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给我们的城市定位

给我们的城市定位
　　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科学的总体规划本身就是财富。”长期以来，我市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旅游产业的发展，由于没有及时编制区域性、控制性、修建性的详细规划，造成总体规划不完善，专业规划不系统，城市建设中乱占滥建现象突出，核心景区城市化倾向严重，“规划就是财富”的作用没有释放出来。
　　——摘自2001年7月27日市委书记刘力伟在市委三届五次全会上的讲话
　　我市城市……规划和管理还是低水平的，离国际旅游城市和现代文明城市水准相距甚远，与蜚声海内外的旅游胜地也名不副实，还未从昔日的小县城的框框中脱离出来。我们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我们的城市定位，要将城市规划、管理放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来考虑，必须高标准，严要求，要与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相匹配。
　　——摘自2001年4月11日市长鲁平益在全市城市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审视我们的城市。
　　（一）关于“城市”定义。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
　　城市化是一切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经过程。
　　早在5000年以前，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就已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城市。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迎来了城市发展的崭新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北欧、北美和澳洲相继成为高度城市化地区；东欧、日本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时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定义，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和镇，并将城市行政区与城市规划区的概念予以区分，后者系指城市市区、近郊区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本文所指的“城市”，属后者的范畴，即以永定（旧城区）、南庄坪、官黎坪、西溪坪、且住岗以及珍珠峪等六个组团为主体的市区。
　　（二）我爱我们的城市。
　　三年前，为庆祝建市十周年，我市摄制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旅游兴市绘宏图》。笔者作为撰稿人，在片中激情沛然地写道：张家界以“城”的姿态坐落在这块土地上，已有2100多年历史了。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至90年代，旅游业如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使得城市文明的霞光，成为世纪之交一道尤为亮丽的风景！盘桓于车水马龙的紫舞大道，伫立于邮政大厦22层之上的旋转餐厅，看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建筑，在不断增加这座旅游新城的高度；看起降于荷花机场的一架架波音客机，不时往城区上空抛下一阵余响和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看不同肤色的游客出入四星级宾馆与闹市街头；看“三桥两路”的建设者们夜以继日，挥汗如雨……
　　时隔一年，我市借举办“’99森保节”的东风，市区道路整饬一新，市容市貌大为改观。笔者又以《盛大的节日》为题撰文，由衷赞美一处处或细微或显著的变化，比如：像玉兰花一般绽放着秋夜温凉的路灯，洁净得几乎纤尘不染的街心大道，新辟的草坪和草畦，等等。继而叙谈起市长在一次会议上描绘城市绿化、亮化、美化时所使用的诗一般的语言：洗去尘埃，洗去疲惫，洗去粗俗，洗去陋习……
　　作为工作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一名市民，我这种感情是非常朴素和非常实在的。总希望我们的城市越变越好，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变化都会为之高兴。因而，一旦接触到跟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有关的话题，有时就忍不住慷慨激昂，或击掌，或扼腕，每每不能自己。只缘我深爱着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啊！
　　（三）我们的城市现状。
　　那么，该如何客观估价我们的城市现状呢？1999年6月，本刊编辑部（即张家界日报旅游周末编辑部，其时本书作者在报社主持旅游周末编辑部工作）策划了一次以市区城市功能现状与对策为主题的恳谈会，与会的市政协主席杨流芳认为，建市以来，我们城市的发展有目共睹，与过去比，无论城市面貌、人的素质，还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有很大变化。但是，我们的城市建设速度与知名度的迅速提高不协调；我们生活的城市与高品位的风景区不协调；旅游中心城市的地位与滞后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以及低素质的城市管理不协调。
　　应该说，杨流芳主席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如果把我们的城市仅仅置于一般意义上的地级市市区之列，那么，纵向比、横向比，其发展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张家界是世界级的风景区，张家界要建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供核心景区依托的这个中心城市所肩负的使命，则显得格外重大与特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城市现状与客观要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朱镕基总理今年4月在我市视察时谈到：“张家界在外面的名气，老实说，比我昨天看到的还要大一点，认为张家界建设得非常好，这次一看，好像还不是那么蓬蓬勃勃的，看不出各方面的匠心，有些名不副实。不是说景观名不副实，自然风景还是很美的，主要是城市建设和管理没有跟上。我下了飞机，没有感到是到了一个美丽的旅游景区来了，没有这个感觉。特别是进城以后，看到的是破破烂烂，很不配套，到处是垃圾。”爱之既切，责之愈严。总理就是总理的风格，目光敏锐，一针见血：主要是城市建设和管理没有跟上；看不出各方面的匠心。
　　（四）我们的城市缺乏明确定位。
　　导致城市建设和管理存在明显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刘力伟书记在市委三届五次全会上，就城市规划管理不力，控制性详规和小区修建性详规严重滞后，造成总体规划不完善，专业规划不系统，城市建设中乱占滥建现象突出等状况亟待改变提出了明确要求。根据我的理解，“总体规划不完善”中包括缺乏明确的城市定位这一项。无独有偶，鲁平益市长在全市城市管理工作会议上也毫不含糊地指出“要进一步明确我们的城市定位”。可见定位滞后，当是问题的症结之一。
　　二、我们的城市亟须明确定位。
　　（一）定位事关城市特色、个性和发展方向。
　　“定位”一词，本源于广告业。定位理论的核心思想，由美国的艾·里特和杰·特劳特阐释为“去操纵已存在心中的东西，去重新结合已存在的联结关系”。
　　如果说，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之首要内容的城市性质，体现了一个城市在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代表了城市的个性、特点和发展方向，城市各项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要服从和体现城市性质的要求；那么，在城市性质确定的基础上，提炼出一句主题口号或主题词，来为这个城市定位，既体现了个性、特色，又规定了发展方向，同时因了它的简洁、鲜明，还可以激发旅游者的欲望。以上海为例，该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上海城市性质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航运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将逐步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和国际航运中心之一；其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则为：太平洋西岸旅游中心城市之一。再以北京市为例，该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北京城市性质为：伟大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其城市旅游形象定位为：亚太旅游中心城市之一，具有东方特色的世界旅游名城。
　　从广义上说，城市就是一种商品。所有优秀旅游城市，都应有自己鲜明的主题定位，如音乐之都维也纳、水城威尼斯、冰城哈尔滨、动感之都香港，等等。定位越准确，主题越鲜明，就越能体现特色、个性和正确的发展方向，越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越能吸引源源不断的游人。
　　（二）关于城市性质。
　　张家界建市以来，市政府先后组织了两次大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活动。编制任务第一次由湖南省城市规划研究设计院和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承担，至1993年完成；第二次由清华大学规划设计院承担，现尚待进一步修订。第一次的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城市性质为：大庸市（后易名为张家界市）是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及湘西北的旅游基地和湖南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发展中的国际性旅游城市。清华大学在此基础上修改为：张家界市是武陵源旅游区的中心服务基地，是面向国际的新兴旅游城市，是湘西北及周边地区的交通和经贸中心。
　　关于城市性质，由清华大学修改后的内容，可以说较为准确了。只是是否应该在“交通和经贸中心”之前加上“旅游”这一项？因为我市事实上已对湘西自治州的猛洞河、吉首、凤凰及常德的桃源、石门等周边地区形成被依托的辐射作用；而且其旅游中心城市的地位将越来越显著。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用一句话来为我市城区城市定位的主题口号（或称主题词）中，流传颇广的有“国际旅游新城”、“生态旅游城”两种。本文的主要任务在探讨城市定位。因而，笔者试图对“国际旅游新城”和“生态旅游城”这两种说法发表一些不很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业内外人士。
　　（三）关于“国际旅游新城”和“生态旅游城”。
　　先谢‘国际旅游新城”。这一主题口号的最大功绩，在“国际”二字。尽管这个“新城”脱胎于山区小县城，基础差，负累多，但这个富有前瞻性的口号能鼓舞士气，增强信心。若论不足处，一是似觉大了点，空了点，缺乏可操作性；二是缺个性，缺特色。
　　再说“生态旅游城”。比起前一个定位，这个主题口号就实在多了。其一，生态旅游是世界性潮流；其二，以武陵源核心景区为代表的张家界旅游资源，主要是峰林观光型生态旅游，那么市区突出生态旅游以照应，以映衬，就更能强化效果；其三，做生态旅游文章，我们的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若论不足，窃以为光“生态”二字，似不能涵盖这个城市定位所必须囊括的主体内容。城市本身就是由社会、经济和自然三个亚系统复合而成的高度人工化的生态系统，遵循生态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致力改善城市生态，促进良性循环，是每个城市必须面对的共同话题，并非我们的城市所独有。因此，如果主题口号单以“生态”冠之，恐有削弱个性之虞。
　　（四）我给我们城市的定位。
　　确定城市性质也好，给城市形象定位也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有一个不断认识、修正、提炼的过程。以北京市为例，首先是提出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有它的道理的；后来又提出把北京建成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的工业基地，实践证明这一定位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1981年才明确其作为首都必须突出政治、文化中心的职能。再以长沙为例，城市定位先后历经了四个阶段，先是定位为“毛主席家乡的省会——光荣的革命城市”，再是定位为“现代化大都市”，再是‘‘现代化中心城市”，再是‘‘东方文化生态型山水名城”。无数事实表明，城市定位科学与否，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城市建设的成功与失败。
　　笔者通过较长时间的思考，认为我们的城市定位应该是：具有鲜明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山水生态旅游城。这一定位的依据和理由。
　　（一）个性化：城市定位的基点。
　　城市需要个性。个性就是旅游资源。
　　窃以为，个性化城市就是朱镕基总理所指的“匠心”。
　　眼下的中国城市，如李小山先生所云，现在是拼命地扩展，拼命地膨胀，一任数量的泡沫掩盖质地的美感，似乎一时还顾不上讲究个性、讲究独特容貌。以至于城市建设总体趋向一个模式，绝大多数的城市规划和定位已经和正在丧失地方特色。因此把我们的城市定位置于个性化这一基点之上，使之在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群中风貌独具，卓尔不群，让人刮目相看，实在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Mcharg，率先提出用景观生态设计理念来规划城市。刘加利先生曾撰文谈及运用这一设计原理指导长沙市的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提炼和总结出的五个原则，即自然优先原则、整体设计原则、综合设计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地方特色原则。笔者深以为然。况且，长沙是我省省会，我们对其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发展轨迹、资源条件等情况较为熟悉。通过对照研究他们的城市定位过程，笔者觉得非常值得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部门学习和借鉴。他们的一些做法与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笔者关于我们城市定位之主题词的提出。
　　（二）关于“山水”。
　　按照自然优先的原则，他们把长沙的岳麓山、天马山、谷山、湘江、浏阳河、橘洲岛及城市内外密集的大小湖泊及郊野地等等宝贵的自然资源，保持其原始风貌和自然情趣，以凸现“山、水、洲、城”之城市物质，作为建设生态山水城市的基础和前提。显而易见，这种立意是非常明智的。正如刘加利先生所云，一个区域的自然环境是本地特色的最基本的体现。在城市这个巨大的生命活体中，自然生态成为维系城市生命功能的最基本和最有力的保障，所以在进行城市规划时，理所当然应对城市地域的自然环境给予高度重视和最起码的尊重。
　　根据这一原则，对照我们这个城市，一下子就找到了闪光点：以天门山为代表的环绕城市周围的山体和穿城而过的澧水。长沙有少妇之美的湘江，我们有村姑之美的澧水，这一项打个平手。但我们的山质量可就高多了，岳麓山显然无法与我们的天门山相比，天门山山势雄奇，气象崔嵬，山际线美不可言，俨然一巨幅天然屏风。不仅仅是长沙，全中国的旅游城市，恐怕只有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之于丽江城区，可以与我们的天门山之于城区相媲美。因此，如何充分认识和考察这一基本自然环境，同样是给我们的城市进行定位的基础和前提。
　　近期内，长沙市以“西文东市”为骨架，正在大手笔地将湘江东、西两岸风光带建成长沙的“曼哈顿”和“华盛顿”。就在笔者撰写此文之际，湖南卫视报道杨正午等省领导乘船考察连贯三市的湘江风光带。可以预见，随着“长、株、潭”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一旦把长沙与株洲、湘潭两市的湘江风光带进行整体规划建设，在全世界都将产生非凡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足够的启发：一是把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代表的四周山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通体加以规划设计；二是以穿城而过的澧水为轴线，把南北两岸风光带的文章做足做活；三是按照钱学森、陈从周两先生的观点，在充分利用依山傍水等自然地形的同时，把森林引进城市，把动物引进城市，把古典园林引进城市，把湖泊引进城市，通过人造山水，把城市规划建设成更高层次的山水城市。山水城市不少，如长沙，如桂林。但具体到一个城市，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具有任何山水无法雷同和取代的“单一性”，充分发掘出来就凸现个性了。
　　这就是笔者在“生态旅游城”之前冠以“山水”一词的理由和初衷。
　　（三）关于“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
　　城市的文化品位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形象。
　　缺乏文化的城市是贫血的城市。
　　“城市文化，包括城市建筑文化、自然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城域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基本要素，而这些要素需通过城市规划来充分体现。即城市总体规划是这些城市文化要素充分得到体现之魂，而城市总体规划及其建设又有赖于这些城市文化要素而使其完整地得到展示”（瞿峰语）。以建筑文化为例，苗族的干阑式吊脚楼建筑，布依族的石板房建筑，侗族的鼓楼、风雨桥建筑，回族的清真寺建筑，仡佬族的拖尾巴建筑，土家族的道巷和耳房建筑，等等。倘能匠心独运地进行规划和建设，就会构筑出一部形象迥异的“文化史”和一幅幅绚丽多姿的“民俗画”，既能折射出丰富的文化信息，又会成为极富魅力的旅游资源。如苏州，在老城区着意保存和修复了一大块青瓦白墙的江南式传统建筑；如丽江，就凭着大研古城的那么一大片纳西民居，居然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平遥古城，还有王家大院，还有湘西的凤凰……
　　我们这座城市的前身曾是古代卫城，历经明清时期的精心打造，城墙、街巷、庙宇、会馆、牌坊、宗祠，以及沿河石板街、临江吊脚楼群等古建筑蔚为大观，遂留下“小南京”的美誉。惜乎半个世纪的“改建开发”，已基本上使之夷毁殆尽。
　　我们知道，一个城市的直接印象来自其空间的感受，街道、建筑、交通、绿化等等，都是空间的分割和利用。而我们现在的城市建筑，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大路货”，无特色、无个性可言，谁见了都不满意。那么，现有的建筑该如何包装？今后的建筑将规范成何种风格？城市规划中城市建筑将如何体现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解决的课题。湖南的江华瑶族自治县，把县城定位为“神州第一瑶城”，以盘王殿为主体，规划建设了吊脚楼长廊、盘王城、瑶寨、瑶池、上五堡瑶族民居、瑶族风情表演厅等等瑶味十足的文化建筑群，扶持发展瑶族歌舞艺术团体，扶持发展加工瑶家熟食、土特产、服饰的厂家，等等。尽管还处于初级阶段，但这种定位和思路是对头的。事实上，其规划和建筑已经涉猎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宗教文化、民族艺术、城域文化等诸多领域去了。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可否从中得到某些启发呢？
　　有人建议，趁着修建防洪堤和沿河街改造这个机会，沿河堤修建一溜长达数千米的吊脚楼群，建一条充分体现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仿古街，重现老卫城已经失去了的一系列古文化建筑和土家风物、风俗、风情、风貌。笔者以为这不失为一个可资考虑的方案。试想想，火车站移址官黎坪，连接陵园路南北的观音桥成为游客必经的咽喉之地，蔚成规模和气候的吊脚楼群和仿古街所造成的视觉冲击，必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兴奋点和品牌。
　　笔者给城市定位的这个主题口号，是一个偏正词组，之所以要在“山水生态旅游城”前面加上“具有鲜明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这一定语，就是为了抓住个性和特色不放。
　　（四）关于“生态”。
　　城市规划中必须有城市生态规划这一章。笔者赋予城市定位中的“生态”一词，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绿化、园林化为标志的自然生态，让人一下飞机、火车，就感觉到进入风景区了，与山上的峰林观光型生态旅游相映生辉，起到强化张家界旅游形象的效果；二是包括社会、经济、自然三者在内的立体的生态系统，让市民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游客的吃住行游购，无一不体现出“生态”的魅力。
　　四、并非题外的话。
　　（一）城市规划和定位一旦确定下来……
　　先讲两个事例。其一，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被称之为“欧洲最漂亮的客厅”，它从公元10世纪开始建造，至16世纪才基本建成，时间跨度长达几个世纪，建造者们一代接一代，终至于创造出了和谐统一的艺术高峰。其二，1956年，向全世界招标选出的悉尼歌剧院方案，正式开始建设，在前后三届工党政府的支持下，十年后终于完工，被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悉尼也因此由一个二流城市一跃进入一流城市的行列。
　　笔者企望借此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一旦把城市规划和定位确定下来了，关键在一以贯之的实施和执行；否则再好的规划和定位，也是一纸空文，或束之高阁，或走样，其后果可想而知。
　　（二）单靠规划部门恐难以做好城市规划。
　　根据刘加利先生所提出的综合设计原则，景观元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实现理想景观生态设计的多学科性。以往，我们的城市规划一般是由建筑及城市规划部门完成；现在，要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架筑一个协调、多样、具有鲜明特色的物质环境空间，必须要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研究城市发展的各类专业人才及社会各部门的广泛参与和合作。即以对本土文化的涉猎为例，规划专家们未必有专门研究本土文化的民俗民族专家们了解得透彻。
　　那么，负责编制我市城市规划的清华大学规划设计院，在着手修订之际，是否可以考虑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参与呢？
　　（三）城市规划务必唤起公众参与。
　　在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史上，有四个里程碑式的宣言或宪章，它们是：《雅典宪章》（1933年）、《马丘比丘宪章》（1977年）、《华沙宣言》(1981年)、《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1992年）。其中，《马丘比丘宪章》和《华沙宣言》突出强调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并提出“市民参与城市发展过程，应当认作是一项基本权利”，要求在规划的过程中要让广大的城市市民，尤其是受到规划的内容所影响的市民参与规划的编制和讨论，规划部门要听取各种意见和尽可能将它们反映在规划决策之中。通过广大市民的参与，可以充分反映各方面的需求和权利，并唤起公众对规划实施具有的责任感。现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已成为许多国家城市规划立法和制度的重要内容。
　　因此，我们的城市规划编制，是否该补上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