到施南府属各县。
　　
    此外，英国还于清光绪末年在永顺县设立邮政支局，直接操办邮政事业。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日益深入，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逐年大量倾销，土家族地区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遭到破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永顺县的土家族人民原来多穿自种、自纺、自织的土布，并以多余的土布供应附近各县，甚至远销外省。自从英国、日本的洋纱、洋布倾销以后，手工业者受到沉重打击，土布渐渐失去销路，产量日渐下降，一些家庭手工业和手工织布工场相继被迫停产破产，永顺由土布的输出县一变而为纱布的输入县。
　　
    土家族人民利用山田隙地种植而供自己染布的土靛，是湘鄂川黔边地区的有名土产之一，由于德国、日本快靛的输入，染坊多购快靛，土靛受到排挤，种者顿减。
　　
    土家族的黄蜡、白蜡生产具有悠久历史，产品向来外销各地，但由于洋蜡的输入，土蜡的销售市场逐渐被洋蜡占领。此外，英国烟草公司的卷烟在土家族地区亦甚畅销，致使烟叶的种植逐年减少。
　　
    （二）大量掠夺原料
　　
    帝国主义国家在大量倾销商品的同时，又大肆掠夺廉价的原料。土家族地区久负盛名的桐油、茶叶、木材、药材等土特产，成为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其中以桐油为大宗，茶叶次之。土家族地区是我国桐油的重要产地，其中以四川秀山的桐油最为著名。过去桐油并不出口，国外销售有限，自从外国人发现桐油可作油漆后，就大批掠夺运走，畅销欧美。
　　
    1885年汉口开设商埠后，英美等国即设立炼油厂，各地商人鏖集土家族地区。清光绪年间，仅湖北、江西等省商人，就在秀山县设立八个大商号，专营桐油生意。中国商人收购桐油，转运汉口，售于外商，加工提炼后输往英美。1899年岳州开为商埠，1904年长沙开为商埠后，两地成为湖南桐油出口的重要集散地。1911年，’全国各关出口桐油数量中，由长、岳两关出口者就占15.58%，仅岳州关每年报关出口的桐油都在30万担以上。在长、岳两关的出口桐油中，湘西的桐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外国侵略者为了掠夺更多的桐油，英国还在常德设立安利英洋行，专门经营桐油，自此常德、津市两地就成为沅江流域和澧水流域的桐油集散市场。
　　
    位于长江沿岸的万县，1915年开为商埠后，即成为货物集散的中心。美国在万县设立美孚油行，专门收购桐油和销售煤油。长江以南的恩施、利川、咸丰、宣恩、鹤峰、五峰、巴东、石柱等县出产的桐油，都集中于宜昌、万县外运。1918年，万县关的贸易价值为558万余海关两，其中以桐油输出为大宗商品。酉阳、秀山、黔江等县的桐油，主要集中于当地乌江入长江之口的涪陵，然后2/3的桐油运抵万县，1／3运至重庆。据《四川桐油贸易概述》记载：涪陵“集中内地如酉、秀、黔、彭等地之油，以运渝、万两埠出售者，年达四至七万担之巨，实为四川桐油之一大转口市场”。此外，酉阳、秀山、黔江等县的桐油，还途经湘西，集中于常德、津市两市场，数量也相当可观。
　　
    桐油虽然畅销国外，但土家族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桐油的价格操纵在汉口、万县、常德等地外国洋行之手，完全受他们支配。外商往往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大量的桐油，从中攫取暴利。1892-1911年的近二十年间，湘西的桐油一斤仅值60～80文，与煤油的价格相等。本来桐油的价值要比煤油的价值高得多，而帝国主义国家正是通过操纵价格，以不等价的交换形式来掠夺和剥削土家族人民。民国初年，国际市场对桐油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修筑铁路不断增多，油漆车厢所需桐油量很大，因而桐油的价格开始上升，每斤售价600文，高出同期煤油价格的两倍。
　　
    茶叶是土家族地区大宗土特产品之一，其中以鹤峰、古丈的茶叶品质最佳。清光绪初年，广东商人已抵达鹤峰州，在五里坪开设泰和合、谦慎庄号，专营红茶，运至汉口，转售外商出口，被“洋人称为高品”。帝国主义国家的商人采取惯用的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尽量压低茶叶的价格。1892年春，湖南因为气候失调，红茶受病，输出的茶叶偶有参差，英商就借故挑剔，趁机压价，湖南茶商被迫减价出售，结果湘茶“亏本一百余万两，洋人大获其利”。1893年，英商又以垄断茶价的办法，弄得“华商无计可施。……湘商又亏本一百余万两，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
　　
    在帝国主义的压榨下，我国茶商束手无策，深受其害；但茶商又以压价收购的形式将损失转嫁到茶农身上，致使茶农所受剥削更为严重。属于湖南茶区之一的湘西，各族茶农、茶商均在受害之列。
　　
    （三）鸦片的普遍种植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作为英国侵略者的特殊商品的鸦片烟，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一道侵入土家族地区。到了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土家族地区鸦片的种植已较普遍。在酉阳州，因鸦片“得价甚昂贵，故乡村篱落皆遍植之”。但是，腐败无能的清廷对毒害各族人民身心健康的鸦片不但不严加禁止，反而在土家族地区及其附近地带遍设厘卡，征收鸦片税，作为重要的财源。以川东地区为例，1861年，清政府即在涪州设土厘局，并相继在彭水县和酉阳州交界的两河口、酉阳州境内的龙潭场、黔江县与彭水县接界的郁山镇、石柱厅境内的杨渡溪和乌举镇、北堤场等地，设立土厘局，征收鸦片烟税。仅涪州土厘局一处征收的鸦片厘金，枯年约3.3万余两，旺年达4.6万两左右。
　　
    一些地主富商也把经营鸦片作为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在涪州开设的福大祥、合成、徐均福、祥丰厚等鸦片烟庄，将酉阳、秀山、黔江等地收购的鸦片，委托外商运输，从中大获暴利。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鸦片作为增强实力、扩大地盘、中饱私囊的最大财源。长期占据川东、鄂西的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盘踞湘西的军阀张学济、田应诏，各在自己的防区内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川东道尹黄复生还派员四处劝种收捐。于是，鸦片的种植在土家族地区更加泛滥，其中尤以酉阳、秀山、黔江等县最为严重。鸦片的运销都由大小军阀直接操纵控制，并巧立烟苗税、印花税、启运税、过境税、出售税、内销税、红灯税、附加税等名目繁多的捐税，进行勒索。特别毒辣的是，他们对不愿种植鸦片烟的农民还要课以“懒税”，或者加倍征税。农民如若只种粮食作物，不种鸦片，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如明年再不种鸦片，则应完五年的税。在这种高压强制手段下，土家族农民被迫不得不把大量的良田沃土改种鸦片。
　　
    鸦片的广泛种植给土家族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锐减，不能自给，每年依靠外地输入米粮，整个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各种名目的烟税，使得土家族“人民所收烟土不够交纳捐款，一时告贷无门，有的卖耕牛，典青苗，售房屋，嫁妻鬻子，有的个人自杀甚至全家自杀”。
　　
    （四）商品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大量倾销，破坏了土家族地区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使一些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农民与城镇手工业者逐渐趋于破产。一些农民在被迫放弃家庭手工业生产后，为购买日用工业品，不得不出卖部分农副产品作为交换，使农业生产和商品市场日益密切联系起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商品侵入土家族地区的初期，由于山高路险，交通不便，洋货时断时续，传统的手工纺织业仍能在洋纱、洋布有时未至的间隙中缓慢发展。土家族妇女利用农闲时间纺纱，“城乡四时，纺声不绝。村市皆有机坊，布皆机工为之。每遇场期，远近妇女携纱易棉者，肩相摩，踵相接也”。来凤县的手工业者不但能织染“斑然可爱”的各色花布，而且还能以棉线织成．染有花纹的线毯，利用牛毛作原料织成牛毛毯，在市场上出售。清朝末年，随着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和倾销，土纱、土布失去销路，市场被洋货占领，土家族地区的手工纺织业才逐渐衰落。
　　
    但是，由于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包装商品所用的纸张随之增多，却又刺激了手工造纸业的发展。永顺、恩施、利川、咸丰等县的土家族人民就地取材，利用树皮、稻草为原料，土法造纸，售予商人，以供包装货物之用。永顺县的外白砂保、白羊沟、穿洞、老羊沟等地的纸厂造的土纸，多销往保靖等县。长阳县民间集资建立斗方纸厂、皮纸厂，斗方纸厂雇佣40余名工人，年产纸20多万块，值洋近2万元。
　　
    桐油、茶油、茶叶和药材等土特产品的大量出口外销，规模不大的手工榨油厂和茶叶加工厂也不断建立起来。同时，装运货物箱、桶、筐、篓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因而刺激了木、竹手工业的发展。咸丰县利界坪的木工技艺很高，所制木桶不用木屑，盛油经久不漏。这些手工行业是适应帝国主义大量掠夺原料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成为洋行买办的附属加工厂。
　　
    生产铁质农具和生活用具的手工铁器业也有发展，咸丰县丁寨的铁工还能仿照新法制成极快的后膛枪。1919年，永顺县建立了粗具规模的综合性的工艺厂，内设制造枪支、修理机件的机械部，织造布匹、裁缝衣袜的缝纫部，雕刻图记、石印书表的印刷部。因为资金不足，时办时停，以后华洋筹赊会虽将3 800元拨给该厂，又再事募捐，筹集资金，大有重新兴办之势，结果又复停顿。
　　
    在清末洋务派“求富”的思想影响下，土家族中的一些地主、富商自筹资金，集股合办，或与重绅合办，开采当地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同治年间，永顺县龙家寨田姓在二湾界试采铁矿，“常获厚利”。建始县招商在紫密等洞开采硝矿，每年可产净硝3万余斤，销售施南府属六县，银匠铺户所需用硝，不必再从河南、湖南等省购买。秀山县开采的丹砂，各“厂户贩运出境，岁利几万金”。有的厂户将丹砂“蒸液成水银，利亦二三千金”。陈际台经营的砂厂，大获其利，“未数年，成富室”。到了光绪年间，煤、铁、铜、铅、锑、金等矿产资源的开采更趋活跃。鹤峰州经招商局奏准，招商集资于九台乡设局，开采铜、铅，不久就见到成效。永顺县白砂保大胖山的铁矿、车溪洞山的锑矿，商民集股开采，但因技术落后，铁的质量不高，或因矿藏量少，无利可图，才没有办下去。1906年，古丈坪厅“将旧空存的种植局改称矿务疏河植局”，命城千总向天爵为总经理，把总陈季春负责经营，金矿由官办，煤、锑由官招股合营。其招股办法为：山主以矿山作股份入股，不愿入股者地皮凭公作价；商股以五千文为大股，一千文为小股，大股先招六十，小股先招二百；获利按股分红，股票可以自由买卖。先后在古丈坪厅开采门槛岩、洞坪的金矿，鸦角山的铁矿，三道河的煤矿，古牛岩的锑矿。由于清朝官吏颟顸无能，滥用人员，经营不善，在三道河采掘三个月未见出煤。而集股商办的古牛岩锑矿，所掘锑矿每吨可值银三四十两至五六十两。1916-1918年，由商人集股的民信、建华等公司，在鹤峰县望水台，建始县六大拐山，咸丰县的大茅坡、茶园沟、孙家坪、天宝仓，巴东县万户沱等地，开采锑、铅、铜矿。
　　
    在农村商品经济中，除桐、茶、漆、五倍子等大宗出口外销的商品发展较快外，养蚕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过去土家族不事养蚕，即或养蚕，数量也极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家族农民利用农闲时间植桑养蚕日益普遍。古丈坪厅的土家、苗、汉等族人民从长沙等地购买桑株，在房前屋后种植，扩大养蚕的饲料来源，“近城养蚕者十室六七……每斤值一千五六百文”。“本城罗依溪民间桑叶，从前任人摘取，近须以盐数斤易叶，渐知贵重”。四川酉阳过去养蚕农户极少，“近则渐多，所织生丝亦甚坚韧”，“如州南鹅池一带之釉，可不亚于川釉”。此外，有些农户种植木棉和蜡种，放养蜡虫，亦能获利。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土家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汉族商人接踵而至，贩运大量的日用百货至土家族地区销售，然后收购土特产品运出境外。在来凤县，“商人列肆，所卖汉口、常德、津沙二市之物不一，广货、川货四时皆有，京货、陕货亦以时至”。商业日渐繁盛，散处各地水路交通要冲的农村集市贸易十分活跃，除定期的集市、圩场可以交易外，在各重要城镇还有不受期场限制，每天都可互通有无的“百日市”。同时，在各县之间的边沿地区还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集市，如恩施、利川与咸丰县的交界处新设了三星场，利川与咸丰交界处新设了八家台场。
　　
    每逢赶场，土家族农民即到附近的集市、圩场出售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及畜产品，购买生产工具和布、盐等生活必需品。农村集市无论大小，交易都很活跃。古丈坪厅的清吉场，每到旺季开市，参加交易的土家、苗、汉等族群众“日有千余人”。
　　
    在商业中，无论是开店设铺的坐商，还是往返于各处集市的行商，绝大多数都是资本不多、经营品种有限、本小利微的小商。但是，适应帝国主义掠夺原料的需要，也出现了一些资本比较雄厚，专门经销桐油、茶油、茶叶、木材、药材，囤买囤卖的富商大贾。古丈坪厅的三傅、冶城等油商，一年的营业额收入达数万金。鹤峰州的泰和合、谦慎安则是以专营红茶的富商。这些巨商多系外地的汉人，土家族中的富商则为数极少。
　　
    商人贩运出境的大量土特产品和入境的各种商品，能否获利，获利多少，其价格直接受常德、岳州、汉口、万县、涪陵等地的外国洋行及其代理店的支配。外国洋行及其代理人往往以压价的手段收购土特产品，而将销往土家族地区的洋货抬高价格转售于商人，致使商人获利甚少，以至有时无利可图。永顺县的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取获得较多的利润，对外国洋行及其代理店任意压价或抬价的行为进行了斗争。他们联合在常德设立进出货物交易总代理员，“以监督代理店之买卖，或取消代理店，而为货栈之设置。庶几出口货可获相当利益，而入口货可得减少其高利”。
　　
    随着商品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土家族地区各县城及重要贸易集镇相继出现了各种行会组织。这是各行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了维护本行业的利益，避免来自汉族地区的商人独专其利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缝衣服的有轩辕会，木匠有鲁班会，鞋匠有孙膑会，铜铁匠有欧冶会，  “一切匠作，莫不有会”。这些行会组织，是由各行业的手工业者及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都有严格的行规，对那些违犯行规的手工业者，行会照规给以处罚。但是，随着大量手工业者的破产，行会组织也逐渐解体。
　　
    清朝末年，在各种分散的行会组织的基础上出现了统一的商会。商会的出现，对保护土家族地区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利益起了一定的作用。“近年商会萌芽，收买漆、倍，本地商民亦能分利者”。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军阀长期混战，土家族地区成为湘、黔、川三省军阀相互争夺的重要地区，进出货物顿显停滞；军队往来，派款索捐，各地商会忙于招待筹款，致使商业日益萧条，“故一遇风潮，即便闭市”。
　　
    （五）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农民的破产
　　
    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使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企业和商业；但是，由于土家族地区处于湘鄂渝黔四个地区交界地带，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因而封建经济仍然占有优势。农村中的大部分良田沃土都为地主阶级所有。地主阶级利用自己占有的大量土地，出租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或者自己直接经营部分土地，采取地租、雇工和放高利贷等形式残酷地剥削农民。
　　
    地租主要以实物为主，一般以当年产量计算，地主与佃户按“四六”或“对半”分成；有的在“对半”分的原则下，地主还要从佃户所得部分“逢十抽一”，有的甚至高达“六四”分的。此外，还有“死租”与“活租”之分。“死租”是指“定额租”，即不管每年收成丰歉，甚至颗粒无收，佃户都必须向地主缴纳固定数量的地租，活租系租佃双方以每年的实际产量确定租额。不论哪种地租形式，都是以对地主阶级有利为前提条件的。
　　
    地主阶级除进行高额地租剥削外，还兼放高利贷，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贫苦的土家族农民一遇天灾人祸，生产生活发生困难，便被迫向地主借债；地主即乘人之危，钱以年息十分之三的高利，粮以十分之五加息，盘剥农民。有的农民借债到期无力偿还，不得不忍痛将自己仅有的田地和房屋折价还债，“良伺借谷磊（疑为累）利无已，动至一二斗谷折算及于房屋”。每遇荒年，地主阶级便囤积粮食，任意抬高粮价，大肆聚敛财富。
　　
    掌握农村保甲权力的地主豪绅，还利用采买“兵谷”之机坑害农民。清政府历年拨出专款，用以采买兵谷，由地方官吏交给保正按亩征购。但是，此项银两多被经管采买的官吏和保正贪污中饱，农民交售粮食从未得到分文粮价。每当采买兵谷时，保正、豪绅横行乡里，趁机敲诈勒索，“甚至拘押欠户，勒出保费多于欠数十倍。民间大罹剥削，众论沸腾”。农民“因而倾家败产，不一而足”。
　　
    洋货的不断进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地主阶级扩大财富的贪婪欲望。有些地主利用土地剥削所得，投资办工厂，开矿山，或者兼营商业；同时又以办工矿业或商业的利润，大量购置土地，使土地愈来愈集中于封建地主手中。如清光绪年间，龙山猛西湖的地主向仁丰家，原来只有一千多担租谷的田土。他的儿子有的经营米粮、桐油生意，有的做官，到了光绪末年，其购买、兼并的土地，高达年收一万多担租，龙山县的他砂、八渡、召寨、猛西等地的土地，大多数都为他家所有。其他像雷万代、陈开弟等拥有两三千担谷的地主也有增加，而广大农民则纷纷失去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