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天子山风景区的初期开发（二）

　　天子山，当时叫袁家界农垦场。为了求得主管部门的支持，我们在北京期间，还于6月2日上午特地到了国家农牧渔业部。农牧渔业部也像国家旅游总局一样，对我们这两位山里人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并为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该部和所属各处的负责人，其规格之高，参加人数之多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在这个接见会上我们又见到了郑芳南，在向部领导汇报时，小郑的宣传比我们还积极。他一边口若悬河，绘声绘色地讲述天子山的发展潜力，一边拿出那组幻灯片放映，让大家领略天子山风光的美丽。他的表演不仅感动了众多的领导同志，也使我们这些天子山人喜泪盈盈。农牧渔业部的领导同志为拥有天子山而非常骄傲，并慷慨地答应从扶植天子山农垦场的经济和生产出发，给天子山以特殊的优待，可以帮助修点公路，搞些其他的基本建设。后来，我们回到长沙，省农业厅的主要领导特地找到了我们，再一次重申了农牧渔业部的上述意图，并且表示了对开发天子山的极大决心。
　　在北京和长沙期间，我们还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北京的10多天时间内，我们先后拜见了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女儿贺晓明，大女儿贺捷生和女婿李振军，桑植籍的老将军朱少田、钟典三，以及中国图片社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秘书长陈勃。回到长沙后我们又与湖南画报社《旅游》杂志和《旅游报》取得联系，得到了他们的重视和支持。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薛明同志一家、黄翔先生、张文先生和刘汉先生，他们在天子山初期宣传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到薛明同志家去是5月30日下午，一见到我们带去的天子山风光照片，晓明就对薛明说：“您看，我们家乡多美啊！”薛明同志自豪地说：“这是家乡人民的骄傲！”薛明还说：“这是国家的财富，要很好地宣传，要拍照片，写文章，拍电影、电视扩大影响；要请一些画家、摄影家、诗人、作家等名家去帮助宣传。”她还要去了我们带的那本照片和那篇文章，说：“来了老同志，来了客人，我要向他们宣传，多让人知道我们的天子山。”薛明这么说，后来也这么做了。凡是来她家的人她都要宣传一番。从她这儿，许多老同志，许多中央领导，比如廖汉生、王震、叶剑英等以至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都知道桑植有座美丽的天子山。后来，她们还动员了一批摄影家、画家、电影电视工作者、诗人、作家到天子山来，对宣传天子山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黄翔先生是第一个到天子山来的摄影家。当时他已70高龄，为了拍摄天子山的风光照片，不远千里慕名而来，风风火火，兴致极高。但当时上天子山要在荆棘丛生的10公里路上攀爬三四个小时，这对他来说无疑等于上蜀道。为了满足这位老人的愿望，为了扩大对天子山的宣传，我们硬是扎了一乘轿子将他抬了上去，然后又抬了下来。在山上摄影时，我们专门派人扶着他走，抬着他行。他拍摄的照片既多又好，后来都传扬出去了，遍及大江南北，有的还飞出中国，传到了世界各地。
　　我们停留在长沙期间，还与湖南画报社挂上了钩，并在这里会见了著名摄影家张文。张文先生曾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担任摄影记者，他和他的照片曾得到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高度评价。张文对天子山早就跃跃欲试，当我们邀请他上天子山时，他竟连同家小一起到天子山安家落户住了三年。在那片原始处女地上，他充当了一名最早的开发工。为了宣传天子山，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一方面在《湖南画报》上发了整整一版；一方面在广州、香港等地举办展览，把天子山的美丽和博大传扬到国外。他还与刘汉一起邀集一批摄影家、美术家在天子山筹办了武陵源摄影美术学院，引来一批又一批的无以数计的摄影家、美术家到天子山来。刘汉先生是著名的画家，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当时，他一方面在武陵源摄影美术学院主教，一方面写生作画，一住就是一年。他的画清新淡雅，妙笔传神，把一幅幅天子山的美景传到了世界各地。
　　就在这时，我的拙作《风景明珠天子山》、《龟纹石》和《深闺深处景更奇》也先后在《旅游》杂志和《旅游报》上发表，并在广播电台播出。
　　上述这些努力很快就得到了回报，紧闭着的山门开始启开。1982年6、7月以后，到天子山来的旅客与日俱增，到年底已经达到1万多人。只要金鸡三唱，倚门远眺，你就可以看到天子山那一座座观景台上，那一片片峰林之中已有穿红着绿的男女在游览。
　　为了扩大对天子山的宣传，为了使宣传工作多层次地开展，并能产生一种辐射，从这时起我便兼起了导游的责任。在担任导游期间，我从天子山农场选用了三名青年，如向继耀、张清平等进行初步培训，担任一般游客的引导；而我则偏重于引导重点团队，把宣传和汇报兼顾进行。在天子山期间，我们共引导过游客近2万人，我则引导团队20余个，印象最深的有三次。
　　1982年6月，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总导演邓在军和舞蹈家张曼如，在湘西自治州文化局局长杨永鉴的陪同下来到天子山。杨永鉴是我的老领导，邓在军和张曼如又非常随和，我们一见如故，相处得特好。她们在天子山住了七天，都由我陪同导游。我引导他们到了每一个风景区，一些重要的景点全部向她们开放。我还引导她们看过天子山的日出和云海，我一路讲着向王天子的故事，并且讲得十分动情。为此，她们常常戏称我为“土司王”。我们每天都要走10多里路程，几乎形影不离。邓在军和张曼如都是女同胞，我还得随时照护她们的安全。一次，我们在神堂台上游览，面对神堂湾幽谷的神秘，邓在军差不多忘了自己，一举足差点掉下300余米的悬崖，我一把将她拉住。结果自己的裤管却挂在一个树桩上，撕裂到了臀部，成了一面破旗。那次上山我穿了我爱人的一件大红毛裤，走路时布片一飞一翻，真容全部露出，成了他们调侃的内容。晚上，我们回到住地，邓在军跑到我屋里来，她手里拿着一口针，对我说：“土司王，把你的旗子补一下吧！”她说得十分恳切，表情极为感人。我拒绝了她的好意，并马上打电话要我爱人迅速带一条裤子来。打完电话，邓在军叫我在她们那儿坐一阵，流露出一片感激之情。我在心里说：“这个北京人还有点良心！”在这儿，杨局长告诉我一个秘密，原来邓在军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属，张曼如是歌唱家胡松华的夫人。邓在军要我不要再叫她“邓导”，就叫“大姐”，并说：“我为有个土司王老弟很自豪。”从此，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后我三次到北京她都请我到她家作客，她和她女儿亲手为我做菜，她爱人周尔军总陪伴着我，讲起周总理的许多许多动人的故事。
　　邓在军、张曼如在天子山期间，深为天子山风光的美丽所动．时时沉醉在兴奋之中。她们拟定要在天子山拍摄一部风光片，以扩大对天子山的宣传。1982年6月，她带来了一个庞大的摄制组进行了拍摄，以后又在全国文艺界、电视界广为宣传，向各方面传递美的信息，送来了一批批游人，她还为天子山奔走呼号，筹集开发经费，付出了很多心血。
　　1982年8月，文化部民族文化司的孙永武带中央乐团主要乐手和主要演员共20余人来到天子山，仍由我陪同。他们到的第二天，我们就去游神堂湾风景点。在半路上忽然下起了大雨，我教他们就地找山洞避雨。这本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但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事后知道他们在这种破天荒的游览中品尝到人生第一大乐趣，焕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可名状的情感。当天晚上，他们要求住在农家，并要充分体现土家族的民俗风情。根据他们的要求，我便把他们分别安置在向天湾生产队的四个土家族农户家中食宿。他们对在火塘炖和菜（大杂烩），边吃饭、边烤火、边聊天的土家人生活和土家族的各种应用物件，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一户家中摆有一架仿古雕花的“八部牙床”，他们争着去睡，女同胞还争着在床上坐一回。他们的这些举动，使我受到一种启示，原来人们除了对自然美的追求而外，还需要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人文美。后来乐团的艺术家们特地找我谈了他们的意见：“任何一个风景区，自然美是不可少的，但只是一条腿，还需要人文景观去补充，算是另一条腿，这才是完美的。”这个启示很重要，后来，我们曾经有过建立民族民俗博物馆和建立向天湾露天博物馆的构想，可惜这个构想至今仍未能变成现实。
　　这一年的10月，我还接待了一个阵容庞大的参观团，就是中国农牧渔业部中国农工商总公司考察团。这个团以副经理郭书田为首和各有关处长共30多人，郑芳南也在其中。陪同前来的有省农业厅、湘西自治州和县里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来天子山有双重任务：一是考察；二是会商开发天子山的方案，这个团的大多数成员，我5月在北京时就见过面，又加上有郑芳南同来，彼此都很随便，郑一方面拍电影，一方面给我们出主意。根据他的主意，我在导游中除了介绍风光而外，主要在开发潜力上大动唇舌，尽力描绘天子山美好的蓝图。三寸不烂之舌终于得到报答，第二天晚上，中央、省、州、县的领导在向天湾生产队队部达成了开发天子山的协议，并答应由中国农工商总公司和省农业厅挤出一笔钱来尽快上马。方案虽是意向性的，但对当时“穷搞、穷开发”的我们，是一种多么大的鼓舞和鞭策啊！
　　在天子山，我结识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人，如张文、刘汉、邓在军、张曼如、凌子风、孙永武、郭书田、郑芳南、黄宗江、汪曾祺、王树芳、付学斌等都成为知己。他们为天子山的宣传和开发都付出过努力，至今我对他们仍充满留恋，充满感激之情。
　　通天之路最初的奠基人
　　我们初上天子山时，那里是一片广漠的原野，在美丽的擎天石峰之下，全是荆棘丛生的荒原，仅有几条羊肠小道可通，从白石到天子山约10公里路全靠“11号汽车”上下，我们这些山里人走一次都十分吃力，别说前来旅游的娇男弱女了。我们当时就在天子山农垦场场部的六间卵石墙房子里，靠棉衣、被褥来抵御风寒。晚上就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议事、谈天，然后呼呼一觉睡去，直到第二天黎明的到来。茶盘塔当时修了一栋卵石墙壁的牛栏，有时考察晚了回不来，我们就在那儿以月亮为灯，安眠就寝。慕名前来的游人有的在民家食宿，有的就和我们一起在牛栏里同眠。山上因天气寒冷，种不出菜来，我们常常上山采摘各种野菜及木耳、香菇，和着天子山的包谷饭充饥。天子山方圆约30公里，根本没有道径，我们就靠双足在那里踩出一条路来。
　　开发天子山需要资金，而当时县里财力有限，我们只好求助于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1982年12月中旬，桑植县县长刘光林和我便又一次上了北京。16日，我们到了国家农牧渔业部。部里为我们的到来又特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赵凡副部长及各有关处长、工会、公司的负责同志共12人。在这个会议上，农牧渔业部的领导都表明了开发天子山的意图和决心，并指定由郭书田副总经理牵头帮助解决经费。当时郭副经理正在广西主持一个会议，约要10天方可返回北京。于是，我们便在北京等候。
　　在北京期间，我又会到了郑芳南。在交谈中得知，他从天子山回到北京后，一直用放电影、放幻灯的形式向驻京农垦系统的各个单位宣传天子山，并到好几个省区的大农垦场传递过天子山美的信息。他还多次向领导同志汇报，为开发天子山筹措经费。为了开辟更多更大的财路，12月17日，我同刘光林和郑芳南又去拜会了邓在军。我们到达她家时，邓在军夫妇为我们办了一席家宴，集全国12个省的风味为一桌，共12盘。她还邀了几位在北京的朋友同我们一起吃饭。后来我才知道她邀的这些宾朋基本上都是请来为天子山的开发出力的。这次宴会，为以后上京求援作了较好的铺垫。临走时，邓在军送给我们每人一只金笔，还把我们送了很远，分手时她还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天子山开发出来，建设好，只要奠好基，不愁通天路修不成！
　　12月25日，郭书田副总经理从广西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单独约见了我，明确说明时间已到年终，公司钱已不多，但可以支持20万元，并由省农业厅帮助贷款10万元，先把白石到天子山的公路修好。至于以后的开发，等来年再作安排。第二天，刘光林和我到农工商总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后来，我们就用这笔为数甚少的经费将白石至天子山山顶的公路修通了，开春后还买了一台小吉普车，买汽车时，我已离开了天子山，小车也没坐上一回，心里有一点点遗憾。但我一看到这台车子在新修的公路上欢快地奔驰时，却也有几分自豪。
　　县里虽然很穷，但为了天子山的开发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为了解决天子山的照明问题，开始购置了一台柴油发电机，供农场本部食宿的游人照明。后来拨出几十万元的专款，从20公里外的咸池峪向天子山架设了高压电线，将电送上了天子山，然后又送到石家檐、向天湾、茶盘塔、老屋场、七星山等风景点。自此，天子山繁星点点，一片光明。
　　为了解决游人食宿问题，县里还拨款维修了农场本部的六间岩房，正式辟为游客的接待站；还在石家檐修建了一栋土家吊脚楼，架设了钢丝活动床，配备了服务员、接待员，正式成立了接待站。为了节省资金，我们在茶盘塔改造了那一栋牛栏。我们把牛栏污秽全部清除，全面消毒，重新粉刷，重新翻盖，并安装了泡塑天花板，辟为正式的接待站。我想过在这栋牛栏里住过的游人一定不少，但他们肯定不知道这里曾经是一栋牛栏。如今见到我的文章披露真情后，心里一定充满苦涩，充满悔恨，甚至要骂娘。但请你们相信我们在当时也曾认为用牛栏接待客人有失体统，于人不尊，可也是情不得己。好在我们五匹骏马是第一个住进去的，最早做牛的已是我们自己。“俯首甘为孺子牛”，却也意味深长。
　　除此而外，天子山急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是为游人开辟一条游览的道路来。天子山七大风景区，绵亘60余里。景区之间，有荆棘，有天险，互不相通。要开通这条通道，无疑需要付出血与汗的代价。
　　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那半匹骏马张胜扬和他的同事们。张胜扬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当时他已年过50，但却顽强地保持住劳动者的本色。他差不多每天都随我们出门，肩上扛一把锄头，身挎一把柴刀，还为我们背上做午饭的面条、油、盐之类。我们考察时，他在前面带路开道，常常只穿一条短裤，腰缠一条汗巾在前面披荆斩棘，挖挖填填。每天中午，他为我们做好午饭后，又在那里砍呀挖的，始终难得见到他有休息的时候。我们在天子山景区辗转了三个多月，他就这么砍砍挖挖了三个多月，终于沿着天子山的二台，开出了一条长达60余里的小道来。张胜扬能吃苦耐劳。曾多次负伤流血，但从未叫过一声苦。有一次，他在开辟道路时不幸跌倒，身上挂满了口子，鲜血直流，许多刺深深地扎入肌肤内，拔不出来。晚上回到家里，点上灯，由他的儿子给他用针拨，银针挑进肉内很深，他一边皱着眉咬着牙，一面命令儿子使劲。那场面，那情景，至今在我的心底铭留，每每想到这里，都止不住要激动一番。张胜扬已退休，但仍留在天子山上。前年我在天子山再见到他谈起那事时，他哈哈大笑，觉得极美极甜。他说：“那时奠了几块基石，现在修成了一条通天大道，值得。”看得出他对那段艰苦的生活毫不怨恨，心里全是一片阳光。
　　此外还有向继耀、张小平，他们都是农场工人，又都是青年。我们在天子山工作期间，他俩总是跟随着我们，护卫着我们。为护卫我们曾多次跨过高约百米的仙人桥，钻过双合洞、银泉洞、高才洞、黄龙洞、天王洞，还冒着危险闯了一次神堂湾，攀了一次东天门。每天都是他们为我们料理好饭菜，中午还在野外为我们做可口的午饭。可以说，他俩为我们的生活和安全费尽了心血，也为天子山的开发付出了巨大的艰辛。
　　现在，该说说我们的老组长彭龙章了。老彭当时年近60，身体较差。他虽然常常气喘吁吁，举步维艰，但他从不轻易离开自己的岗位。他随我们爬山，随我们钻洞，同我们一起披荆斩棘。尤其难得的是，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却总是身体力行地为我们安排食宿，切实地保证我们的安全，有空就和我们谈心，把我们捏成一个十分团结的集体。他常常夸赞我们是“马儿不吃草，却又跑得好”，也常常称赞我们是“天子山的开山神”。
　　1983年，天子山的杜鹃花开了，大地一片盎然春色。就在这美好的时节，彭龙章、唐世裔、陈俊礼和我各自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后来彭龙章退休了，唐世裔调往湘西自治州，陈俊礼回到农业局，我仍回到文化局，一边继续着我的考古工作，一边回味着天子山开发初期那段难忘的生活。