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武陵大学的立项和组建（一）

回忆武陵大学的立项和组建
向熙勤
    在张家界市北郊，有一座卧虎山与天门山遥遥相望，滔滔的澧水河从两山之间向东流去。卧虎山畔的绿树丛中耸立着一栋栋银白色的大楼，数千名各民族儿女就在这宽阔、美丽的校园里刻苦攻读，健康成长，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就是省内外有名的高等专科学校——武陵大学。
    湘西需要再办一所多科性的短期大学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原辖八县两市（即龙山县、永顺县、保靖县、桑植县、花垣县、凤凰县、古丈县、泸溪县和大庸市、吉首市），2.2万平方公里，280多万人，是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尽管30多年来在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基础太差，目前仍处于经济贫困、文化教育落后的状态。以师范性为主的吉首大学虽然为湘西培养了大批人才，仅这一所大学还远远不适应湘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创办武陵大学是怎样提出来的？那是在1984年12月，当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李昌同志，在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熊清泉陪同下，到湘西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考察。考察结束后，李昌同志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了调查报告，其中在谈到改变湘西贫困面貌的措施时，着重论述了发展教育，特别是发展高等教育与加速脱贫致富的关系，建议在风景美丽的大庸市（县级市）创建武陵大学。李老的这个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湖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赞同。同时，熊清泉省长也写了《关于改变湘西贫困面貌的调查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地写道，要改变湘西贫困面貌，既要办好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也还要办好吉大、兴办武陵短期大学和省内各大学定向招收民族班等办法，发展湘西的高等教育事业”。另外，一些关心湘西经济发展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也提出加速发展教育是振兴民族经济的关键。如中国科学院顾问、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1985年3月在张家界召开的“振兴湖南经济研讨会”上，他作了题为《富民战略与战术的问题》报告，其中心论点是，湖南经济要发展，科技是关键，教育是科技的基础，而湘西的文化教育落后则是制约该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缓慢的关键，鉴于此情况，他主张把在大庸市建立一个文化科技中心（含创办武陵大学）应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来考虑。综上所述，创办武陵大学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某位领导的临时动议，而是李昌、熊清泉、于光远等领导同志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后把创办武陵大学作为改变湘西贫困落后面貌的战略措施，正式提了出来，并希望积极创造条件，抓紧落实。
州市领导创办武陵大学的行动很积极
    湘西的同志，对创办武陵大学认识统一，行动积极。当几位领导同志建议创办武陵大学的信息传到州、市几家领导班子中，大家非常高兴，都感到上级领导这样关心湘西，作为在湘西工作的负责人，应该高度统一认识，迅速行动起来，大家在学习和宣传熊清泉同志的调查报告中认识到，湘西经济落后，决定着文化教育落后；而文化教育落后，又影响着经济落后。因此，只有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在抓紧经济体制改革，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又把科技和教育这个战略任务抓好，才能尽快改变我州的贫困落后面貌。于是，州委、州政府决定，在继续大力办好吉首大学的同时，在大庸市再创办武陵大学，并很快成立了筹建领导小组。1985年5月20日上午，我正忙着筹备湘西民族工艺赴日展览的工作时，杨正午书记和吴运昌州长找我谈话，说州委研究，要我放弃赴日机会，负责武陵大学筹建和宣传，两副担子一肩挑。正午同志还补充一句：“主要抓筹建，部里的宣传工作没搞好，不找你，武陵大学办不成，打屁股”。当时，我心里产生了矛盾，觉得难得的赴日机会丢掉了实在可惜，但也意识到“打屁股”虽是开的一个玩笑，但确也反映了州里主要领导同志对我的厚望和信任，如果交办的这件事不马上去办，不去办好，那就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我毅然决然地服从组织安排，表态说：“不去日本了，接受筹建任务，望你们多支持，当后台。”第二天（5月21日）我就赶赴大庸市，同当时的市委书记刘国基、市长张金华、市政府督导员伍伯勋等同志，研究筹建武陵大学的有关事宜，并及时组建了临时筹建班子，定在市电影公司办公。当天下午四时，一同去卧虎山察看校址，并初定1250多亩的校区控制范围，办事效率可谓高矣！大学办在大庸，对大庸来说，确是千载难逢的喜事，他们怎么不高兴，怎么不支持呢？我觉得，在整个筹建过程中，当时的大庸市委、市政府领导非常开明，全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处处开绿灯，给方便，碰到难题，凡是市里能解决的从不上交矛盾，校区周围农民也通情达理，很少给我们出难题。
    为了早日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同意，必须尽快写出报告。由我负责起草，州委、州政府以州报(1985)9号文件向省委、省政府上报《关于创办武陵大学的报告》，并于1985年6月14日，我同筹建组的同志赶往长沙，先后向省政府办公厅、省计委、省教委等部门汇报。省政府办公厅文教处的同志听了汇报，表示支持，说：“在湘西再创办一所大学是好事，但经费问题要设法落实。”答应将《报告》转有关领导研究。省计委文劳处的同志也说：“办武陵大学是好事，但必须有可行性报告，或者作为吉首大学在大庸的分校。”省教委的负责人说：“此事要在九月全教会后通盘考虑，现在无法具体表态。”省委宣传部王向天部长说：“投赞成票。”但他认为，首先要把创办经费落实，否则都是空话。熊清泉省长的意见是“创办武陵大学我提出过，但在什么时候建，取决于两件事，一是取决于大庸飞机场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批得早大学就早建；二是先要到北京弄到一笔经费就好办。”看来，省里的有关领导和一些部门的同志，对创办武陵大学大都是支持的，但都觉得筹办经费难解决。因此，首要问题是钱，只有先到北京弄到一笔钱，事情才好办。筹建武陵大学的过程是艰难曲折的
    从到省里活动的情况来看，领导和有关部门同志的态度，总体上是对创办武陵大学有利的，但真要把事办成，还必须跑北京，必须同时跑大庸飞机场和武陵大学两个项目，力争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为此，州委书记杨正午和州长吴运昌立即派我和常务副州长肖征龙陪省民委主任王双林火速去北京，其任务首先活动在大庸建机场的大事，同时，力争在财政部或其他部门为武陵大学争得一笔经费。
    1985年6月21日晚，王双林、肖征龙、周绍明（原大庸市人大副主任）和我肩负着州、市领导和同志们的重托，冒着炎夏酷暑，乘坐2次特快列车向首都北京飞奔。在北京的23天中有李昌同志的精心安排和大力支持，我们主要活动两件事，第一件事为武陵大学跑经费。国家民委和教委都说“办武陵大学是好事”，就是来话不来钱。6月27日下午，我和王双林同志带着李昌的亲笔信，向财政部田一龙副部长汇报飞机场和武陵大学问题，田部长听汇报后，高兴地表态：“在少数民族地区办大学是好事，我们支持。好吧，就从支援不发达地区教育事业费2000万之中，挤出500万元，作为筹办武陵大学一次性补助，专项戴帽下达，由吴处长（文教司科教处）办理有关手续。”田部长的慷慨表态，使我们惊喜若狂，连忙道谢：“好啊，有了这500万就解决大问题啦，万分感谢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当然，我们也清楚，口头表态并不等于钱拿到手，只有拿到财政部的批文，才能吃下定心丸，看来，还须继续抓紧活动，千万不能松劲。过了三天，我去财政部打听到消息，只因为经办人工作忙，批文还没办好，叫我不要在北京等。“领导决定的事一般不会变。”我们怕夜长梦多，在一个星期内去了三次催办，我们的急切心情和办事认真的行动，终于感动了财政部的有关领导和同志，1985年7月4日，终于下了文件，是以(1985)财文字第326号文件发给湖南省财政厅的，而且拿给我看，并让我复印一份，以使我放心。文中这样写道：“经研究决定补助你省武陵大学一次性开办补助费500万元，增加你省教育经费指标，请结合地方财力统筹安排，专款专用，今后武陵大学所需多项办学经费，均由你省自行解决，中央财政不再给予补助。”我把文件在几个同志中传阅，大家都很激动，心想，有了中央的500万，再落实省里的500万和州里的100万元，理由就更充分了。有了中央和省、州的这1100万元，我们对创办武陵大学的信心也就更大了。
    1985年6月28日下午，我和王双林、肖征龙、周绍明等同志去国家旅游局向韩克华局长汇报机场建设问题。韩局长在征求民航总局郭浩局长、计委副主任甘子玉等领导意见后，他表态说，他们几个人的倾向意见是在大庸市建二级机场，只要省里答应承担3500万元，其余的2500万元由国家负责。并说他们将及时向胡耀邦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汇报，力争早下文。离开北京前，李昌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高兴地指出，两个项目的活动已初见成效，但必须继续努力，不能松劲，一要把活动效果及时向省领导和省教委汇报；二要把武陵大学拟办旅游专业的可行性报告及时报国家旅游局，力争他们支持；三是提名哈工大原副校长张真同志任校长，彭明华同志（北京高能新技术人员）任副校长，向熙勤同志要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四要在北京、长沙、湘鄂川黔边区再扩大一批董事会成员，适时召开会议，共商创办武陵大学之事。
    1985年7月14日，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从北京回到长沙。遵照李昌同志指示，我们及时将北京之行的成效向省长熊清泉、副省长王向天以及省教委、省计委、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的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他们都异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对我们的北京之行给予充分肯定，“你们活动两个项目大有成效。”熊清泉省长高兴地说：“飞机场的事，韩克华局长已来电告知，定在大庸，好得很。新办武陵大学，财政部支持了500万元，原刘正省长表态的500万元算数，你们放心。”还交代我：“老向，机场和武陵大学这两件事都要继续抓紧，要赶快向省里打报告，我们好及时研究。”王向天副省长听了汇报后也十分高兴，说：“国家财政部和李昌同志这样支持办武陵大学，我们省里还有什么话说呢？当然要办。”话未说完，就给省教育厅在座的同志交代：“你们厅里要认真研究，赶快提出建武陵大学方案，现在是非提方案不可的时候了！”并要我留在长沙，同教育厅同志一起研究方案，起草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