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简史——土家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二节　土家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时土家族的英勇斗争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英国对我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慨。当英国侵略军封锁珠江口，企图进犯广州时，担任三江口副将的鹤峰州土家族陈连升从澳门调往沙角炮台驻守。沙角、大角两炮台是从海路进入广州的第一重门户，陈连升抵达沙角炮台后，率领官兵修筑工事，加强防御，“昼夜梭巡，夷不敢近”。他与驻守虎门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再三请求清廷增派兵力，加强防守，而腐败无能的清廷却将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的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另派主张妥协的投降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中英交涉。琦善到达广东后，竟将林则徐派在沙角驻守以防敌人后袭的800百官兵撤走，并撤除珠江防务，遣散水勇乡勇，以讨好英国侵略者。陈连升对琦善的妥协投降活动极为愤怒，每到夜半“辄大呼起，秉烛达旦，不能寐”。
　　
    琦善的卖国行径，更加助长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841年1月初，义律率领英军突然向沙角、大角炮台发动进攻。英军大小舰船20余艘，从海面轰击沙角炮台，2000多侵略军由穿鼻湾登岸，蜂拥上山，从后面袭击。面对超过自己兵力5倍以上的英军的前后夹击，陈连升毫不畏惧，镇静自若，指挥楚兵600余名英勇抗击。从后山进攻的英军被埋设的地雷炸死数百人，陈连升又指挥官兵以扛炮歼敌二三百名。但是，这时防军火药已消耗净尽，大炮无法发射，又无援兵，在英军节节进逼的危急情况下，陈连升父子手执弓箭，射杀英军二三十人，“矢尽短兵接，又杀数逆”。战斗至为激烈，由于寡不敌众，陈连升不幸中弹，其子陈举鹏见父受伤，“提戟大呼，左右戳杀数夷”。陈连升见大势已去，沙角炮台即将失守，急命其子及千总张清龄突围。陈举鹏宁肯战死沙场，也不愿突围求生，仍然继续坚持战斗，最后投海身亡。陈氏父子英勇善战，杀伤英军最多，英军占领沙角炮台后，兽性大发，将陈连升的尸体剁成碎块，以示报复。陈举鹏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甚至连英国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英勇的青年，看见他的父亲已死，自己没有受伤，不肯投降，情愿跳人海中”。在沙角炮台战斗中，陈连升父子充分表现出土家族人民为维护我国领土完整，反抗外国侵略者，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爱国精神。
　　
    英军占领沙角、大角炮台后，又大举向广东进攻。清道光帝为了维护“天朝”的体面，下令宣布对英作战，并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从各省调集兵力。镇箪镇总兵祥福带领有土家、苗等族参加的官兵600余人（其中包括保靖营兵100人），前往距广州60里的乌涌驻守。但是，昏庸无能的杨芳不做战斗准备，认为英军所以船坚炮利，其中必有“邪术”，于是命令地方保甲遍收民间马桶，载于木筏之上，名之为“以邪制邪”，企图以此“妙计”抵御英军。祥福带领镇箪兵到后，认为杨芳的这种“妙计”等于送死，立即命令官兵，招募乡民在田中开沟，既可隐兵防守，又可出沟进攻，积极进行战斗准备。同年3月，英军向乌涌进攻。英军从军舰上先发一炮，以探虚实，见岸上无人，遂蜂拥上岸。祥福指挥镇箪兵出沟反击，经过激烈战斗，打退英军进攻，击毙英军200余人。英军见镇箪兵火药已尽，又发动进攻，祥福阵亡，官兵死伤100余人。这时，增援的200余镇箪兵赶来，用鸟枪击毙英军数十人。但我军伤亡不少，被迫且战且退，乌涌失守，英军长驱直人，进逼广州城郊。乌涌之役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朝官僚的颟顸无能，对这次战役的失败负有直接责任的杨芳遭到人们的咒骂。当时有人赋诗：“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对昏聩愚昧的杨芳进行无情的嘲讽。但是广大土家、苗、汉等族官兵，为保卫祖国领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爱国热忱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挽救民族危亡。当义和团反帝斗争的烈火在华北平原、运河两岸熊熊燃烧起来以后，天津人民也很快行动起来，投入战斗。4月12日，俄、英、美、法等国舰队聚集大沽口，再次向清政府发出通牒，扬言两个月之内，不能镇抚义和团，各国就要联合出兵镇压。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威胁，已被擢升新疆喀什噶尔提督的湖南乾州土家族罗荣光，义愤填膺，请求清廷留守大沽口，保卫海防。罗荣光留守大沽炮台后，激励官兵，积极备战。6月16日，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代表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胡说中国军队守卫大沽炮台，对他们联合镇压义和团“实有不便”，并无理要求中国守军于17日清晨交出炮台。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罗荣光，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立即召集炮台官员，慷慨陈词：“人在大沽在，地失血祭天！”表示与炮台共存亡，誓死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动员官兵严阵以待，沉重打击侵略者。17日凌晨，俄、英、日、法等国军队在基利杰勃兰特的指挥下，悍然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罗荣光镇静自若，指挥爱国官兵开炮猛烈还击，击伤敌舰1艘。他身先士卒，亲自开炮击毁“机略克”号敌舰。经过6个小时激战，共毁伤敌舰6艘，打死打伤侵略军260余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大沽炮台失守，罗荣光以身殉职。
　　
    二、反对外国教会，保护民族权益
　　
    外国教会及传教士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早在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天主教的触角就已深入至巴东县的细沙河一带，当地居民已有私信天主教的。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依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炮舰为后盾，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争先恐后地窜入土家族地区的穷乡僻壤活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家族地区的各县城和重要集镇，大多耸立着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法、英、美、比利时、西班牙、芬兰等国传教士的足迹几乎遍及城乡。仅永顺一县，县城设天主教总堂，教会学校2所，医院1所，集镇与农村设支堂、讲堂竞达10处之多。他们以教堂为据点，手捧《圣经》，披着“慈善”的外衣，收集情报，干涉内政，侵犯主权，包揽诉讼，霸占田产，进行文化侵略，挑拨民族关系，为资本一帝国主义在土家族地区建立殖民统治效劳。他们网罗的教徒，多是恶霸、地痞流氓等无赖之辈。这些教民依靠教会的势力，挟持官吏，横行乡里，欺压善良，鱼肉人民。外国传教士的种种不法行为，激起了土家族地区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甚至一些富绅、地主和清朝地方官吏也因教会的势力威胁着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愤懑不平。自清同治初年起，土家族地区接连不断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教会斗争。
　　
    （一）酉阳教案
　　
    同治元年（1862年），天主教川东主教范若瑟（法国人）派遣邓司铎到酉阳传教，并在距城二十里的小坝置买田地，修筑教堂，名日“公信堂”。这个传教士在酉阳州大肆网罗“不安本分”的地痞流氓之徒入教，以教会为护身符，横行乡里，任意欺压农民，“以致民间积愤不能平，因怨成仇”。这些教民还到处寻衅，随意借机制造讼案，“必与平民缠讼不休，甚至将有作无，以轻为重。平民因而怨恨者，比比皆是！”群众与教会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酉阳州的土家、汉族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在同治四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酉阳教案。这年的春节期间，刘胜超、刘慎德、张沅、杨胜钧等相约拆毁“公信堂”和为恶多端的教民房屋；接着，酉阳州城的数百土家、汉族人民，在富绅冯仕银、张佩超和宋文选、张玉光等督率下，拥至城乡教民各家，捉拿教民，逼令背教；冯文愿等复率多人，拆毁经堂，打死窝藏传教士的店主何魁。教民再三控告，知州概悬不理。至7月，群众情绪更加高昂，斗争愈益激烈，人们张旗执械，列阵对垒，在州衙门前公开悬挂牌示，各街居民“传闹如狂”。土家族冉从之（又名冉老五）率众拥至城隍庙，将前来“抚慰教民”的法国传教士冯弼乐殴伤致死。
　　
    教案发生后，清廷极为震惊。法国公使柏尔德借机再三施加压力，恫吓威逼。媚外屈膝的清廷遂下令，将拖延办案的两任酉阳知州董贻清、邓清涛撤职，摘去顶带，责令川东道道尹锡佩负责办理此案。锡佩秉承清廷的旨意，残酷镇压，将张佩超、冯仕银、冯文愿等押解重庆审讯，并先后缉捕冉从之等多人。同治六年，冉从之惨遭杀害，与此案有牵连的其他人，有的被杖责，发配充军，有的被判处徒刑；清廷并赔偿银8万两，罚富绅张佩超银2万两修复教堂，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教会斗争被清廷残酷镇压下去。
　　
    清廷在处理这次教案过程中屈膝媚外的可耻行径，更加助长了传教士的嚣张气焰。法国传教士利用勒索的巨额赔款，复于酉阳扩建教堂，并在教堂附近修筑碉堡，建立炮台，组织武装防守。倚仗洋人鼻息的不法教民更是有恃无恐，横行无忌。毛坝场居民何大发因屡被教会逼迫入教不从，多次被教民殴打，并强令其杀猪持款，到教堂赎罪。何家已成熟的庄稼被教民全部践踏，家中财物被教民抢劫一空。何大发忍无可忍，将不法教民告到州府，法国教士横加干涉，致使不法教民逍遥法外。以后刘明钊等纠集百余教民，两次血洗何家，残杀其父何天贵等20人，并将其妻轮奸致死。何大发家破人亡，不法教民则有法国传教士的庇护，得以“祸免无恙”。另有不法教民王学鼎等一次诱杀乡民22人之众。而慑于教会淫威、“平时词讼多听从教士意旨”的酉阳知州胡圻，对于如此重大的人命案件，竟然置之不理，不加追究。1865年酉阳教案中，被指控牵连的火垭乡富绅张佩超，因认罚银2万两，分年缴清，而被释放回家。1867年4月，当张正在筹措银两时，不法教民张天兴等纠集众徒，突至其家，以索款为名，强奸妇女，杀害雇工吴昌林等3人，抢走银万余两及其他财物，并将其子张玉光捆绑，扭送重庆监禁，死于狱中。法国传教士和不法教民的种种暴行，以及清朝地方官吏的软弱无能，激起酉阳州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怒，从城镇到农村，群情激愤，一触即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治七年(1868年)冬，教民龙秀元仗势逼迫乡民朱永泰退婚，大肆抢劫财物，焚毁民房。民团首领何彩目睹外国教会和无赖教民血腥屠杀无辜平民，加之其母被龙秀元捆殴受辱，积愤难平，遂率领民团和群众，拆毁火石垭教堂，爆发了第二次酉阳教案。这次反教会斗争，得到酉阳州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土家、汉族人民踊跃参加，被逼得家破人亡的乡绅张佩超和一些爱国士绅竭力赞助。次年年初，何彩又约集刘幅、曾占鳌等，率领团民再人州城，救出因和教民涉讼而被拘押的革职武生杨祯庭，共同“打教”。州城人民群起响应，围攻教堂，与教会武装开展激烈搏斗，双方死伤数十人。被救出的杨祯庭满腔怒火，挺身而出，打死法国教士李国（又名李国安），愤怒的群众将教堂烧毁。在短短的时间内，反教会斗争的烈火燃遍酉阳城乡。毛坝场、苏家河等地的群众纷纷响应，烧毁教堂，严惩那些作恶多端的不法教民。
　　
    这时，腐败无能的清廷立即下令解散民团，革除事先未能驾驭、事后又弹压不力的酉阳知州胡圻职务。纸房溪华籍教士覃辅臣趁民团解散、群众手无寸铁之机，率领教堂武装，突然袭击，残杀无辜平民200余人，伤600余人，“内有肢解、烧灼、轮奸之惨，不忍言者”。这次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罗淑亚极尽恫吓讹诈之能事，他撇开清朝办理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自己带着兵舰，由天津到上海，经南京、九江等地，到达汉口，要求赔款、“惩凶”，扬言要自行人川“查办”。法国传教士乘机火上加油，无理要挟，要求清政府对“查办”不力的地方官员“从重治罪”。在法帝国主义分子炮舰威胁下，清政府急忙派湖广总督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人川“查办”。李鸿章奉行“以服洋人之心”的媚外政策，不惜损害国家主权，只求迅速了结此案，以免洋人借为口实扩大事端。李鸿章为了讨好洋人，下令将参与反对外国侵略正义斗争的首领缉获归案，  “按律治罪”。以所谓“聚众行凶”、“阻教灭教”的罪名，将何彩押解重庆，判处斩刑；刘幅被判绞刑；曾占鳌被判处充军；其他与该案有牵连的人都处以徒刑；并答应赔偿银1. 8万两。以后，李鸿章至汉口会见法国公使罗淑亚，听取其对结案的意见。罗淑亚又提出要求，尽管“多不近情”或“出情理之外”，而李鸿章无不满口答应，又赔偿银1.2万两，并抄没张佩超全部家产，将其押解出川。而率领教民杀死戳伤800多无辜平民的华籍传教士覃辅臣，却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跟随川东主教范若瑟“奉教皇令，出洋议事”，竟然逍遥法外，逃之天天。震动全国的第二次酉阳教案，又一次被清朝镇压下去。
　　
    （二）黔江和利川教案
　　
    法国传教士从两次酉阳教案中获得巨额赔款后，四处定点设堂，不断扩展教会活动区域。同治十二年（1873年）6月，法国主教范若瑟不经清朝地方官吏同意，擅自秘密派遣教士张紫兰、司铎余克林及华籍教士戴明卿，潜赴与酉阳毗邻的黔江县，私买民房，建立教堂，诱人人教。黔江县的土家、汉族人民闻讯，众议沸腾，强烈反对法国教士建堂传教。川东道台姚观元深恐事态扩大，群众“激而生变”，立即派人会见范若瑟，委婉劝说将张紫兰等撤回，暂缓建堂。范若瑟态度傲慢，拒不接见。姚观元又令酉阳知州罗亭奎会同黔江知县准备弹压。7月14日清晨，黔江县百余群众满怀义愤，聚集在传教士住所，当其外出，即将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抓住，扭至城外河边殴毙。张紫兰乘间躲人县署，力求庇护。事件发生后，川东道署即刻委派涪州知府濮文升、彭水县同知张超前往黔江查办，将殴毙教士的陈宗发、谢裁缝等6人逮捕杀害，以“服教士之心”；并将未加防范的黔江知县桂衢亨撤职。
　　
    湖北利川县的天主教荷兰传教士田国庆，竟然违背有关“外国传教士不得在内地置产收稞”的规定，大肆购买田土，佃给教民耕种，地方官吏不敢过问，“于是桀骜不逞之徒相率入教”。这些无赖之徒依仗教会势力，挟持官府，到处横行，有的教民甚至“自称为钦命利川县副司铎，持帖拜谒”，至为狂妄。田国庆雇佣的管事教民胡文安更是霸据一方的“土皇帝”，他出入往来，乘坐大轿，并令教民拈香跪接；在南坪、汪家营等处以建教堂为名，“广置田产，收稞渔利”。长堰塘的不法教民，无理殴伤人命，胡文安被控为主使，由于天主教会的庇护，胡竟敢拒绝出庭，不受审讯。贫穷孤独的老妇倪黎氏仅有的少量田产，被教民倪赞扬盗卖于教会，老妇控告县署，利川县知县断决：田产仍归倪黎氏“照旧管业”，追回盗卖价款。但是，不法教民向世可、周良臣等恃强凌弱，趁机强占倪黎氏房屋，虽经官署屡次催促，拒不迁出。倪黎氏怒不可遏，以污水淋泼向、周，遂遭捆绑殴打，伤痕达九处之多。腐败无能的清朝官吏慑于教会淫威，不分曲直，竞将殴打老妇的凶犯向、周释放，而交外国传教士领回；而惨遭迫害的孤苦老妇倪黎氏则“身伤产失”，官府不加过问。外国传教士与无赖教民的横行凶暴，连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也不得不承认：“种种谬妄，实堪发指”，发出长此下去“良懦小民何以自存”的感叹！利川县的土家、汉族人民忍无可忍，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年爆发了反对教会购置田产、收稞渔利和教士、教民欺压良民的教案。
　　
    （三）长乐、长阳等县的反教会武装起义
　　
    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之后，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外国侵略者的忠实奴仆，因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7月，四川大足县余栋臣再次发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武装起义，发布檄文，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川东所属州县，闻风响应。与川东毗连的利川、巴东、长乐、长阳等土家族地区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哥老会（亦称江湖会、湖海会），“群思效其所为，与各处教堂为难”，揭竿而起，遥相呼应。广大群众反对教会的斗争，如燎原烈火，迅速燃遍长江峡区两岸。同年9月，利川县的哥老会聚众数百人，假托余栋臣的旗号，焚毁野茶坝、李子槽等处教堂、育婴堂和不法教民的房屋。10月，巴东县的塞口、小麦田等地教堂被愤怒的群众捣毁。长乐县会党首领土家族向策安（又名向熙廷）聚集数千人起义，打死强迫别人休妻的不法教民毕开榜，殴毙比利时传教士董若望，烧毁教堂。他们建立武装，组织队伍，以向策安为主帅，李策卿、李少白为副帅，下有军师、统领、先锋、大将等职官。然后率众向巴东、长阳等县出击，焚毁教堂多处。接着，长乐县会党首领李清臣率众在渔洋关起义，“旗上大书灭洋字样”，旬日之间，众至两三千人，转战于长乐、长阳、巴东等县，并一度攻入湖南石门县子良坪一带，焚毁教堂，杀教士4人，吓得洋教士闻风逃至澧州城，乞求地方官保护。同时，长阳县资疆的吕守蛟，石滚蛸的颜敦五、覃培章，各率众数百人起义，与向策安部彼此声援，相互策应，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以土家、汉族劳动人民为主的反教会斗争的洪流。这次斗争，标志着土家族人民反教会斗争已经进入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其领导成员已不再是过去的地主阶级中的爱国士绅和民团首领，广大劳动人民和民间秘密会社成为斗争的主导力量；由互不联系的分散的“打教”、“闹教”，发展成为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由过去官绅倡导的“排斥异端”、反对教会暴行的斗争，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侵略、反对压迫的斗争。他们不仅公开竖起“灭洋”的旗帜，斗争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而且聚众杀差抗官，具有反对封建压迫的性质。
　　
    利川、长乐、长阳等县的土家，汉族人民反教会武装起义兴起后，群情振奋、意气风发，到处张贴传播余栋臣的檄文，痛斥外国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为了扩大战果，向策安部义军计划分兵，一部横渡长江，进攻宜昌府城；一部由巴东、建始，西上人川，与活动于川东各府县的余栋臣部会合。大规模的群众起义，使帝国主义分子和清朝统治者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宜昌系通商口岸，华洋震恐”，教民惊惶，“洋人尤甚”，“沿江上下，大为惊扰”。宜昌英国领事、汉口法国领事屡次致函清廷，请求派兵保护。在起义军的影响下，土家族地区深受压迫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人人思动，更大的反教会武装斗争风暴一触即发。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深恐义军一旦进攻宜昌，群众反抗的怒火“必致成燎原之势”，于是，急忙令宜昌镇总兵傅廷臣招募兵勇五百人，加强府城防御；派副将吴元恺、刘思荣领兵三营，乘轮船绕至巴东县野三关一线堵截，切断向策安部人川通道，阻止其与川东余栋臣部义军会合；并令巴东、利川、长乐、长阳各县知县分守扼要，带兵剿捕；派遣提督邓正峰领兵三营进驻渔洋关，沙防营游击蒋声耀带兵两哨驻守宜都县聂家河一带，以防义军进至荆州；又电商湖南巡抚俞廉三，令其派总长陈海鹏，提督贺长发、谭会友率重兵由石门县攻击鄂西。各县的地主豪绅亦闻讯组织武装，追堵义军。
　　
    同年11月，在大量清军与地主乡团围攻下，义军首领颜敦五、吕守蛟、覃培章等先后被俘遇害。向策安部义军见清军扼守野三关，入川受阻，遂由巴东转入长乐，沿途的土家、汉族人民纷纷加入义军，义军力量又复壮大。向策安趁大雪封山、追击的清军无路可寻、长乐县城防御空虚之机，与县城会党里应外合，出其不意，突然袭击，攻陷长乐县城，俘获知县苏贻英和典史等官员。旋即退出县城，撤至红溢、白溢两寨，搜集枪炮，堆集巨石，凭险据守，以抗官军。12月，清军副将吴元恺率兵进攻，破红溢、白溢两寨，杀害义军130余人，向策安、李策卿、李少白率领余部退至施南府境，后被俘惨遭杀害。李清臣部被清军追逼，从渔洋关撤至长阳县青坪岗一带，次年，被地主乡团阻击，李清臣牺牲。历时近半年的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股义军彼此孤立流动作战，缺乏紧密配合而失败。向策安等反教会斗争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五峰、长阳等县土家、汉族人民中广泛流传。
　　
    利川、长乐、长阳等县武装起义发生后，法国驻汉口领事德托美借口教士被杀，教堂被毁，教民财产损失，乘机敲诈勒索，要求清廷赔偿银42.5万两。几经交涉，宜昌知府朱滋泽、洋务委员梁敦彦前赴汉口，与法国领事德托美于1899年3月订立《施宜教案议结条款》，规定：赔偿银5.5万两；除已被杀害的近200名起义首领和群众外，未查获的继续追捕，按律治罪；将长乐县先后两任知县革职；各县地方官必须大力保护教堂、教民，“百姓不得与教堂为难”；在利川县城内，由地方筹款建造天主教堂1座。这是一个严重损害我国主权、保护外国侵略者权益、阻止土家族人民反抗侵略的卖国条款。
　　
    （四）利川和恩施教案
　　
    但是，和中外反动统治者的愿望相反，《施宜教案议结条款》的签订，并未能阻止土家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7月，利川县教民崔成方等在饮水井中投放毒药，企图毒死无辜平民，制造事端，引起群众的强烈愤慨。次年春，利川县土家、汉族人民在颜明山等领导下，数日之内，聚众六七百人，惩办不法教民，劫持被捕的人，“杀差抗官”，攻打县城。张之洞急忙调兵遣将，残酷镇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天主教在恩施县的沙子地建堂传教，当地民团首领不允，法国主教德希圣控于县署，民团首领受辱，群众积愤不平。1904年6月，法国主教德希圣带领教士德希贤、董明德和教民多人，前往沙子地游览，途经恩施县花背时，农民向元新想看法国主教，竟遭随行教民贾澄清殴打，经向光锡对主教求情，德希圣强令向元新在沙子地准备8桌酒席，鞭炮6万，赔礼道歉。贾澄清仗势欺人，借口鞭炮数目不足，强迫向姓补足，沿途燃放。这种无理要求，激起土家、汉族人民的极大愤怒，土家族向燮堂等迅速聚众，将法国主教、教士2人和随行教民4人殴毙，放火烧掉不法教民的房屋。这次反教会斗争，震动了整个鄂西。张之洞闻讯，认为“案情极重”，一面电令施南府高悬重赏，凡捕获殴杀教士者每人赏银500两；一面急派道台左元麟带领文武各官，偕同法国总领事所派的荷兰主教田国庆，前往“查办”；并令宜昌派随防营兵，特调常备军一营驰赴弹压；又增派兵50名，沿途护送田国庆，以防差失。
　　
    这次事件中，法国公使馆参赞嘉沙纳乘机勒索，要求赔偿银60万两。施南、夔州等处的英国基督教士也借口施加压力，威胁恫吓，公开扬言，如果外国教会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定惟地方官是问”。张之洞即刻下令，命施南府属各县地方文武官员，严密防范，切实保护教会、教士。经过反复交涉，与法国公使馆参赞在宜昌缔结《施南善后条约》，规定将参与殴毙教士、教民的向燮堂、向元新、向爵臣、黄平山等12人枭首正法，已被捕获和逃走的向从新、向四娃等37人，分别按律治罪；赔偿银14.5万两，其中以1万两为被打死的法国教士建造庐墓，以2.5万两修建医院，以示纪念；施南代理知府、副将和恩施知县等文武官员，予以革职处分。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者再次拜倒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脚下，但是土家、汉族人民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三、清咸丰、同治年间土家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
　　
    （一）永顺、桑植的土家族起义
　　
    土家族人民不仅积极参加反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而且不断掀起反对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斗争。清道光(1821-1850年)后期，活跃于川东南地区的秘密结社组织——红钱会、黑钱会，经常进入来凤县境，在当地土家族人民的支持下，他们往往数十人或数百人一起，出入街市，“挟刃人城”，打击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每遇官府派差捕拿，“则露刃格斗”，给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造成威胁。
　　
    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迅速地推动了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的反封建起义。当太平天国西征军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向清军发动一系列进攻时，农民战争的革命烽火，燃遍长江中游广大地区。
　　
    咸丰三年（1853年）7月，桑植县李志钟等率领土家、汉族人民攻人县城，被参革的前任知县重伤致死。咸丰四年5月，太平天国西征军由宜昌顺江而下，进至湖南澧州、津市一带，永顺、桑植两县的土家族人民，在涂正路等领导下，乘清军调动频繁、防务空虚之机，首先起义，“持众抗官”，与西征军相互呼应。同年11月，永顺县土家族彭盖南在塔卧堡与吴和尚、涂正路、瞿三远联络桑植县的李辉、覃序宾等，乘永顺县知县外出巡视之机，城内无备，突然攻入县城，夺取府、县经历署。永顺协副将爱绅闻讯带兵捕捉，他们旋即出城四散，清军扑空。
　　
    这次攻城后，义军声势大振，永顺县塔卧堡、内外龙堡、颗砂堡，桑植县利福塔等地的群众闻风响应，纷纷加入起义行列。他们设置官职，公推土司后裔彭盖南为“珍明王”，涂正路虽首树义旗，但因系由汉族地区迁入的客籍，“不为人望所归”，位居其次，下设军师、元帅、先锋等官职。随后彭盖南等率领起义群众先后两次攻打永顺府城，被关押的犯人乘机逃出。永顺知府黄其表、副将爱绅调集永顺与保靖营兵千余，扼守城池，疯狂镇压；辰沅永靖兵备道翟诰亲自带领兵勇1400余名，前往保靖围堵。清军大量集结，彭盖南见大势已去，遂自尽。涂正路、瞿三远等首领在分赴各乡组织群众“入伙”时，被地主乡团杀害。清军对起义群众残酷屠杀，一次就杀害百余名，并将其“家产悉没入官”。
　　
    这次起义虽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但是，彭盖南的余部在其义子吴廷有的带领下，退据多男山；黄土坡、刘家寨、冷水、泽溪、大庄、九关坪、白蛇溪等处，各有数百人聚集；桑植县的起义群众也避居深山。他们暂时避开清军主力，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以图再起。
　　
    咸丰十一年（1861年）前后，在龙山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哥弟会的势力日盛。其首领不以年龄大小为准，而以能够团结多数人，并为会众所信服的人担任。后因其首领被捕而失败。
　　
    （二）石达开部太平军在土家族地区的斗争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因争夺权利严重分裂，石达开不顾大局，拉走一大批太平军精锐部队，辗转流动于江西、浙江、湖南、广西等地，对土家族地区的反清斗争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861年，石达开派许桂和等率领太平军由贵州进入川东，与活跃于川东的李永和、蓝大顺农民起义军取得联系，相互配合。8月，许桂和所部太平军攻占黔江县城，旋即分兵进入酉阳、秀山，并准备攻打湖北施南府属各县。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早已深人人心，施南府境内的土家、汉、苗等族人民闻讯聚众“潜谋内应”，以配合太平军的军事行动。太平军在黔江的线坝河、长干岭击溃施南协副将惠春的阻截后，在土家族人民的紧密配合下，于9月中进入施南府境，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迅速攻占咸丰、来凤两座县城。击毙来风知县并出兵围攻距来凤15里的龙山县城。
　　
    当太平军围攻龙山城时，“素贪狡不信其民”的龙山知县闻风丧胆，携带家眷先行逃走，于是“官民骇散”，“城为之空，令不能禁”。这时，退职居家的原直隶州州判黄元龄倾其家中所有私财，招募丁壮，组织地主乡团，人城守御，企图阻止太平军进入龙山县城。不久，永顺协副将张昕率二百余清军进驻龙山城。当太平军准备围攻龙山城时，来凤县高连升等土家、汉族农民13人，假扮乡勇，持械进入龙山县城，以为内应，并计划杀清主将，焚军营，与太平军里应外合。不料事泄，高连升等被杀害。太平军围城三日不克，清援军至，撤围，又向农村发展，来凤、龙山两县纵横百余里，都为太平军占领。
　　
    太平军在农村的活动，使地主阶级极度恐慌，来凤、咸丰、龙山等地的地主豪绅捐资助饷，有的甚至不惜以所有家产，组织地主武装，把守关隘，或连营抗拒。仅来凤县的智乐、仁育、勇敬、利正四里的地主豪绅，就组织武装多达数千人，配合酉阳州牧王麟飞所部清军堵截太平军。太平军于来凤县境的麂子峡歼灭清军两千余人，击毙施南协副将惠春、宜昌参将兴禄等人，清军“死伤填溪谷，生擒者无算”。
　　
    同年冬，石达开从广西亲自率军入湖南，经绥宁、靖县、黔阳，11月到达泸溪，击破河溪、镇溪两营清军后，经乾州（今吉首），绕小路进入保靖、永顺，攻入龙山招头寨，占据茅坪、沙坪，控制通往龙山县城的要道。在攻打茨岩塘与红岩溪的清军营之后，于1862年1月到达来凤县，与许桂和会师。这时，清军尾随，云集龙山县城一带，勒令各户将所藏食粮运至县城，以供军队食用，土家族人民深受清军之害。石达开部路过的土家族地区，许多土家族贫苦农民沿途跟随加入太平军。石达开在来凤短暂停留，即率部经咸丰县的龙潭与利川县的马鬃岭、李子坳等地进入四川石柱厅，遂又分兵由杨渡溪渡河进至忠县、丰都、万县一带。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石达开部将李复猷率领的太平军，由贵州务川县进入四川，再次占领黔江县城，辗转流动至酉阳、秀山境内，后复至咸丰，由丁寨进入来凤、龙山县境。龙山县有一舒姓人，聚集川楚边界地区数千土家、汉族贫苦农民于境内活动。他们打击地主豪绅势力，人“莫敢问”，并作太平军的内应，里外夹攻，共同打击清军。永顺知县张修府闻讯，亲赴龙山，引诱舒某部众参观阅兵，将其杀害。李复猷得知舒某等被害，即率部撤出龙山、来凤，经酉阳过秀山县境，流动至贵州铜仁一带。
　　
    石达开所部太平军两次往返流动于湘鄂川黔接壤地区，都得到土家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与援助，与清军顽强战斗，牵制了大批清军，对西南各省的反封建斗争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援。
　　
    （三）田士珺领导的起义
　　
    同治三年（1864年），土家族田士珺又聚众，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田士珺，又名田思群，长阳县泉水里人。八月，田士珺率领长阳、长乐两县的土家族贫苦农民攻人长乐县城，焚毁该县文武衙门。十一月，进至黄柏山，“乃造火药，制旗帜”，设官职，自称统领，下设军师、先锋等官，组成五营军队，公开树起反清义旗，并在麻池、巴山等地袭击清军。他们在四方台等处，“每日分党数十人或十余人，埋伏探伺官兵消息”，待机而动。
　　
    清统治者十分惊慌，唯恐这支农民起义队伍蔓延至荆、沙与湖南，立即派遣提督谭仁芳、宜昌知府唐协和带领水陆各师镇压。清军从长乐、长阳分兵两路，水陆兼程，两面兜剿，以期一举歼灭。但是，义军依恃壁立千仞的天险，坚持固守。时值连日大雪，山路崎岖，清军人马难行，无能为力，不敢深入。唐协和乃改变策略，采取招抚之计，并亲自带领两营清军，会同水师炮船，进至马连附近的静安驻扎。次年二月，田士珺将计就计，“率党四百余人，各带刀矛，身背包裹，声言来营就抚”，“假意投诚”，将部众埋伏在资蚯、马连等处，伺机袭击清军。田士珺会同唐香云、覃其炼等六人，各挂腰刀直入清营。田士珺等大义凛然，把清朝官吏全不放在眼里，不幸中伏遇害。清军连夜出动围剿，义军毫不畏死，英勇抵抗，坚持半月，最后田士珺的胞兄田士超及田正浩、田楚伦、田楚同、田楚山、覃其剑、覃茂官等四百余人均壮烈牺牲。
　　
    四、土家族人民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进一步加深了民族危机。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清廷，完全投靠帝国主义，无耻出卖国家主权，加强对各族人民的压制。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持续不断的各族人民反抗斗争，推动着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斗争蓬勃兴起。土家族人民积极投入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洪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黄兴由日本回国，组织革命力量，在长沙成立华兴会，另设立同仇会，专门联合会党，开展反清斗争。1904年9月，谭人凤邀约湖南会党各山堂的负责人，齐集长沙，以期统一名义、规章和行动。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被清政府镇压的永顺彭盖南和桑植李晖的余部，亦派代表参加会议，共图大举。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留日学生中的土家族彭施涤亦加入。同盟会派遣川籍同盟会员由日本回川，组织革命力量，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继同盟会员在四川彭县、江油、成都、隆昌、广安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后，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同盟会员温朝钟（土家族）等在四川黔江、彭水和湖北咸丰发动武装起义，反对清朝的腐朽统治。温朝钟在读书时就胸怀大志，博览群书，以探求天下之变的道理。1904年受亲友的敦促，考中秀才，当亲友祝贺时，他却认为“此君主牢笼术”，是耻辱，不足为荣。他兼通医术，乐于助人，“诊病不问远近，寒暑风雨，一呼即至。”1906年赴成都读书时，经黔江人程芝轩介绍加入同盟会。此后，他遍游川、黔、两湖地区，“探山川之要隘，访草泽之英雄”，聚集革命力量，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并且拜人为师，学习制造炸弹，未果，又习剑术。
　　
    温朝钟返回黔江后，与咸丰县的土家族黄玉山等揭露清廷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行，以激励人心。并倡导风俗改良，劝告人们戒鸦片烟，男人剪辫，妇女放足。他深入各乡，到处讲演，宣传革命道理，“人多悟焉”。在温朝钟献身革命精神的感召下，黄玉山和黔江县的王克明、谈茂材等都愿倾其家产，以资相助，遂暗中购置武器。不久，他与王克明、黄玉山、谈茂材、王云笠、王斐然等在黔江、咸丰交界处小南海成立“铁血英雄会”，咸丰、黔江、利川、酉阳、彭水等县的土家、汉族人民，入会者万余人，散发邹容的《革命军》万余册。又在咸丰县大路坝、彭水县李家营（今黔江）等地设立秘密联络点。经过三四年的组织和宣传鼓动工作，迅速扩大了革命队伍，“近邑不入其党者，盖益甚少矣。”
　　
    1909年，温朝钟等为了联络各地党人，壮大革命力量，将“铁血英雄会”改组为“川鄂湘黔铁血联英会”，明确提出了“义联英俊，协和万邦，推翻满清，打倒列强，复兴汉族，实行共和”的政治纲领。
　　
    温朝钟在川鄂边界地区的革命活动，使清统治者极度恐慌，湖北施鹤道出示通缉。温朝钟遂化名孔保华，赴各乡联络党人，准备起义。当时帝国主义正加紧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日、俄两国分割在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黔江“县令王炽昌又藉名苛征”，肆意压榨人民。外患内忧，使得温朝钟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于1910年12月和王克明、黄玉山等革命志士在彭水县凤池山（今黔江）集会，商讨起义计划。不料事机不密，被温百川探知，飞报咸丰、黔江两县。咸丰知县徐培因系留日学生，同情革命，“不为所动”，黔江知县王炽昌立即纠集地主豪绅密谋镇压，派兵聚集在大垭口、八面山一带，企图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形势十分紧急，温朝钟遂于1911年1月3日，聚众二百余人，剪掉发辫，誓师起义。温朝钟明确宣布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扫除暴君污吏，救民水火”。并规定纪律：对百姓秋毫无犯，“非有令不得妄开炮”。起义军分两路向黔江进发，一路由裴从元率队越八面山，扬旗放炮，牵制清军；一路由温朝钟亲自率领二百余人，直捣大垭口，斩黔江县把总曾吉芝。3月7日，义军高举“除暴安良，保国保种，扫清灭洋·温”的旗帜，攻陷黔江县城，黔江知县王炽昌与城内豪绅星夜弃城逃遁。义军占领县城后，捣毁天主教堂，打开监狱，释放犯人，没收官府财物。温朝钟召集城内群众发表演说，揭露“专制政体之暴横与各处官吏之贪污”，倾诉“人民之苦楚”，“闻者泪下”。
　　
    为了扩大队伍，聚集革命力量，义军主动撤离县城，分赴各乡，召集同志，“应者七八千人，聚于两会坝”。温朝钟即刻整编队伍，每十人一朋，十朋一队，五队一营，两营一标，四标一师，各有官长。众推温朝钟为国民军司令，王克明为总长，黄玉山为次长。并令军人一律剪去发辫，戴白袖章，外衣前后粉书“国民军”，作为标记。
　　
    面对这支活跃在川鄂边界的起义军，清朝统治者极度恐慌，不可终日。当义军攻陷黔江县城时，清政府急忙电令川、鄂、湘、黔四省督抚，迅速调拨邻近清军，“合力兜剿”以免蔓延。酉阳州牧杨兆溶带领清军至黔江城西的沙坝、万柳堤，和义军激战，义军失利，沿武陵山退至仗剑。清军跟踪追击，义军在仗剑与清军相持鏖战，伤亡很大。但是，义军英勇战斗，顽强抵抗，“前赴后继，莫有退志”。温朝钟见形势不利，率军退至咸丰县的破水坪，杨兆溶尾随其后。这时，川、鄂、湘、黔四省大量清军接踵而至，对义军四面包围，分路夹击。在这种危难的紧急时刻，有人劝温朝钟突围，以图再举。温朝钟置生死于度外，镇静自若地说：“首其事者当其难，何逃焉！”坚持血战到底。当清军缩小包围，猛烈攻击时，温朝钟为保护部众免遭残杀，遂焚毁名册，只身奔至清军前，大声疾呼：我是温朝钟，“一切皆我所为，不与他人事。”被俘后，当酉阳州牧杨兆溶审讯时，温朝钟痛斥杨“为仇尽力”，良心丧尽，然后从容就义，壮烈牺牲。温朝钟在生死关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气节。历时半月的川鄂边武装起义，由于缺乏充分的准备，起事仓促；起义后又孤军作战，没有外援，没有明确的作战计划与目标，终于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剿下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